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自盘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淀期，至春秋战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论语》作为其中代表流派儒家的经典被流传下来。

公元一九九八年，当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三分之二在世者于巴黎聚会时，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若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首2500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里所说“孔子的智慧”应该主要是指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其代表当然首推《论语》。比如其中的“畏天命”、“和为贵”、“过犹不及”、“其生也荣”、“节用而爱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等，无不闪烁着浓郁的生态思想。下面我们根据《论语》原文，并结合有关材料，对其蕴涵的生态思想进行阐释。

秦代由于历史原因而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并未得到重视。至汉代高祖安邦定国，经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及汉武帝的推动，儒学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理论，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历代沿用的儒外法内的治世模式。自此，由于儒家的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论语》作为儒家的代表著作，其意义更为重大。

天本身是在人之中才具有生命力和决定性，人顺天之性，回应天命，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和天职，对天命的认同和领悟，意味着天人之间积极，亲和关系的建立与确认。这是对天命之性的承接与顺从，是人对其自身使命的自觉。孔子将天命与人为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将天命意义的昭显体现为圣人道德智慧的昭显，这种统一是通过“知”的体认和“畏”的实行来实现的。“知”，不仅是认知之知，而且是实践之知。“知天命”即体现天命蕴涵，因为知的转换，天命才能由外在的他律化为内心的自律，踏踏实实在人心寻一个安置处。换言之，天命即人生，天命的意义便体现为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即天命

与人生的合一，所谓“体天理立人极”的意义便在于此。以人生践履天命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者的基本精神。知天命的过程便是体认天命的过程，用自己的一颗心去体贴认知天命，体认天命的过程是人心血的付诸和生命的实现

人最初对天的敬畏，缘起于天的存在和力量。天，自始起便具有自然与超越的二重性，代表一种无所不在的自然存在和覆盖万物的宇宙秩序，在天的临照下，人是孱弱与渺小的，自然力量的无边化成了神格力量的无边，人最初向上天的顶礼膜拜，是对神性的尊崇。相信天的创生力、明辨力、赏罚力，世人往往对天有最高的期望：“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命，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尚书商书高宗肜日>>)无论超越的人格神存在与否，丝毫不能作为否认人类对天的这种最早崇敬之情的依据。由对天的感激崇拜之情，到庄严而神圣的祭天仪式，事天而致福佑，正因为人的敬意和诚意，才能迎来神的降临。人神同在，是对人的虔敬之心的一种最好的回应。人对天的虔诚，是一种神圣而崇高的感情，在参与祭祀的人毕恭毕敬的活动中显应出来。说这种敬畏之情是宗教情怀也罢，是信仰也罢，这是人对天最早最初的肯定与回应。

人立志顺天知命，作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最终落实于自己的道德实践，切实地将天命之性给予妥善的安置。仁是内在于个人生命的必然根源，也是个人生命的引发力量。但它敛于内，尚未完全的表现为天命的外在发用。它所应该面向的是如何在现实的生命中得到确

立，精神上的体验是完全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行为中确证自身。“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礼是仁的外在表现，“礼者，履也”。孔子认为，君子获仁，不仅止于自己的人格养成，还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个别生命的完成，还应是群体生命的成全。君子的仁，应在自己的周围泛起涟漪。礼是联结仁与外在世界的纽带，它是制度文化的构成，文明的基本模式，对于人类所特有的美德与力量而言，依礼而行的能力和意志乃是非常重要的。“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因而礼是成就道德人格的必然要求。“礼是制度性的，也是法则上的厘订，可以说是仁之用，在人的分际中谋取和谐，在和谐中掌握分际。”礼在孔子那儿具有神圣性与实效性，礼由仁而发出，是活动与灵动的，并非那些陈旧死板的繁文缛节，那样的礼，贫乏空洞，徒具形式，缺乏精神。礼，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1.指行为观念上的;2.行为礼节上的;3.典章制度上的。在《论语》中，孔子对“礼”的诸多描述，组成了一幅礼乐升平、其乐融融的图画。表明了人的道德是在人际交往的具体行为中实现的，这些行为是得到人际交往所认可的，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表达，礼是成就道德人格的必经门户。

《论语》中体现的儒家思想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甚至有些外国学者建议将其灵活运用于其国家机制中。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几乎都可以发现儒家思想的痕迹，它已经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其对于构建和谐发展的中国的未来，也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