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德烈先生的一封信

给安德烈先生的一封信
――读《亲爱的安德烈》有感
安德烈先生：
您好！
2004年，您18岁。

2019年，我20了。

15年后，时代变了，但，我们的心境却若合一契。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中部的一个小城。

我没有双博士学位的父母，没有成长在多国环境，也不是富二代，更加没有经历过动荡的和平演变，甚至，我没有，没有像您那样的幸运，用书信跟自己的母亲慢交流。

安德烈先生。

我想告诉您。

我是一个普通人，我跟我的母亲处在一种既亲密无间又彼此疏远的状态里。

她很爱我，可以说是倾尽全力。

但是，她却不懂我。

我不知道她的过去，她也从没过问我的童年。

我们之间横越的是两代人的鸿沟。

20岁的我，追求独立的心情愈来愈强烈。

我的确像您那样，冷冷地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透露着一种独立的距离。

我的确像您那样，对母亲的热情也曾感到无奈。

当我看到您的母亲语重心长的信时，我开始思考，我的母亲会不会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她无法用精美的语言表达出来，甚至无法组成一段通顺的话，她只是试图用她们那一代的人生体验来教导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我。

您曾经提到，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八十年代是“punks”.而您那一代，却是缺乏叛逆缺乏冒险的一代。

其实九零后的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我们大多出生在舒适且有教养的家庭，没有真的苦难和挑战。

生活的安逸把我们养成了一个个“天之骄子”。

您的母亲，曾经是一个难民的女儿。

是那一类抛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被剥夺了语言文化和自信的人。

在那一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一切都只能是奢侈。

于是，她们更加相信苦尽甘来。

于是她们更加想把最好的给我们。

您的母亲曾给您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也要求您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您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您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我的母亲，从我上小学到上大学，她对我的要求仿佛没有变过，按照她的计划，我几乎不能有放纵的一天。

然而，十多年来，我从没有走上她给我制定的轨道。

直到，龙女士的这句话，给了我一个从反抗到清醒的理由。

好像，我为此等待了多年，等待它给我当头一棒。

安德烈先生，我羡慕您背后的那个小镇。

――那个鲜为人知却又十分“国际化”的小镇，羡慕您拥有一群从小玩到大的异国朋友。

我在我的家乡生活了七年，当我背井离乡去了我后来生活的城市时，我时常怀念家乡的点点滴滴。

虽然我曾经因为留恋城市的繁华而一次次地忽略它，但，我知道，它一直就在那里，不离不去。

安德烈先生，我想告诉您：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也不会因为非洲的贫困，去勉强自己舔干净每一顿饭；不会因为工人被剥削，而不去买喜欢的运动鞋；不会因为森林被砍伐，拒绝走进麦当劳的商店。

但是，当我们了解到更加残忍的事实时――比如商人怎么样从黑熊的胆囊里取出胆汁时，我们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特别混蛋。

但，十多年后的时代真的在进步。

整个世界都呼唤民主与法治。

我们，不是圣人，却可以献出一份力量，因为您的背后，会有强大的世界人民支撑着。

安德烈先生，我惊讶于您的成人礼――受到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性的双重洗礼。

纳粹、政教合一、社会贫富分化，我以为，作为富家子弟的您，出生在“爱国主义”家庭的您，会
有着上层人士的偏见。

可是，原来只是我以为。

您的的确确客观地给德国的民主与自由在打分。

是因为您的高尚吗？还是因为您的无归属主义？我，一个从未出过国门的人，我的祖国的信仰、梦想、历史、道路……一切一切的意识形态都成为了我的意识形态。

而您，感到没有国家归属的您，对待德国又是怎样的呢？
安德烈先生，我想说，之所以您对香港的生活方式不赞同，是因为您没有尊重文化多样性。

在我们中国人眼中，勤劳简朴，是传统美德。

我们相信“苦尽甘来”的人生哲理，即使我们的一生都在品尝“苦”。

我们抱怨起早贪黑、朝九晚五的工作，可是几乎都在为之奋斗。

您眼中的咖啡厅中的那种闲情逸致，是特属于您们的文化。

在我的城市，咖啡厅就是一种富贵的象征，至少，大部分普通人不会日日光顾。

安德烈先生，马克吐温说“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我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当您有勇气将这段话告诫给您那犯了错的博士母亲的时候，您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像母子，更像挚友。

如今的您，三十而立。

您是否依旧保持您的洒脱浪漫？还是为生活所困，为世俗所累？
愿您归来时，仍旧是少年。

您的忠实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