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位浙大名人

在旧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有两位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担任过将近三年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另一位是担任过十三年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

由于竺可桢担任校长期间正处于战乱时期，其办校困难程度更大一些。

但他却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著称于世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曾于1944年两次到贵州遵义，访问了迫于战乱迁移到此处的浙江大学。

他褒誉浙大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苏步青和谈家桢是浙江大学的三位名人。

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

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74年逝世。

苏步青于1931年获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浙大任数学教授并于1933年出任数学系主任。

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直至担任校长。

他被学界誉为“数学之王”。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于1936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

1937年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就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他在复旦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学院。

这三位从浙
大走出的名人，都为新中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而在他们各自的科教生涯中，都受到了毛泽东的深刻影响。

竺可桢赞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
竺可桢是享有盛誉的科学大师，他的学术水平和道德人格都可以说到了有口皆碑的地步，以致于有人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100年中也不过七、八个人”。

1936年初，浙大校长出缺。

有人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接任。

竺可桢在与蒋面谈后，几经考虑，同意接任。

在随后的十三年里，浙大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有名的“民主堡垒”。

在这段时间，他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

临近解放，竺可桢拒绝了蒋介石去台湾的邀请。

他潜居上海，不期遇到了正在上海指挥将国库中的金条运往台湾的蒋经国。

蒋经国以其父名义请他赶紧赴台，竺可桢婉言相却。

上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与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在一起。

◆毛泽东接见竺可桢。

上都具有创新的科学论文一经发表，便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竺可桢从1917年开始记日记，但保存下来的是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他去世前一天的日记（有个别日子没有记）。

这长达38年之久的心路历程，不仅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而丰满的竺可桢，同时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折射出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在他的日记中，“毛主席”是出现得最多的词汇之一。

毛泽东参加的任何活动，他都会把在广播（有电视后也有电视播放）中听到的，在会议上传达的，在报纸上读到的内容写到日记中。

他一直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的心得体会也是他日记中的内容之一。

晚年的竺可桢对毛泽东愈加崇敬。

他深深感受到了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认为这种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

虽然他看到或听到当时城乡物质匮乏的种种情况，也了解到“文革”中发生的一些内乱现象等，并在日记中都有所记载。

但总的来说，他坚信形势是大好的。

这一方面是来自于他亲身经历过新旧两个中国的体会。

例如，1970年3月7日是他的80岁生日，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他兄弟姊妹六人，有四人在旧社会不到40岁就去世了，他和一个姊姊活到了80岁，“这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卫生政策‘防重于治’之赐。

国内鼠疫、伤寒、天花等病几乎绝迹，这不可不为是世界一个大事。

”另一方面他从海外来访的客人（有时一个月中科院要接待11批来访的外宾）的反
映中也深刻感觉到了这一点。

例如，他在1972年12月4日的日记中提到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后感到国家变化之大的“感动”；在1973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到了美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到祖国后最强烈的印象是人人奋发图强”；6月16日美籍中国学者观光团“对中国日益强大觉得荣幸”“骄傲”，“我们发射原子弹，美国人觉得中国人真了不起”；7
月24日英国华人学者“说农村变动之大惊人，由于人民公社穷乡僻壤也有电灯”，等等。

更重要的是，与科学终生结缘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取得的辉煌成就。

他在 1968年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十八年中，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科学技术进步之速，前所未有，大不同于解放以前，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十八年内统统做到了”。

苏步青：毛泽东思想继续指引我前进
1948年末，国民党政府预感到失败命运临近，一些要员纷纷飞往台湾。

他们动员一些专家学者一起前往。

虽然苏步青对共产党不甚了解，但经过考虑，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9年春，中共地下党以“中共
杭州市工委”的名义，给苏步青送了贺年片，贺年片上有毛泽东的署名。

苏步青看后心头一震，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五年后的1954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苏步青，在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上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当时，全场响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则高呼：“同志们万岁！”这种热烈场面使苏步青感到无比激动。

他想：我这个在旧社会教了近20年的教书匠，今天也能在大会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啊！
此时苏步青已经由浙大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两年了。

1955年底，他作为一行9人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

回国时，他和另一位成员是乘船回到上海的。

此前，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先回国的七位代表团成员。

1月10日，毛泽东由杭州抵达上海，下午六时，在上海苏联展览馆同上海各界
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共七十多人座谈并共进晚餐。

此前毛泽东提出要补行接见苏步青等两人，苏步青因此参加了座谈会，并由老市长陈毅介绍给毛
泽东。

毛泽东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苏
◆1961年5月，毛泽东与苏步青亲切握手。

中间为戏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先生。

谈家桢
◆20世纪50年代的谈家桢（左）。

月2日，毛泽东又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

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

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
谈家桢和他的老师李汝祺都是先后从师摩尔根，是坚定的摩尔根学派。

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

当时，许多人劝谈家桢不要回国，理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遭到如此命运呢?谈家桢却坚定地选择了回国。

他认为，共产党总比国民党好，中国共产党不一定会学李森科那一套。

谈家桢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1956年8月10日，遗传学座谈会在中科院青岛疗养院召开。

这次会议从深层背景看，是毛泽东导演的，为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显示中国共产党自主路线的一个重要部署。

斯大林导演了宣判摩尔根学派政治死刑的苏联农科院1948年会议，而毛泽东导演了为摩尔根学派恢复名誉的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在此前几年饱受压抑的中国的摩尔根学派的学者们，迎来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好机会。

谈家桢和李汝祺都参加了会议。

后来李汝祺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毛泽东看后非常赞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把标题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来的标题作为副标题，还亲自为之写了按语。

为了传达和贯彻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整风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参加了
会议。

3月1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
召集科学工作者座谈会，谈家桢应邀
参加。

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哦！
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座谈会
开始后，毛泽东还专门把身子转向谈
家桢，关切地问对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
科研有些什么意见。

谈家桢兴奋地介
绍了青岛会议上各派遗传学家各抒
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那次
会议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
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的情
况。

毛泽东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
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
要把遗传学研究搞起来。

”沉思片刻
后，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
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

现
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从北京回来不久，共产党的整风
运动开始。

不久前受到毛泽东一番当
面鼓励的谈家桢，信心十足也勇气十
足。

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三大意见，
其中最敏感的是“学习苏联”问题。

但他以“不要怕”的精神，大胆直
言：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的
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

李森科在
斯大林的扶持下，倒行逆施，不仅没
有改变和挽救苏联农业落后的局面，
反而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
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
影响，后果严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整风转为
反右派斗争。

有人向谈家桢打招呼，
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

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见上海科学、教
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
士。

应邀参加的谈家桢未曾料到，毛
泽东在许多人中间一眼认出了他，亲
切地跟他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
先生。

”继而又风趣地说道，“辛苦
啦，天气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
嘛！”毛泽东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个
小时。

谈到了延安整风、上海反右派
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等问
题。

谈话后，毛泽东还和出席座谈的
人员一起观看了越剧《杜十娘》。

1958年1月5日晨零时三十分，
谈家桢和周谷城、赵构超应邀从上海
到达杭州刘庄见毛泽东。

他们的谈话
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话题广及工业、
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
方面，谈家桢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
强调的群众观点。

毛泽东反复地说，
“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
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

他希望这
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
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

去走走
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

”
谈天说地间，毛泽东亲切地问
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研究搞
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吗？”谈家桢后来回忆：“在这位比自
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关切的询问下，
我十分感动，积郁心头已久的心里
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毛泽东仔细
地倾听完我的话后，再一次表了态，
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有困难，我
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
去！’”
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毛泽东来到上海，约见了谈家桢和苏
步青、周谷城、周信芳等人。

毛泽东
问谈家桢：“你对把遗传学搞上去，
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家桢回答没有
什么顾虑并汇报在学校里已经成立
了遗传学教研室，两个学派的课程同
时开的情况。

毛泽东再次鼓励他要大
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1961年年
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
遗传学研究所，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
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

担任所长的
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
学高峰攀登。

到1966年“文革”前
夕，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
文50余篇，出版专著、译作和讨论
集16部。

谈家桢学习摩尔根的治学
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
作者。

天有不测风云。

“文革”运动开
始后，谈家桢坚持的摩（下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