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遗物遗存看黔西南古代社会变迁「在深度穿越中涨姿势！」

从遗物遗存看黔西南古代社会变迁「在深度穿越中涨姿势！」2016-09-20崔利军黔西南社科
2016年第17期A版
绪论：黔西南地处北纬24°40′至26°20′珠江水系上游约16000平方公里的南、北盘江流域，位于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历史上属夜郎古国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兴义、兴仁、安龙、贞丰、普安、晴隆、册亨、望谟8个县（市）和一个国家级、两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以及六盘水市盘县特区，素有“三省通衢”、“滇黔锁钥”和“西南屏障”之称。

境内居住着汉、布依、苗、同、彝、仡佬、瑶、黎等35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

黔西南历史文化厚重，有不可移动文物
1248处（已登记）、文物保护单位54处，文
物藏品（含化石）18834件（套）。

其中：一
级文物62件（套）、二级114件（套）、三
级277件（套）。

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的
遗物、遗存为揭示黔西南古代社会面貌提供了
丰富的实物佐证。

黔西南古代社会研究，尤其是明清以前社
会研究，因史料阙如、“文献不足征”之故，
常使研究者难于着手，该方面研讨性文章亦屈
指可数。

就省内外研究状况言之，初步统计有
七篇：
上述论文均采用了考古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两重证据法”，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黔西南古代社会研究，然仅着眼于点或局部，未从宏观上把握黔西南社会发展演变过程。

部分文章还存在脱离当时客观历史环境，表述不准、主观臆断诸多问题。

如：《交乐汉墓出土文物赏析》一文中，“巴郡守丞”释读为“小巴郡”之“郡守佐贰”（案：郡守佐贰为郡尉、郡监，秩禄“比二千石”；郡丞分为郡守丞、郡尉丞，系郡属吏，秩禄“六百石”）；《走进夜郎》释读“老鹰岩”驿道为秦汉“五尺道”组成部分（案：“老鹰岩”为清代新辟驿站）等等。

本课题在以上研究成果基础上，采取田野调查法和汪宁生先生考古实物、普通古籍、民族史料结合的“三重证据法”，利用图书馆、博物馆、计算机远程服务体系与各类工具书，搜寻查找相关实物及资料，把黔西南古代社会划分为史前文化时期、三代至西汉初期、两汉时期、三国魏晋至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五个历
史发展阶段，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状况、民风
民俗、民族融合等方面内容。

通过历史文献与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发现）
遗物遗存相结合，探索、论证黔西南地区古代
社会变迁状况，以反映、还原黔西南古代社会
本来面貌，把握其历史发展脉络，走出认识误
区，进一步深化黔西南古代社会研究。

从遗物遗存看黔西南古代社会变迁
「上篇」
第一节旧石器时代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黔西南史前文化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发现于兴义顶效猫猫洞的“兴义人”就是黔西南境内迄今最早的土著居民代表。

猫猫洞遗址
“兴义人”生活在距今1.2万年以前，属晚期智人。

从猫猫洞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加工精细的刮削器、砍砸器、骨刀、掘土用鹿角铲和动物烧骨、碳屑等实物中不难看出：兴义人已掌握用火技术，进入原始渔猎、种植业阶段。

其出土石器亦别具一格，有单面刃式刮削器、锛型器；两侧边沿修整锐利，前端中部垂直相交的心形尖状器；制作精美的雕刻器；石核；石片；砍砸器等，且多为“锐棱砸击”、反向加工而成，目前在国内尚属首例。

骨、角器制作别致，有锐尖、扁尖、钝尖、斜尖骨锥；骨刀和刃面呈45度角的鹿角铲，地域特征十分明显。

此后，在营盘山张口洞、清水河双桥大洞和安龙福洞、菩萨洞及普安青山大白洞、坪田洞、庙洞、癞子洞、牛鼻洞、岩下；新店大白洞、大洞、偏偏洞等地也先后发现与“兴义人”同时的原始土著人遗址，文化类型与猫猫洞遗址相似，当属同一族群。

第二节新石器时代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生活在黔西南普安、兴义、安龙一带的原始人群于一万余年左右先后步入以磨制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期。

该段时期典型遗址是龙广观音洞。

龙广观音洞遗址位于义龙城乡统筹试验区龙广镇七星村平广寨北，面积约1200平方米，距今1万余年至6千年之间。

龙广观音洞遗址
1985年3月，省博物馆王新金、蔡回阳在文物普查工作中首次发
现该遗址；次年8月，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联合试掘；此后，在1990-1996年间，省博物馆对遗址共计进行3次发掘。

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人类和动物遗骸、植物籽等各类遗物20余万件和大量用火遗迹。

遗址文化堆积厚约5米（未及底），自上而下分13层。

出土绳纹陶片20余块，分红、褐、灰、黑四色，质地粗糙，为初期陶器残片；出土动物遗骸以螺壳数量居多，脊椎动物含鱼、鸟、兽、爬行动物和鸡、牛等禽畜；出土鸟形骨饰、刻符骨块、经纬纹砾石、刻刮骨铲多件，在省内属首次发现。

遗址堆积物时代从临近更新世结束延续至全新世早期，文化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早期。

遗址填补了我省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空白，对全省乃至全国探讨新旧石器过渡时期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观音洞文化类型同于猫猫洞，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者间的传承关系和传承方向。

即：龙广观音洞文化为猫猫洞文化向东南方发展、传承之支系。

此外，兴义南盘江镇（原巴结）者莫寨、箐口、普安青山打铁洞、屯脚营盘山遗址和贞丰白城观音洞、天生桥、鲁容孔明坟遗址，也发掘出土与该遗址时段相同、文化形态相似的磨制石斧、刮削器、绳纹陶片等实物和居住遗迹。

发掘出土遗物、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期生活在黔西南地区的原
始居民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一是考古发现的磨制石斧、刮削器、刻刮骨铲、绳纹陶片；鸡、牛等禽畜骸骨和鸟形骨饰、刻符骨块、经纬纹砾石等生产生活用具及动物遗骸，反映了新石器时期的黔西南地区原始农业得到发展，开始制作陶器、驯养动物，产生形成原始畜牧业、手工业和原始艺术的社会经济发展面貌；二是从龙广观音洞到兴义南盘江、普安青山、贞丰白层、鲁容新石器遗址的分布状况，一方面反映时人居住环境的改善，开始由穴居逐步走向旷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的活动范围出现沿南、北盘江上游自西向东扩展之势。

第一节夏商周三代以来迄于
西汉初期黔西南社会概况
夏、商、周三代以来递于西汉初年，黔西南地区社会面貌不断发生改变。

原始土著族群活动空间、范围已逐步扩大，人们过着“耕田、有邑落”的农耕定居生活，不同族群间联系、交流日益频繁，族群内贫富分化益趋明显，开始出现君长，部族联盟国家亦由此产生。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滇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

”正是太史公司马迁对包括黔西南地区在内的夜郎、滇等西南夷部族社会性质、生活的写照。

这在考古发掘实物、遗存中也不难得到印证。

出土模具
第二节考古发掘出土实物遗存中之黔西南
本阶段黔西南地区出土实物遗存有兴义南盘江古墓葬、普安铜鼓山遗址群、义龙城乡统筹试验区（安龙）龙广遗址群、盘县沙陀遗址、贞丰鲁容坝油秦汉遗址、者相汉遗址、坝岩汉遗址、百层坡闷汉遗址、鲁贡平乃汉遗址、望谟乐元汉遗址等，其中以普安铜鼓山、义龙试验区龙广遗址群为最。

铜鼓山遗址群位于普安县青山镇，以范家寨村（原营盘村）陈家龙滩东500米左右的铜鼓山遗址为中心，共有铜鼓山、狮子山、大营山、小营山、大院子、屯上、铜壶山、屯脚河、马鞍山、赵家大坡、倪大箐等大小遗址10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

遗址群于1978年由省博物馆调查发现；1979年复查并开展小范围试掘；1980年至2002年，省考古所展开两次大规模发掘。

遗址群年代上启周初，下迄秦汉，多数遗址以原生石作居住面，外围有石砌围墙，出土石器、骨角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陶器和范模等文物近11800多件。

仅铜鼓山一处遗址，面积就达4000平方米，发掘出土1500多件文物，陶片万余块，清理房址4座、窑址1座、灰坑11个和火塘、零散柱洞遗迹，是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遗址，也是云贵高原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正式发掘的青铜冶炼作坊遗址。

作为青铜冶炼作坊遗址和黔西山顶遗址典型代表，铜鼓山遗址群是研究云贵地区青铜器铸造、产地和山顶文化遗存问题的重要实物资料。

龙广遗址群位于义龙试验区龙广镇，西接兴义郑屯、鲁屯等地，是一处面积开阔的山间坝子。

有纳万村营脚、柘伦村上头营和下头营、纳西村营盘、小场坝村播落、坡院及大寨、纳桃村磨雍佳皂村小子营、大子营、七星村七星山、平寨包包等12处遗址。

地理位置优越，遗址间相距约数百米，已形成较密集的聚邑。

遗址群于1998年被进驻龙广的贵州省夜郎考古专题调查组发现。

2009年4月，因汕昆高速公路建设所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有羊角钮钟、“T”首曲刃青铜剑等造型奇特、极具地方色彩之器物。

出土模具
从发掘出土实物文化特征观之：铜鼓山出土石器为磨制石器，器形有斧、凿、刀、杵、臼、坠、纺轮、饰物等，以环、玦等装饰品居多；骨角器中穿孔牙饰和笄占该类器物50%强；陶器多数为夹砂陶，陶色以红皮为主，纹饰以粗、中、细绳纹为主，器形有釜、罐、杯、碗、豆等，釜、罐居多，且多为圜底器；铜器饰品最多，其次为生产生活用具，兵器多带“V”形饰，铁器罕见；另，反映铸造工艺的有内模、外范和坩埚，范、模以砂石制作，范上镌几何纹饰图案，其中“心”形纹饰者6件。

“心”形模具与兴义猫猫洞旧石器遗址发现的心形尖状器系出同源，表现出明显的承继关系；“V”形铜钺、一字格曲刃剑、开刃于弓弦之半月形石刀特色独具，与相邻滇、巴蜀文化器物不同，地域特征鲜明，属“夜郎文化孑遗”。

此类器物在兴义市南盘江镇波那兴墓葬、兴仁、安龙、晴隆和同属夜郎文化体系的赫章可乐（汉阳）、威宁中水、清镇乃至滇文化体系之云南晋宁、江川李家山、越南北部等地亦有零星出土。

由此证明：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以普安青山为中心的夜郎文化体系土著族群间与相邻不同文化体系族群间已产生交往与商业活动；龙广遗址群出土曲刃青铜器形制与普安铜鼓山同类器物近似，当属同一文化类型的不同体系；遗址群中夹砂
绳纹陶片，呈现由低火候向高火候过渡趋势，时代延续性明显。

第三节夜郎中心——普安青山
铜鼓山遗址时代为夜郎部族国家形成之际，方国瑜先生认为中印交通线“以滇池为枢纽，北通邛都、笮都至蜀，东通夜郎、牂牁（且兰）至巴，以联于楚，西通昆明、雋唐，经掸人（缅甸）地，以至于身毒（印度）……开通中印文化交流，始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前。

是时，西南各族社会、经济文化已有一定基础，而由于楚、蜀商人的活动受到更多的影响……楚将庄蹻率兵至滇，即循商贾通道而来”，这在黔西南及邻近的遵义、毕节、安顺地区“两纵一横”的汉代遗物遗存分布格局中亦能窥之。

即“沿乌江支流的洪共河、芙蓉江、赤水河，顺流呈丫枝状向南发展，抵黔西、清镇、平坝分两路：一路由西南方经安顺（西秀区宁谷）至镇宁、贞丰一带过北盘江，往西南扩展至兴仁、兴义一带；一路从黔西往西经毕节抵达乌蒙山核心区与从南夷道而来的赫章、威宁遗址相连”。

因汉牂柯郡郡治在安顺宁谷一带（故且兰），又逢秦、楚争夺西南地区激烈之际。

其时，秦已控制蜀国及周边地区，实行战略迂回之庄蹻楚军若由且兰向西北走黔西、威宁，由昭通（朱提）南下至滇，极有可能与北面不远之秦军相遇，“劳师袭远”之后果可以想见，故西南一路当是楚将庄蹻由且兰经夜郎至滇之路径。

安顺宁谷既为且兰，位于盘江流域的贞丰、兴仁一带黔西南广大地区为夜郎本土当毋庸置疑。

再者，作为部族国家，同一部族不同支系文化间也必然存在细微差别，从普安铜鼓山、龙广观音洞遗址和盘县沙陀出土文物中可见一斑。

又，普安青山铜鼓山遗址群地处素有遯水或牂牁江之称的北盘江上游，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夜郎竹王兴于遯水”，普安青山当是夜郎兴起之地。

考古发掘遗物遗存亦表明：从三代至西汉初年，以普安青山为核
心的黔西南地区已逐渐由使用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步入青铜时代，社会分工日臻细密，农业、渔猎、制陶、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青铜冶炼、玉石加工已成为经济发展新兴产业，原始土著居民多居住在“原生石为居住面，原生石板周围用石块砌筑，顶端用草覆盖。

”之石室内，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入，以农耕为主，渔猎、手工业、商业为辅的定居生活。

至于居民族群成分，据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骨笄、铜笄、环、玦和三枚人齿（门齿、犬齿、臼齿各一枚）等实物，结合乐史《太平寰宇记》：“戎州风俗……其蛮獠之类……椎髻卜跣足、凿齿穿耳。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南夷之君（夜郎君长），西僰之长（治今宜宾），常效贡职”，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保子帝时，雄长僰、獠”之记载，可知系今布依族、仡佬族先民——百越族群集团之濮、僚人。

两汉时期，尤其在元鼎六年，汉武帝平南夷为牂柯郡后，作为南夷夜郎重要组成部分的黔西南地区社会面貌出现新的变化。

第一节两汉时期黔西南政治格局
两汉之际，郡国并行制度盛行。

其制始于西汉初年，影响沿袭至东汉。

西汉自建国伊始，汉高祖刘邦一方面行秦郡县之制，在全国置郡设县；另一方面，承西周分封建国制度，大肆分封功臣、宗室子弟、少数民族首领为王侯，“又立诸侯王国”2。

逮于东汉顺帝，“天下郡、国凡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3。

故在两汉政治大环境影响下，囊括黔西南地区的南夷夜郎为君长国的原部族联盟国家政权组织
形式已然被郡国并行制度取代。

汉武帝平定西南夷后，在其地置有粤巂、沈黎、文山、武都和牂柯郡。

其中：牂柯郡为南夷地。

据《汉书·地理志》，有“且兰、夜郎、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毋单、漏江、都篖、西随、谈藁、进桑、鉤町十七县，与《史记》“（西）南夷君长以十属，夜郎最大”（案：“西“为衍字）记载相符。

此外，西汉统治者还大肆分封各部首领，以势力大者为王、其次侯，小者邑君，形成金字塔式分封建国之制，著名者如夜郎王、漏卧侯、鉤町侯（后因毋波平乱有功封王）等，使原本松散之部族联盟政治组织转化为层层相因之封建领主制度。

如此，一方面加强和推动了各部族间联系与封建化进程；另一方面，亦激化了大小土长之矛盾，增强了中央王朝对边远郡县的控制。

由西汉末年，夜郎王兴、漏卧侯俞、鉤町王禹因边界纠纷举兵相攻事件可见一斑。

案：是时，黔西南地区除兴义（不包括顶效、万屯阿红、南盘江镇一带）、盘县（一名盘水县）外，余者皆当在原夜郎本部之夜郎、谈指两县或夜郎王国封地内。

首先，“郡县区划是在部族区域基础上设置起来的，……以部族区域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部落列郡县’的特点。

”从魏晋之际分割牂柯郡，以黔西南西部之兴义、盘县入兴古郡，分置汉兴、盘水县，“民国二年，兴仁、兴义则以大路所经之阿红场坝对面之分水岭为两属接线。

……（原属盘县之）阿红以西及南之楼纳、顶效、马鞍山等处拨隶兴义。

”“巴结，原册亨州同地，后划隶兴义”可知：兴义大部、盘县当为夜郎别部，而非夜郎本土。

由盘县沙陀出土，异于滇、蜀器物类型，不同于普安铜鼓山遗
址出土文物风格之辫索纹铜釜也可证之。

其次，本阶段考古发现之万屯、交乐墓群和青山小屯、万屯阿红、贞丰浪更燃山石板墓群遗址亦为进一步研究两汉时期黔西南地区乃至南夷夜郎行政区划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普安青山小屯、贞丰浪更燃山和兴义阿红老坟山石板墓呈长方形，墓壁、棺盖皆以天然石板构建，具有墓室狭长、墓葬分布均匀、墓葬方向、位置讲究，随葬品以玉器为主之特点；构建方法独特，异于滇、蜀地区石棺葬。

兹以阿红老坟山石板墓为例。

老坟山出土玉器
老坟山墓地位于阿红村南山麓，分布范围近万余平方米。

2009年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晴兴高速公路建设用地进行考古钻探时发现，次年10月开展考古发掘。

共清理墓葬57座，均为长方形石板墓，出土实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及少量动物牙齿。

陶器多为圜底器，绳纹灰褐、黄褐陶数量居多，方格纹次之，与铜鼓山遗址出土陶器接近；石器属铜鼓山类穿孔石刀；玉玦、玉璜、料珠、串饰等玉器亦见于铜鼓山遗址而在同期汉墓中罕见，故与铜鼓山文化有直接继承关系；墓葬以“二次葬”较普遍，与同属夜郎文化体系之威宁中水“多人二次合葬”近似。

老坟山石板墓出土实物和葬式在浪更燃山、青山小屯墓群遗址中也有体现，当属同一族群。

正如前所述，“普安青山为夜郎兴起之地”；另，张锳咸丰《兴义府志·建置编上·沿革》“今普安、安南（晴隆）境为汉夜郎县地”，晴隆、普安青山、兴义阿红、贞丰浪
更燃山一带与两汉时期牂柯郡夜郎县之关系可以想见。

而坐落在新桥村的万屯墓群，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代“郡国并行”制下之南夷夜郎部族分布状况。

万屯墓群一角
万屯墓群为东汉墓葬群，自1975年以来，共发掘汉墓9座， 8号墓是其中一座典型墓葬。

该墓系东汉早期砖室凸字形墓，西北—东南向，分前、后两室，底长5.68米、宽2.06米；墓道为长方形，长1.78米、宽1.62米，封土堆面积近50平方米，出土有铜马车、提梁壶、聚宝盆（水塘稻田模型）、铜顶针、七乳铜镜、铜釜、铜斗、摇钱树、铜盘、环柄铁刀、铁抓钉、五铢钱、三足铜盉、镂空铜豆、铜洗、耳杯、陶罐、陶轮、陶瓮等明器共35件（套），无论墓葬规格还是出土文物，在墓葬群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经考证，铜马车为“辎軿车”，据《后汉书·舆服（上）》志第二十五：“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辎軿车……”，乃二千石郡太守以上夫人所乘之车。

两汉时，兴义地区仅置有县，方国瑜先生曾指出“兴义为漏卧故地”1，又据《后汉书·礼仪志》第六：“官中二千石、四夷国王、率众王、归我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侯王秩禄比于郡太守。

另，“古姓为漏卧贵族姓氏”，综合是墓出土的铜顶针、带盖提梁壶、七乳铜镜等大量女性用具和铜镜铭文，可推定墓主古氏为一代漏卧侯夫人，与阿红相距1.5公里的新桥村一带为漏卧侯封邑。

（详见拙文《万屯8号汉墓主人补正》《贵州文博与发展·论文集》贵州大学出版，2014年第1版）。

交乐墓群出土的抚琴俑
又，兴义东北之雨樟交乐墓群，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迄今，发现东汉时期墓葬计19座，发掘出土以铜马车、摇钱树、抚琴陶人俑、陂塘模型、“巨王千万”印、“巴郡守丞”印为代表的重要文物近600件∕套，再为揭开两汉之际夜郎地区神秘面纱增添了新的佐证。

一、出土“巨王千万”印的10号墓和附近多层文化堆积层，揭示了汉代交乐经济重镇的事实。

10号墓处交乐烂摊，为土坑墓，占地42平方米，是两汉之际墓葬。

“巨王千万”印是汉代流行的吉祥私印，长方形印面，扁平长方钮，朱文篆书“巨王千万”，上下循读，与中原腹地出土的“巨灵千万”、“大潘千万”和清镇、平坝汉墓出土的“赵千万”、“樊千万”等印雷同。

结合随葬明器，墓主应为富商巨贾。

此外，在距离烂摊不远的祭山坡至黄泥堡400余米地段，还有多层文化堆集，有的甚至深达数米。

该地段东西向沿古驿道延伸，在附近水淹坪村对面有百余米暴露于外，显见数层土，灰烬叠压在断面上，显示出古代先民长期聚居留下的痕迹，足以证明汉代交乐是一处商贸发达之邑落。

二、14号墓出土的“巴郡守丞”印，揭开了交乐之谜。

14号墓为砖室墓，多室劵顶男女并列异穴同冢，分别由主室、前室、后室、侧室组成，占地100多平方米，属东汉晚期墓葬。

出土有铜马车、摇钱树、“巴郡守丞”印等50余件∕套文物。

由出土的“巴郡守丞印”可知，墓主人曾任巴郡太守丞。

是印为鎏金铜印，印面正方形，白文篆书“巴郡守丞”，右左循读。

麒麟钮，印身中空，子母印，四壁阴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

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

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军马，秩皆六百石……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

万户以上为令，
秩千石至六百石”之记载，墓主为巴郡太守僚属，秩禄为六百石，与新任县令平级。

从墓葬年代观之，墓主人当与东汉晚期任巴郡太守的尹贡有牵连。

“尹贡，牂牁夜郎人，与傅宝并有名德，号‘南州人士'。

历巴郡太守、彭城相。

”在察举、征辟制度流行的东汉时期，由二千石郡守以上官员举荐同乡故交任属吏是司空见惯之事。

所以，墓主当是尹贡以巴郡太守身份举荐任巴郡守丞，死后叶落归根，归葬故里的。

如此，汉代交乐，亦即牂牁郡之夜郎县。

交乐墓群出土的“巴郡守丞”印
三、6号墓出土实物进一步印证了交乐为夜郎县治之事实。

6号墓为长方形石室墓，是东汉早期墓葬。

劵顶，以不规则长方形石料砌筑，墓石无填料粘合。

单层封门，铺底以不规则薄石板拼合，下有7.72×2×2.4米排水暗沟，室内填土，与7号墓异穴同冢，出土有铜马车、摇钱树、连枝灯、抚琴陶人俑等在内的大量明器。

墓室内由椎结人、玄武、盘龙浮雕组成底座的连枝灯、陂塘模型、陶屋、陶井、陶狗、陶鸡等出土器物与司马迁笔下南夷夜郎“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耕社会性质相符，亦印证了汉代交乐为夜郎县治的可靠性。

是墓出土之铜马车，“铜马分段砂模空心浇铸，子母口衔接，以梢栓固定。

通高116厘米、长85厘米，由头、耳、颈、身、尾、腿合成，直躯、昂首，四肢作行走状。

车由驾马、轮轴、车箱三部分构成，宽牙轮、牙中为圈弧形凸棱，每轮14幅；长方形车厢、两边、前方有挡板、菱形镂空板箱底”，与《周礼·冬官·考工记（上）》“其毂长，二柱外，一柱内”之记述相符，当属军事色彩浓郁的斧车（战车），形制比甘肃武威雷山汉墓出土斧车还大。

此外，还有刀剑、提梁壶、耳杯、摇钱树、置于铁三角架上之铜釜、镇墓兽、醮斗、洗、鬲、豆、盘等器物和为数不少的琥珀、玛瑙、玉牌等随葬明器，其规格、明器数量、种类、精美程度，远非14号墓可比。

汉代交乐既为夜郎县，而“夜郎为都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