2018年民生的话语分析和比较-兼论宪法民生保障的完善(1)论文(word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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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的话语分析和比较-兼论宪法民生保障的完善(1)

论文

一、必须承认，“民生”是一个“大问题”。就国家治理的一般经验而言，民生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能否发展，而这样一种经验同样得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尊重。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民生实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存在着较大的曲折和反复，笔者因此认为，考察这样一个过程背后的原因，分析其差异、找寻其规律是值得努力去做的一项的工作。就本文的研究进路而言，笔者认为，虽然把握具体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将民生实践视作受这些条件影响的动态过程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角度，然而，关注民生理解本身，考察民生理解与支撑这种理解话语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其理论预设在于：（1）影响民生实践的最重要因素在于人们对民生本身的理解，虽然不同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会使民生实践呈现不同的样态，然而这些条件造成的差异是有限的，而基于民生的不同理解产生的差异却具有根本性。（2）不同民生理解是以不同的话语体系为起点的，然而不同话语体系与具体结论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寻找、提取、分析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一种“类型化”的描述和推演，并寻求相应的例证，进行一种“民生”的“话语分析”成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根据福柯的理论，话语分析的

意义在于把话语“重新置于一个更一般的空间，以便在这个空间中驱除它们表面的人所熟知的东西，并建立它们的理论”。福柯认为话语“指的是和一个机构有关的一种语言，它包括表达了这个机构价值体系的思想和语句”；而知识则是一个总的说法，知识总表现为按一定规则，通过一定机制构成的一套语言即话语（discourse）。就本文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在本文以下部分的讨论中，我们主要将这样一种“话语分析”建立在两个历史的横断面比较基础上，即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通过这样两个历史时间段的比较，我们将发现，1956—1957年的中国和当下的中国的民生实践包含着差异巨大民生理解，而这些民生理解又是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产生的——对于1956—1957年中国，我们可以“类型化”地将当时的话语体系称之为“纯粹政治话语”，而对于当下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则认为其中包含着一种向“现代法律话语”的转变。笔者认为，这样两种话语体系分类已经为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的，而本文的工作也并不在于提出这样一种划分——那将是一个重复性的工作，本文的工作主要在于一种揭示，即我们试图揭示在这样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民生的性质、民生的主体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究竟会发生怎样不同的认识，并由此而预测，基于这些不同认识，中国的民生实践最终将呈现出或应当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二、毋庸置疑，无论在国史还是党史上1956年、1957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年这一年

以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1957年则被新中国历史的研究者们看作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从1949年至1957年上半年的新中国建设史往往被看作积极和正确的，而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76年则是“一再发生失误”“探索的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2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由曲折走向挫折的20年，是由于党的领导失误导致国家发生一系列严重错误的20年”。笔者认为，即使对于新中国民生实践而言，1956和1957年同样是具有突出意义的两年：一方面，从1949开始，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设者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已经获得了一些经验——这

些经验在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初步表述。[11]而另一方面，在1956年下半年，因为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12]百姓的生活出现了困难，“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专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13]而这些情况的出现迫使新中国的领导者需要对民生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做出系统归纳。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该文中，毛泽东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这两类矛盾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4]笔者认为，单从民生角度而言，毛泽东对基本矛盾的概括实际就是对民生问题生成原因的概括，而这样一种概括即使放到现在来看也是正确性的，然而，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评价的那样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5]——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不久，政治上就出现了党史研究中的“反右扩大化”，经济上则是“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民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而进一步恶化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情况发生呢？笔者认为，从最为直接的角度而言，单纯依靠政治话语看待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在纯粹政治话语的支撑下，在性质上，“关注民生”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虽然就社会主义本质而言，“关注民生”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16]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的这一特征在总体上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竞争这一更高的政治要求，[17]其时出现了所谓的“苏联模式”就是试图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在经济总量上的胜利，而这样一个政治要求及与此相伴的“苏联模式”也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完成，人们迫切的希望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高速增长体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18]换句话说，在1956年、1957年这样两个特殊的年份，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虽关注民生问题，却又将关注和解决民生视作一个手段性任务，突出发展重工业、显著扩充经济总量却是更具目的性选择，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充分显示。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一方面，毛突出强调要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保障人民生活”，然而又着重说明其最终价值仍在于“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19]另一方面，“毛泽东攻击了苏联过于着重重工业的做法，但又重申了对重工业对投放资金的要求是首位的”。

[20]这样，在“政治挂帅”的背景下，“生产力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总量的增长”、“民生”三者关系被简单化了——它们之间似乎可以直接划上等号，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