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以保定老调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以保定老调为例
高一博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一些靠口传心授的文化遗产正在消失，许多技艺也濒临灭亡，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实物与文献资料丢失或被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实活动的记录，具有原始记录性，也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档案的本质属性，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借鉴了档案工作的各个环节。

本文以保定老调为例，从档案学视角出发，运用档案学的基本原理，借鉴档案工作中的收集、整理、鉴定、编研、利用等各项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有效保护。

一、老调概况
老调又名老调梆子，是河北省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距今已有约二、三百年的历史。

保定老调的唱腔质朴激越，雄浑宽厚，给人一种深沉凝重、气势恢宏的感觉，具有典型的中国北方那种忠肠烈骨、慷慨悲壮的民族特质，其表演自然流畅、亲切朴实，举手投足间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1958年，邓小平就有“保定有宝，老掉不老”评语。

老调艺术的健康发展，对于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娱乐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的趋势，保定老调继承人数量减少，观众群体萎缩，且保定老调剧目生产创新性不够，演出团体经费不足，难以吸引观众。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以档案学的视角，运用档案学原理，将老调文化无形化为有形，利用档案式保护的方法进行有效保护。

二、老调档案管理的内容
参照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概念，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保定老调的基础材料、特点和自然形成规律，将保定老调的档案分为项目本体档案、传承保护研究档案和申遗档案三类。

1.项目本体档案
项目本体档案即作品本身的文字记录、图表、照片、录音录像、光盘实物等。

保定老调艺术的项目本体档案归档范围包括老调的历史背景、发展概况、分布情况、创作材料及其唱腔、板式、曲牌、行当、曲谱、剧本、化妆等所有载体形式的档案资料。

项目本体档案是老调文化最基本的介绍，其直接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定老调的内容和特色，是档案管理的重要内容。

2.传承保护研究档案
传承档案包括老调的相关书籍、报纸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报道与宣传，以及展览、陈列等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载体的文献资料，同时建立每代传承人档案，包括历代传承人的基本资料，师承情况，代表作，演唱特色，获奖情况等。

保护档案是老调保护、抢救、管理、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保护计划、法律法规、采取的方法、措施、手段等文件材料。

老调的研究档案是指各科研单位在开展研究工作中形成的材料，如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的介绍、研讨会议材料、有关论文、刊物、丛书等。

传承与保护这类档案范围广、种类多、数量大，来源复杂，不容易收集，是档案保护工作的重点。

3.申遗档案
保定老调的申遗档案包括申报时准备的材料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申报书、项目调查报告、项目图片、传承人推荐表、申报录像片等，还包括批准文件、项目论证专家名单、论证意见及允许申报该项目的书面授权证明和同意使用申报材料进行宣传、推广工作，以及进行非营利性公益活动的授权书。

申遗档案较为规范，内容明确，容易查找和掌握。

三、老调档案式保护的建议
1.收集档案资料并建立完整的老调资料数据库
档案的收集工作是整个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为开展档案管理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

由于老调的档案来源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性，档案的产生单位分散，相当一部分档案资料散落在民间，这大大增加了老调资料接收和征集工作的难度。

档案相关部门应通过档案征集、档案接收、史料挖掘、接受捐赠、有偿购买、寄存保管等多样化、多元化、综合性的方式对老调资料进行收集，利用现代化手段建立完整的老调资料数据库，如将演出过程进行视频录制、将老调艺人的讲述录成音频等方式进行档案保存等。

2.对老调资料建档并整理
分类方法按照主题-载体分类法进行分类，一级类目分为项目本体档案、传承保护研究档案和申遗档案。

二级类目，项目本体档案分为历史背景，发展概况，分布情况，创作材料，唱腔、板式、曲牌、行当、曲谱、剧本、化妆等。

传承保护研究档案包括传承档案、保护档案、研究档案。

申遗档案包括申报时准备的材料、批准文件、项目论证专家名单、论证意见、授权证明等。

三级类目则按照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载体进行分类。

维持档案内部有机联系，发挥好整理工作在整个档案管理流程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3.对收集整理的老调档案进行鉴定
档案鉴定理论有年龄鉴定论、职能鉴定论、文件双重价值论、宏观鉴定论等，鉴定工作是由档案工作者主观的对档案保存价值的评价和客观的鉴定理论与原则综合决定的，由于人的主观性，制定档案鉴定规则尤为困难。

老调的内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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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档案的鉴定规则不能统一，且保存下来的档案数量较少，档案鉴定意义不大。

4.对老调资料进行安全保管
进行档案保管的根本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延长档案寿命，是现维护档案完整和安全的重点环节和主要手段。

老调档案的保管工作可分为库房管理、设备和装具三部分。

库房建设地点要远离易燃易爆场所，尽量减少水、暖、电等基础设施给档案保管带来的隐患，墙体、屋顶、地面的构造和材料要注重稳定。

库房内应具备温湿度调节和检测设备，防火防盗等安全设备，照明设备等。

档案装具可以直接防止光线、灰尘、有害气体对档案的危害，对于不同载体的档案要用不同的档案装具，如声像档案要用防磁柜，保证档案的可读性。

5.对老调资料进行开发并提供利用
通过编纂老调档案史料，进行修史编志，或撰写老调艺术研究文章与著作，对老调资料进行开发。

如1985 年由李忠奇所著的《老调简史》，1950年汤雪耕先生发表的《丝弦、老调与评戏唱法的初步研究》。

在编纂出版的基础上还要注重作品的宣传力和影响力，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对老调文化进行推广和宣传，让更多人群认识老调、爱上老调，同时联合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开办展览等文化活动，将老调文化发扬传承。

6.对老调档案进行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非遗档案信息化建设是指在国家档案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的统一规划和组织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非遗档案转换、再现、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逐步实现非遗档案保护、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区域化、自动化和网络化的一种实践活动。

老调档案资料要进行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的工作，可将演出剧目制作成光盘音像资料，将剧本等纸质文件通过扫描、拍照等方式进行数字化处理。

同时，一个完善的网站能够拉近老调档案与利用者的距离，现阶段老调网站仍然不成熟，如保定老调艺术网中数据资料少，数据更新慢，老调精图板块中许多图片没有添加，相关单位应加强老调网站的建设，丰富老调文化档案利用的形式，展现老调魅力。

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文化土壤被越来越多的新兴文化和外来文化侵蚀，保持和重新开辟中国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空间尤为重要。

本文从档案学角度出发，以保定老调为例，探究保定老调文化档案式保护，使老调文化无形化为有形，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存的“失存、失传、失信、失众”的问题，有效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上接第1页）
秦汉两朝在确立史官制度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在这一时期，以“秉笔直书”和“警示监督”为代表的中国史官文化早已生根发芽，这一时期的史官是这些文化的践行者，同时也是这些文化的传播者。

秦汉之后，史官修史，莫不遵循“秉笔直书”和“警示监督”等史官精神。

一、“秉笔直书”。

史者，最基本的要求便是公正不倚、如实记事。

“秉笔直书”源自于春秋时晋国的史官董狐，晋灵公在位时，到处搜过瓜脂民膏、残害忠良，大臣赵盾多次劝谏未果，遂愤而出走。

不料，他还没出晋国，其族弟赵穿便杀死了晋灵公。

此时赵盾便重返晋国，辅佐晋灵公之子当上国君。

董狐在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赵盾弑其君”。

赵盾听说这件事后，十分不满意，转而找董狐理论，谁知董狐义正言辞地说：“你赵盾是正卿，逃跑的时候没有离开晋国，返回来的时候又不讨伐逆贼，难道我冤枉你了吗？”赵盾无可辩解，只得担下这弑君的罪名。

“秉笔直书”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很好地坚持了“实录”精神，为写明白某个历史事件，司马迁不惜跋山涉水，前去实地查询调研。

需要指出的是“秉笔直书”是好事，但却并非所有后来的执笔者都有这样的操守，即便有这样的操守，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好运。

比如北魏的史官崔浩在修史时，因为“叙述国事，无隐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便触怒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仅自己被杀，还被株连三族。

二是“警戒监督”。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朝在修订前朝史书时，都是对前朝兴亡交替的一种宝贵经验总结，希望“以史为镜”，来避免当朝犯前朝重复的错误。

刘邦如此，后来的李世民也是如此，他们都极为重视对秦亡和隋亡经验的总结。

同时，由于史官的独立性，皇帝起初对史官都有一种畏惧心理，为了避免他们记录到自己的过错，为了在史书上留下好名声，皇帝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史官这时在客观上对皇帝起到了一种监督的作用。

比如李世民就说：“我在每天上朝的时候，都要考虑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切实关系到百姓的利益，所以，不敢多说”。

但在王权进一步的集中过程中，史官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唐代开始，皇帝用威权强迫史官编修的历史交给自己过目，在这一过程中，史官为讨好皇帝，自然不免对某些历史事件进行美化，如此一来，几代之后，某些历史事件竟沦为了悬案，后来的读史者已不知道自己是该相信正史还是该相信野史。

比如潘仁美，此人《宋史》中写作潘美。

在野史和传奇中，潘仁美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在登上戏曲舞台后更是恶名远播，但在《宋史》里，潘美其实是一代忠臣良将，那么，人们是该相信流传极广的“小说家”之言呢？还是该相信官方的《宋史》？对此，清代的大儒焦循曾在《剧说》中说：“野史并一定为假，正史也不一定为真。

”当史官摒弃了应有的精神、当历史不再真实，损害的其实又岂止是历史本身？
总的来说，秦汉时期的史官制度和文化都得到了基本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时期代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最高成就。

此后的史官制度在隋唐进一步完善规范之后陷入了僵化，此后的史官文化在剥离了“神”的影响之后，也丧失了“人”的独立，在把自己“卖”给王权之后，史官文化的传承也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史学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灾难。

（作者单位：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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