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

论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汉语方言的变声、变韵、变调,以及轻声、儿化及其他小称音变等,可统称为语流音变。

它不是纯语音的联合音变,有时是为了区别词义和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而形成的。各种音变的形

成和发展有一定的顺序,一般从连读变调开始,而后产生轻声,进一步发展为合音(包括儿化、小称

变韵和小称变调)。各种音变是唐宋以来多音词大量产生后发生的,是自北向南扩展的,现代方言

中是北方变得多,南方变得少。

关键词:汉语方言;语流音变;多音词

中图分类号:H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2)06-0043-08

汉语方言的变调、变声、变韵以及轻声、儿化、小称音变等现象,本文统称为“语流音变”。

近二三十年来,关于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已有很多调查报告,各种复杂的情形令人目不暇接。

“语流音变是方言在一定的语境中所发生的共时变异”,[1](P117)更具体地说,语流音变是单字

音在多音连读时所发生的变化。现代汉语方言中,语流音变的种类有多有少,音变的规律也各

不相同。有的方言同时存在着多种语流音变,其中的规律还十分复杂,有的几乎没有连读音

变,或者虽然有一两项,规律却很简单。总的说来,汉语方言的各种语流音变都很有特色,它既

不是单纯的连音变读(sandhi),也不全是表示语法关系的手段。所谓形态音位(morphoneme),

既是一种联合音变,也体现了某些历史音变。这些现象体现了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

的重要特征,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试讨论汉语方言音变的类型、成因、性质、途径和历史发展

过程。

一、语流音变的类型

轻声、儿化、变调、变声、变韵、小称等音变现象是现代汉语特有的,这些名称是中国学者按

照汉语的习惯所定的。中国学者不太重视规范术语,因而有些名称至今还不是十分统一。例

如“变调”多指多音连读字调变化,有的学者把粤语的“语素变调”也称为变调,那并非多音连读

时发生的,如果这种语素变调也算变调,“四声别义”不也是变调吗?轻声其实也是一种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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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2-06-20

作者简介:李如龙(193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可是通常并没有作为变调来分析。本文所讨论的“语流音变”就不包括“语素变调”在内。儿化是最早发现的“小称”,但是“小称”用开之后,儿化也没有同其他的小称合起来分析。名称、术

语是否妥当,其实是反映了对现象的分类和性质是否有了科学的认识,要对种种音变作综合的

研究,首先要从分类开始。

关于音变的分类,40年前,我在研究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的时候,曾经提出:“传统的音变

的分类,只有联合音变和历史音变。这是从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两个角度来分的。如果

我们从音变———语音现象和其他语言结构要素(词汇、语法)的关系来看,有的音变只是语音范

围内的变化,与词汇、语法无关。……而另一些音变则是和词汇、语法密切相关的。比如普通

话里用轻声区别词义(‘东西’的‘西’读轻声与非轻声意义不同)、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由于

‘儿’的意义的虚化而引起的语音上的‘儿化’,就都是这类音变。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正如上

面所介绍的,也是词汇———语法的需要所决定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语音变化

的类型,从他和语言结构各要素的关系着眼作另一种划分,即把它分为‘语音音变’(或称单纯

音变)、‘词汇音变’、和‘语法音变’。”[2](P114)许多新发现的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的事实证明

了这个提法是合理的、必要的。

李荣先生在《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中指出:“温岭话有两种变调:一种变调受音的环

境制约,另一种变调不受音的环境制约,前者是连读变调,像北京话的变调似的。后者逢入声

还要改变韵母,和广州话的‘变音’、北京话的儿化作用相似;为了和前者区别,可以管这种变调

叫做‘变音’。”[3](P65)他在《温岭方言的变音》一文中又说:“本调和变调之间是语音变化的关系,本音和变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3](P55)李先生说的“变调”和“变音”就是“语音变调”和“语法变调”的区别。如果仅限于多音连读而发生的变调来说,有语法意义的称为“变音”,无

语法意义的叫做“变调”,这种区分是十分明确而妥贴的,因为“变音”不但可以是变调,还可以

是变声或变韵,有时还可以兼有其中的两项。

然而,如果就已经知道的方言事实来说,这种区分法却很难涵盖所有的复杂情况。例如,

闽语的连读变调既不是单纯的联合音变,也不是像吴语那样的有语法意义的变音,有时还是区

别词义的手段:厦门话“日头”前字变调读[lit5-2 thau24]指的是“太阳”,后字轻声读[ lit5

thau24-1]意思是“白天的时间”;福州话的变声不变声也可以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大头”读

为[ tuai242-32 thao52 ]意思是“大脑瓜子”,读为[tuai242-32 lau52 ]意思是“(动物)的体积

大”。又如北京话的轻声,有的是词汇现象(作为区别词义的手段),有的是语法地位所使然。

可见轻声是“词汇变调”和“语法变调”,但是,伴随轻声而来的变声和变韵(“三个”的“个”声母

浊化,“进来”的“来”韵母变为单元音),却又是与词汇语法意义无关的联合音变。看来,对于各

种语流音变应该进行两种分类:从音变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变声、变韵、变调以及合音等;从音

变所反映的内容说,可以分为纯语音音变、词汇音变和语法音变。对于具体的音变项来说,这

些分类不一定是排斥项,而是可以兼容的。各种方言里的不同的音变,完全可以在这样的分类

的框架里作出具体而明确的定位。按照上述的分类法,就一些发表过的报告材料,可以列表比

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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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若干方言的音变方式和音变原因比较

音变方式音变原因

变声变韵变调合音多音连读区别词义区别词性

北京变调+ +

北京轻声+ + + +(习惯轻声) +(东.西)

北京儿化+ + +(花.儿) +(盖.儿)

获嘉变韵+ + + +(帽) +(地名)

获嘉儿化+ + +(篓儿) +(说话.儿) +(光光儿)

获嘉变调+ +

温岭变调+ +

温岭变音+ + + +(表小等) +(名词化+ )

建德儿尾+ + + +

遂昌变调+ +

遂昌儿尾+(表小)

绩溪儿尾+(数量结构)

黎川变音+ +(表小) +(动词)

萍乡变调+ +(轻重读)

长沙变调+ + +(结构有关)

娄底轻声+ +(词缀叠音)

福州变声+ + +

福州变韵+ + +

厦门变调+ + +(结构有关)

厦门轻声+ + + +

(以上各点材料依据:获嘉:贺巍,1979、1982;温岭:李荣,1985;建德:曹志耘,1996;遂昌:曹志耘等,2000;绩溪:平田昌司等,1998;黎川、萍乡、长沙、娄底:《现代汉语方言大辞典》各分卷)

二、语流音变的成因和性质

汉语方言的语流音变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多音连读。唐宋以来,汉语的多音词大量产生,

这个结论已经有很多数据可以论证。据董志翘统计,晚唐日本和尚圆仁用口语写成的8万多

字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就有双音词3 882个,占该书所出现的新词语的90%以

上。[4](P177)另据程湘清统计,《敦煌变文集》的复音词共计4 347个,用一定的语法格式构成

的约占90%。可见,到了中晚唐,多音词就已经在口语中占了很大的比例。[5](P1)向熹说:“复

音词大量产生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上古词

汇以单音为主,到了中古,就口语而论,复音词变得逐渐占有优势了。”[6](P494)口语是一个词

一个词说出来的,词与词之间常有不同的的停顿,一个词之中也停顿,就成了口吃,听不懂了,

这是一种常识。“各种连读音变是汉语多音词占了优势之后所引发的现象。因为多音词把几

个语素的意义重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于是要求语音上也把几个音节也结合成为一个整

体,连读音变就是把几个音节结合成一个新的语音单位的组织方式。”[7](P92)

多音词的快读是产生语流音变的第一动因,如果不参杂其他原因,这种联合音变便是纯语

音的变化。北京话的连读变调是最典型的联合音变。只要说得快,没有逻辑重音,一句话可以

是一个连音组,非末音节一概读变调,例如:上声字组成的句子“请你给我买两把小雨伞”,除末

字外一概可以读变调。换言之,这种变调与不变调同词义及语法关系无关。温岭方言的变调

也是只“受音的环境制约”,与多音词的意义和结构没有关系的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