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密云西晋墓发掘简报

北京密云西晋墓发掘简报
作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县文物管理所
来源：《文物春秋》 2012年第6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 密云县文物管理所2
（1.北京 100009；
2.北京密云 101500）
【关键词】北京；密云；西晋墓葬；发掘
【摘
要】2011年5月-6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密云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密云县果园西路六号用地住宅项目的基本建设，对用地范围内考古勘探发现的两座西晋墓进行了发掘，其中一座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为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墓葬增添了新材料，也为同时期的墓葬断代提供了新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2011年5月28日至6月4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密云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密云县果园西路六号用地住宅项目的基本建设，对用地范围内考古勘探发现的2座古墓葬进行了发掘，现将发掘情况报告如下。

一、墓地概况
两座墓葬位于北京市密云县的西南部，东邻大唐庄村，北邻密云县职业学校，西邻果园西路（图一）。

发掘区地势较为平坦，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①层为垫土层，厚约0.3米，内含大量砖块、石块及植物根系等。

②层为褐色土层，厚约0.3~1.2米，土质疏松，较纯净。

两座墓葬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编号分别为M1和M2。

其中M1保存完整，出土遗物丰富。

M2破坏严重，未见遗物。

二、墓葬形制
M1
该墓东邻M2，GPS坐标为N40°23′047″，E116°49′280″，海拔高度71米。

墓口距地表深1.2米，方向187°。

为刀把形单室砖墓，土圹南北总长10.95米，东西宽2.6米，深
0~2.57米。

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图二）。

墓道
位于墓室的南部偏东，为斜坡式，平面呈梯形，接近墓门处为平底，平面呈长方形。

墓道
内填花土，土质疏松。

南北总长6.78米，东西宽0.82-1.52米。

墓门
位于墓道的北侧，与甬道相连。

东西宽0.8米，拱形券顶，由两层砖砌筑，券厚0.3米，
券内高0.9米。

券上用青砖错缝平砌，墓门两壁用青砖错缝平砌，砌至0.72米处开始起券。

墓门内由两层青砖错缝平铺至顶封门，共16层。

甬道
位于墓室的南侧，与墓门相连。

平面呈长方形，宽0.8~0.84米，进深1.06米。

两壁用青
砖错缝平砌，单层砖券顶，厚0.15米，券内高同墓门。

底部用平砖砌成“人”字形。

墓室
位于墓道的北侧偏西。

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2.94米，东西宽1.74米，高1.83米。

四壁用青砖错缝平砌，略向外弧曲，砌至22层、高1.16米处开始从四壁向上内收错缝平砌起券，
共20层，四边券进式结顶。

墓顶呈覆斗形，顶部平面近椭圆形，中部东西向微起券，南北两侧基本为平顶，总长1.4米，中间宽0.6米。

墓室底部铺地砖呈“人”字形平铺。

墓室内葬双棺，棺木已朽。

东棺长2.17米，宽0.46~0.52米，残高0.1米，骨架保存较差，仅残留少量骨痕，头向南，面向上，侧身屈肢，为男性，头部随葬铜镜和银簪各一件，腰部出土铜带钩一件。

西
棺长1.94米，宽0.44~0.52米，残高0.1米，骨架保存较东棺稍好，头向南，面向上，仰身直肢，为女性，头部随葬有银簪、铜钱，口部出土水晶口含一枚，手部出土银镯、铜钱，脚部随
葬铜镜、漆器、银镯各一件。

两木棺外出土灰陶罐、红陶罐及红陶盆各一件。

该墓用砖规格为长27~30厘米，宽13.5~15厘米，厚4~5.5厘米，背面饰细绳纹。

M2
位于M1东侧约1.8米处，与M1并列分布。

墓口距地表深1.2米，形制与M1相同，也为刀把形单室砖墓，方向187°，中部被现代水泥墩打破，被毁严重。

土圹南北总长10.7米，东西
宽2.8米，深0~2.52米（图三）。

其中墓门、甬道被毁，仅残留墓道的南部和墓室的北部。

墓道为斜坡式，平面呈梯形，仅残留南部。

南北残长5.3米，南端宽0.88米。

内填花土，土质稍硬。

墓室
南部被破坏。

平面近长方形，南北残长1.88米，东西宽2.04米，高2.14米。

东、西、北三壁用单面施绳纹青砖错缝平砌，略向外弧曲，由底向上砌至23层、高1.14米处开始从四壁
向上内收错缝平砌起券，四边券进式结顶。

墓顶呈覆斗形，顶部平面近椭圆形，中部微起券，
南北两侧为平顶。

墓室底部铺地砖呈“人”字形平铺。

墓室内未发现骨架及遗物。

该墓用砖规格为长28~30厘米，宽14~15厘米，厚4~5厘米。

三、出土器物
M1出土随葬品15件，其中陶器3件、铜器3件、银器6件、水晶珠1件、铁器1件、漆
器1件以及铜钱等。

1、陶器
3件，其中2件陶罐、1件陶盆。

M1∶9，夹云母红陶罐，轮制，侈口尖圆唇，鼓肩，圆腹，平底，近底部有数道细弦纹。

口径12厘米，最大腹径26厘米，底径18.3厘米，高20厘米
（图四，2）。

M1∶10，泥质灰陶罐，轮制，直口方唇，圆肩，肩部双道细弦纹间装饰波浪纹，弧腹，平底。

口径26.4厘米，最大腹径44.7厘米，底径29.2厘米，高32.6厘米（图四，3）。

M1∶8，夹云母三系红陶盆，敞口，宽平沿，口沿内贴附三环状钮，弧腹，外施数道细弦纹，平底。

口径25厘米，底径11.2厘米，高10.8厘米（图四，1）。

2、铜器
3件，其中铜镜2件，铜带钩1件。

M1∶1，变形四叶鸟纹镜，圆形，扁平圆钮，圆钮座。

座外围有两周细弦纹夹一周连珠纹以及四叶葵花纹，主纹为剔地平雕变形四叶纹和四组鸟纹，每组三鸟，两只头朝钮，垂尾相对，鸟头间饰四个小乳丁，一鸟头向镜缘作飞翔状。

外围内向连弧纹和凹弦纹各一周，素缘。

直径14.8厘米，缘厚0.4厘米，钮部厚1厘米，重284.6克（图五，1）。

M1∶3，直行铭文双凤镜，圆形，圆钮，圆钮座。

钮上下两条平行线内有直行铭文“□昌”二字，上一字仅可辨识“门”字框。

钮左右两侧以阳线镌铸二凤纹，首尾相对。

外围两周细凸弦纹及一周辐线纹，素宽缘。

直径10.5厘米，缘厚0.4厘米，钮部厚1.2厘米，重119.1克（图五，2）。

M1∶2，铜带钩，曲棍形，蛇首，圆形钮位于钩身中部，总长12厘米（图五，6）。

3、银器
6件，其中银簪3件，银镯3件。

M1∶12，银簪，一端弯曲呈“U”字形，长15.4厘米，直径0.2厘米（图五，8）。

M1∶7，银簪，整体弯曲呈“U”字形，长17.9厘米，直径0.2厘米（图五，9）。

M1∶13，圆环形银镯，直径6.5厘米（图五，4）。

M1∶14，圆环形银镯，直径6.6厘米（图五，5）。

4、水晶珠
1件。

M1∶4，圆形，残破，直径2.4厘米，孔径约0.3厘米（图五，3）。

5、铁器
1件。

M1∶11，方柱状，长31.4厘米，宽4.2厘米，厚4厘米（图五，7）。

6、铜钱
88枚。

其中半两钱2枚，五铢钱59枚，剪轮五铢6枚，货泉21枚（图六）。

半两钱
2枚，分为两种形制。

M1∶5-1，榆荚半两，径2.25厘米，穿径0.72厘米，厚0.08厘米，重0.9克（图六，1）。

M1∶5-2，汉半两，径2.72厘米，穿径0.7厘米，厚0.09厘米，重
2.4克（图六，2）。

五铢钱
59枚。

范铸，光背，正面篆书钱文“五铢”，右向左对读，分为两种形制。

第一种6枚，“朱”字头方折，“金”字头呈带翼镞形，“金”之四点较短。

标本M1∶5-3，径2.55厘米，
穿径0.96厘米，厚0.09厘米，重1.6克（图六，3）。

第二种53枚，“五”字交笔弯曲，“朱”字头圆折，“金”字头呈三角形，“金”之四点较长。

标本M1∶5-9，径2.6厘米，穿
径0.95厘米，厚0.15厘米，重3.2克（图六，4）。

剪轮五铢
6枚，形制相同。

范铸，方穿无郭，光背，正面篆书钱文“五铢”，右向左对读。

标本
M1∶5-62，径2.3厘米，穿径0.93厘米，钱厚0.1厘米，重2.2克（图六，5）。

货泉
21枚，形制相同。

范铸，光背，正面篆书钱文，右向左对读。

标本M1∶5-68，径2.16厘米，穿径0.7厘米，郭厚0.15厘米，郭宽0.1厘米，重1.4克（图六，6）。

此外，M1还随葬有漆器一件，出土时可辨器形为漆盒。

由于保存极差，难以复原。

四、结
语
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遗存发现数量较少，资料发表很有限。

此次发掘的两座墓葬与已
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相比较，其墓葬形制与北京密云唐庄西晋墓[1]、延庆东王化营十六国墓葬M13[2]相同，均为单室墓，平面近刀把形，墓室四壁向外略弧曲，墓顶为四边券进式覆斗形，也即四面结顶的方式。

这种墓葬形制从西晋中晚期开始较为流行，但这种墓道或甬道偏于
墓室中轴线一侧的风格在北魏及其以后的北方单室砖墓中很少见到[3]。

鉴于此，我们认为此次发现的两座墓葬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北魏时期。

随葬品方面，出土的直行铭文双凤镜的形制与顺义大营村西晋墓[4]以及密云唐庄西晋墓出土的铜镜极其相似，只是这面铜镜为直铭的“□昌”，而不是“位至三公”。

从铜镜的形制以
及双凤纹的特点来看，应该属于同一个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流行的铜镜形制。

出土的
变形四叶鸟纹镜是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较为常见的铜镜类型。

出土的夹云母红陶罐与顺义大营村西晋墓M4∶2形制相同。

此外，该墓随葬较多的银簪、银镯等饰品，也是西晋早期开始较为流行的墓葬特点。

综合以上两座墓的形制以及随葬品的特征，我们初步认为，密云果园西路发现的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大致为西晋时期，不会晚于北朝时期。

此次发掘的这两座墓葬并排分布，相距不到两米，两者的方位、形制完全一致，推测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两座并穴合葬墓。

遗憾的是，由于M2破坏严重，未见人骨和随葬品，难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文化信息，给进一步研究两座墓葬主人的关系造成一定困难。

但是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北京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也为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新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发掘：夏连保、丁利娜、李永强
绘图：刘凤英、张志伟
拓片：刘凤英、张莹莹
执笔：丁利娜、李永强、夏连保
［1］胡传耸：《北京地区魏晋北朝墓葬述论》，《文物春秋》2010年3期。

［2］［3］胡传耸：《延庆县东王化营魏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载《北京考古》第二辑，燕山出版社，2008年。

［4］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