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传教士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义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作用。

一、创办报刊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始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文化活动，应首推办报。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就在马六甲编辑出版了一份名为《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期刊，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停刊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中文报刊。如《东西洋每月统纪传》、《天下新闻》、《各国消息》等。其中，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于

1833年7月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

在这一时期，传教士还创办了一些以外商、传教士、外交官员为对象的外文报刊，其中以美国传教士俾治文编辑出版的《中国丛报》影响最大。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十九世纪四十到九十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企图用“文字播道”的方法来宣传基督教，以实现“中华归主”和为殖民侵略服务。因此这些报纸除宣传基督教外，:

还起着干涉中国政治，搜集中国情报，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作用。但是，由于传教士把介绍西学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因而在客观上，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沟通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早期的教会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曾揭案其宗旨为“首在灌输知识”。鸦片战争以后的教会报刊，也都以宣传西学相标榜，“科学”、“天文地理格致之学”成为其必备的栏目。有的报刊甚至是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完全脱离了宗教宣传的范畴。如美国传教士付兰雅编辑出版的《格致汇编》，就是一份单纯宣传西学知识的科普期刊。由传教士创办的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广的《万国公报》，在每期的扉页上也印有“本刊是为推动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的说明，并且着重介绍了大量的有关政治、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万国公报》甚至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的刊物。然而传教士并非要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在译介当时流行于欧美的社会改良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时，无意间带进来的只言片语。但是，传教士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介绍，在客观上却极大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加深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推动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教会报刊的创办，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报刊的出现。在19世纪以前，社会上公开发行和流传的报纸，只有报房出版的《京报》和《辕门钞》。这类报纸除了报头外，没有标题、言论，也很少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而近代教会报刊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采用的也都是先进的铅印或石印技术，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起了一个借鉴和推动的作用。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这一时期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刊的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

二、翻译出版书籍

除办报以外，基督教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是翻译和出版书籍。在近代中国，

由传教士创办的、影响最大的翻译和出版机构是广学会。“三十余载，所著译如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之类，以及《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诸出版物都四百数十种，卷

数约数百万。”在由中国人自办的翻译和出版西书的机构中，传教士也占了重要的地位。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长期聘用付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传教士担任翻译工作。其次是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历史等。这些书籍除了被当时的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外，其余的则公开发行。

近代对西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基督教传教士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宗教布道书和一些内容反动的政治书籍外，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在客观上对传播近代西学知识，为先进的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研究和学习西方提供了条件，它使人们改变了以往对西方科技的看法，从而形成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思潮。

随着各种西学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大量的西医西药书籍也由传教士译刊出来。近代最早出现的西医西药书籍是英国传教医生合信编译的《全体新论》，这是基督教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第一本比较系统的西医西药著作。继合信之后，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也编译了《儒门医学》、《西医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等30多种西医西药书籍和教科书，并在广州创办了培养西医西药人才的南华医学校。据统计:

到辛亥革命以前，大约有一百多种传教士译著的西医西药书籍在我国流行。这些西医西药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医药学知识，培养中国西医西药人才和促进中西医的结合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西学书籍的大量译刊和传播，对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和学习西方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直接推动了他们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谭嗣同的哲学著作《仁学》和《以太说》论文中所引用的“以太”概念，就是源于付兰雅的译著《治心免病法》。不仅如此，光绪皇帝、翁同和、文廷式等清政府官员也不同程度地受过传教士译著的影响。

教士的译著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的互动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807年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经过十年的努力，将基督教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从此以后，中国有了第一部完整的基督教经典。马礼逊之后的另一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则长期致力于中国儒家典籍的翻译工作。经过25年的努力，理雅各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春秋》、《礼记》、《易经》、《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