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文体四类释名考证

碑志文体四类释名考证
马骁英;于景祥
【摘要】碑志文,是中国古代文体学领域中的重要文体,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而在
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清代学者李兆洛编选的著名骈文选本《骈体文钞》,将碑志文体划分为四类:碑记类、墓碑类、志状类、
铭刻类.这一划分,是对《文心雕龙》以来历代文体学历史成果的科学继承,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碑志文体的面貌.返本复始、穷根溯源地探讨碑志文体四类的名
称的源起、流变,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碑志文体的发展历程.
【期刊名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3)006
【总页数】5页(P140-144)
【关键词】碑记类;墓碑类;志状类;铭刻类
【作者】马骁英;于景祥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059.99
碑志文体，在中国古代文体家族中，特色殊异，地位突出，集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于一身。

在艺术价值方面，碑志文体在忠实留存当时经典文学语言艺术风貌的同时，
客观呈现了籀、篆、隶、楷等书体艺术的鲜明特色，为后人留下了可资心摹手追的宝贵的艺术范本。

在学术价值方面，碑志文体提供了反映当时各方面真实状况的关于社会史的可靠资料，足以纠正传世史籍文本之误，订正史籍之讹，裨补史籍之阙，保存了当时文书的真实格式体例，蕴含了关于字形、字义、字体、字音的珍贵的小学实据，传递了历史上今古文经学家法家说的遗存余韵。

清代阳湖派著名作家李兆洛编选的骈文总集《骈体文钞》，高度重视碑志文体的历史价值，收录了大量的历代碑志名篇，并将碑志文体细分为碑记类、墓碑类、志状类、铭刻类。

这种细分，较好地反映了碑志文体在历史发展中的源流、功能情况。

为了深入详细地了解碑志文体的发展演变，我们有必要更为透彻地审视关于碑志文体的这种类别细分，并对碑志文体四类的名与实加以诠释和考证。

一、作为“古宗庙庭碑之变”的碑记类
碑，作为一种文体，源远流长，支派众多。

“碑记”，是“碑”这种文体在发展衍化过程中分生出的一个支流性类别。

《文心雕龙·诔碑》：“碑者，埤也。

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

”〔1〕
通过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论述，可以发现，“碑”的起源具有二元性。

“碑”的第一种起源，源于帝王“纪号封禅”，上古的帝王，为了纪述名号，举行封禅典礼，树立一块石材，加于泰山之上，叫做“碑”。

《说文·石部》：“碑，
竖石也。

”〔2〕《文心雕龙》范文澜注云：“埤，有增益之义。

”〔3〕这种碑
的功能是昭显、称颂帝王功德。

刘勰在《文心·诔碑》中以“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为此类碑的原初性典范。

《穆天子传》郭璞注云：“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狩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

”〔4〕“碑”的第二种起源，源于“宗庙”。

宗庙，并非帝王独有，先秦时期上至帝王，下至普通贵族，皆有宗庙。

《左传·成公三年》云，“若从君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首其请于寡君，而
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5〕。

宗庙中的“碑”树立在宗庙东西两柱之间的中庭，其功能原本只是用于拴系祭祀用牲，宗庙中的盘盂钟鼎是用于铭刻功业勋绩的，后来这些金属器物渐渐缺少，于是就用宗庙中石制的碑来代替这些金属铸造的器物，用以铭刻功绩，传之不朽。

《礼记·祭义》：“牲入庙门，丽牲于碑。

”〔6〕郑玄注：“丽，犹系也。

”〔7〕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宗庙碑以丽牲，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德。

”〔8〕
这种树立在宗庙东西两柱之间的中庭之中的“宗庙之碑”，在后世发展中，分化出两个支流性类别，其中一个便是“碑记”（另一个是“墓碑”）。

清王兆芳《文体通释》：“一为墓碑，一为宫殿碑、庙碑、德政碑，皆古宗庙庭碑之变也。

”〔9〕王兆芳清晰地指出，古宗庙庭碑演变分化出两个支流，其中之一便是包括宫殿碑、庙碑、德政碑在内的“碑记”系列。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六朝时奏立之碑有二：一为墓碑，一为碑记。

碑记，如寿阳百姓为刘勔立碑记。

”〔10〕《南史·刘悛传》：“悛父勔讨殷琰，
平寿阳，无所犯害，百姓德之，为立碑记。

”〔11〕刘师培认为，古宗庙庭碑发
展衍化为墓碑和碑记的重要时间节点，乃是在六朝时期，并以寿阳百姓为刘勔所立的德政之碑作为碑记的典型例证。

“碑记”，包括：宫室之碑、城池之碑、桥道坛井之碑、神庙寺观之碑、家庙之碑、山川之碑、古迹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德政之碑等等〔12〕。

这是明代徐
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根据内容属性与功能属性，概括总结出的“碑记”系列细目。

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碑记”系列中的各个子目，都与古宗庙庭碑有着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血脉传承关系。

二、“自庙徂坟”的墓碑类
《文心雕龙》认为，墓碑类文体，是在宗庙之碑的“自庙徂坟”的分生、发展、衍
化过程中，逐步出现的。

《文心雕龙·诔碑》：“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13〕《礼记·檀弓》：“孔子既得合葬于防，……于是封之崇四尺。

”〔14〕郑玄注：“聚土曰封。

”〔15〕
宗庙之碑，由无字的“丽牲”之碑，发展为有字的“勒勋”之碑，并且“自庙徂坟”，使原本无字的用于“引棺”、“下棺”的木质“丰碑”发生变化，成为自己的外延、衍生物，使“丰碑”在自己的影响、推动下，发展衍化为有字的追述功德的石制“墓碑”。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碑，被也。

此本王葬时所设也。

施其辘轳，以绳被
其上，以引棺也。

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1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云：“《仪礼·聘礼》郑玄注：‘碑，引物者，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

’《礼记·檀弓》：‘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郑玄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桓楹者，形如大楹也。

’按此《檀弓》注，即《聘礼》注所谓‘窆用木’也。

非石而亦曰碑，假借之称也。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又云：“封圹之丰碑，
以木悬棺綍，汉以纪功德。

墓碑，丰碑之变也。

”〔18〕《礼记·丧大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绋二碑。

凡封窆，用綍去碑。

”〔19〕郑玄注：“树
碑于圹前，以绋绕之，用辘轳下棺也。

”〔20〕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
天子、诸侯下棺之柱，臣子或书君父勋伐于其上。

”〔21〕清赵翼《陔余丛考》：“墓碑本由于悬窆之丰碑，而或易以石也。

”〔22〕
刘勰的《文心雕龙·诔碑》，在以“选文以定篇”的方式论述“碑”的过程中，特
别突出“墓碑”这一支流，肯定了“墓碑”在“碑”的文体大家族中的主体地位，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列举出的“碑”体的所有典范性篇目——东汉蔡邕的《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周勰碑》《胡广碑》，东汉孔融的《张俭
碑》，东晋孙绰的《温峤碑》《王导碑》《郗鉴碑》《庾亮碑》《桓彝碑》，全都是墓碑之文。

刘勰以墓碑之文为代表，论述了“碑”体的体制和风格：“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

其序则传，其文则铭。

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

此碑之制也。

……骨鲠训典，词无殬言，辨给足采，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

”〔23〕刘勰认为，创作以墓碑之文为代表的碑体文章，需要依靠史学才能，它的前段的叙事的序就是逝者的传记，它的末后的韵文就是称述功德的铭辞，标立叙述逝者隆盛的功德，一定要使读者看到逝者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业，昭著纪录逝者的鸿勋美绩，这些就是写作碑体文章的最高要求和准则。

碑体文章的总体风格，应当做到以训诰典谟为题材骨干而典雅有力，逐字逐句追求精工而词无败笔；辨析充分，文采华茂，清晰洁净，明断平允，叙述事实周详而扼要，措置文辞典雅而润泽；清新的语言、浏亮的音调婉转变化而层出不穷；精巧的用意超然突出、卓然特立。

“墓碑”类文体，包括：墓碑、墓碣、墓表、神道碑、碑颂、阡表、殡表、灵表、神诰、哀赞。

三、表里相连的志状类
志状，是墓志铭与行状这两类文体的合称。

墓志铭，是区别于“墓碑”的一种文体。

清赵翼《陔余丛考》：“墓碑立于墓上，志铭埋于圹中，此志铭与墓碑之异制也。

墓碑之文有作于葬后者，而志铭之作必在葬前。

”〔24〕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碑表于外，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文则严谨。

”〔25〕用途的不同，导致体制的殊异和风格的相悖，从而使墓
志铭成为不同于“墓碑”的文体。

墓志铭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石椁铭。

《文心雕龙·铭箴》：“若乃飞廉
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

”〔26〕《史记·秦本纪》：“飞廉为
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

”〔27〕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处父，飞廉别号。

”
〔28〕《庄子·则阳》：“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
之数仞，得石椁焉。

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冯其子，灵公夺我里。

’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

”〔29〕《博物志·异闻》：“卫灵公葬，得石椁，铭曰：
‘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

’”〔30〕
墓志铭最初是以墓砖铭的形态出现的，其文体形制极为简朴短小，往往只有寥寥数语。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周益公《跋保母碑》云：‘予得光武时梓潼扈居墓砖，先叙所历之官，末云千秋之宅。

’”〔31〕
墓志铭的真正成熟、繁荣，是在南朝时期。

而这种成熟和繁荣，要归因于汉末魏晋时期的“禁碑”风气，是“禁碑”成就了墓志铭的空前蓬勃发展〔32〕。

清赵翼《陔余丛考》：“墓志铭之来已久，古来铭墓，但书姓名、官位，间或铭数语于其上，而撰文叙事，胪述生平，则起于南朝颜延之耳。

”〔33〕《宋书·礼志二》：“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

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高贵乡公时，碑禁尚严，此后复弛替。

”〔34〕晋武帝咸宁四年禁断立碑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

”〔35〕东晋元帝以后，
禁又渐颓，裴松之于东晋安帝义熙中上表奏禁，迄于刘宋之世，此禁不改。

由于碑禁颇严，向之僭立私碑者，转而群趋于墓志铭之作。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墓志铭之作，两汉迄晋，间或有之，初犹用砖，久方刻石，而颂功纪德，大抵用碑，自东晋禁断，稍有德业之人，莫不用墓志铭。

”〔36〕
关于墓志铭的体制分类，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列举了三种：“一为墓志，如王献之《保母砖》、颜延之《王弥墓志》，施于素族贫贱，以纪死者名氏者也；一为墓志有铭，王俭《丧礼》所谓‘原此制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者也；一为志、铭分用兼施者，如《南史·裴子野传》谓‘湘东王为之墓铭，陈于
藏内，邵陵王又立墓志，堙于羡道’是也。

”〔37〕
关于墓志铭的作用和意义，清赵翼《陔余丛考》云：“韩魏公（北宋韩琦）四代祖葬博野，子孙避地，遂忘所在。

公既贵，始寻求，命其子祭而开圹，各得志铭，然后信。

则志铭之设，亦孝子慈孙之深意。

”〔38〕
行状，是与墓志铭存在密切联系的一种文体。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行状者，门生故旧状死者行业上于史官，或求铭志于作者之辞也。

”〔39〕明徐师曾《文
体明辨序说》：“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

”〔40〕清王芑孙《碑版文广例》：“行状之式，出于
墓志。

”〔41〕
早在南朝时期，行状这种文体就成了文学理论关注的对象。

《文心雕龙·书记》：“状者，貌也。

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

”〔42〕《文心雕龙》认为，“状”是“书记”类文体所涵盖的名目繁多的品类之一，“状”，就是形貌的意思，初为叙述事件情状的公文，重在摆明事实，呈现原貌，后来衍化为记述逝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生平概略的文体，体现一个人的本来面貌，采取其一生的言行事实加以追叙，替先贤追加谥号，事先都会有关于其生平经历的“行状”，这是“状”中最重大的一种类别。

清代学者对行状的成因、功能、衍化、特征、代表作家、与碑类文体的联系，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清王兆芳《文体通释》：“行事而趋于正道，既死而亲旧门人表其事状，供诔谥也。

初状之于朝，后亦状诸戚友。

主于追叙行事，得其形貌。

梁任昉、沈约多行状。

”〔43〕清梁玉绳《志铭广例》：“庐州有唐旌表万敬儒孝行状碑，化州谯国夫人冼氏庙有行状碑，乃知行状亦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状刻碑，或直谓之‘墓状’也。

”〔44〕
在中国古代“志状”类文体的创作中，是存在着某些严重的弊端和恶习的。

这一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在重视文章之才的同时，更要重视文章之德〔45〕。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自文章与学术分道，缀文之徒，起似牛毛，受贵室富贾之金，为作志状，多谀墓之辞，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欺曜当时，贻误后世，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故，顾炎武《日知录》云：‘志状不可妄作。

’”〔46〕
四、具有导源意义的铭刻类
铭刻之文，是碑志类文体的具有导源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碑志类文体的起源之一，就是上古封禅性的“刻石”。

《文心雕龙·诔碑》：“碑者，埤也。

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

”〔47〕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认为，“碑”的起源之一，源于帝王“纪号封禅”，上古的帝王，为了纪述名号，举行封禅典礼，竖石于岱宗之上，称为“碑”。

这种碑的功能是昭显、称颂帝王功德。

刘勰在《文心·诔碑》中以“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为此类碑的原
初性典范。

《穆天子传》卷三：“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悬）圃之上，以诏后世。

”〔48〕《穆天
子传》郭璞注云：“谓勒石铭功德也，秦始皇、汉武帝巡狩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类也。

”〔49〕
历代帝王们的“刻石”，最终形成了碑类文体的重要一脉——封禅之碑。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后此凡刻石皆曰碑矣。

《始皇本纪》上邹峄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书法之详也。

凡刻石必先立石，故知竖石者，碑之本义。

”〔50〕《说文·石部》：“碑，竖石也。

”〔51〕相比于碑类文体的另外一脉——宗庙之碑（后又衍化出墓碑），封禅之碑具有鲜明而
显著的特征。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刻石纪功，可用于生人。

”〔52〕
碑类文体的这一重要支脉，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

《文心雕龙·铭箴》：“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若班固燕然之勒，序亦盛矣。

”〔53〕《韩非
子·外储说》：“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人疎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
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

”〔54〕又“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
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此’。

”〔55〕透过铭刻之文，我们可以发现“碑”与“铭”的辩证关系。

原本仅题于器物之上的“铭”，通过与碑志类文体的依存共生、水乳交融，突破了狭小的器物铭的藩篱，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

《文心雕龙·诔碑》：“碑实铭器，铭实碑文。

勒石
赞勋者，入铭之域。

”〔56〕唐李翱《答开元寺僧书》（《唐文粹》八十五）：“盘之辞可迁之于鼎，鼎之辞可移之于山，山之辞可书之于碑。

”〔57〕清黄叔
琳《文心雕龙注》：“盘之辞可迁于鼎，鼎之辞可迁于山，山之辞可迁于碑。

”〔58〕
《骈体文钞》在“铭刻类”中，不仅收录了封禅之碑，还收录了一些应归类于“碑记”的亭碑、寺碑、宫庙碑、功德碑。

（“碑记”，源于宗庙之碑。

）《骈体文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编者李兆洛认为，这些碑体作品虽然渊源有别，但在性质上都属于“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所以可以归于一类。

而被《骈体文钞》归于“碑记”“墓碑”“志状”三类的碑体作品，李兆洛认为，它们在性质上都是“指事述意之作”，在地位上要低于“庙堂之制，奏进之篇”。

五、结论
综上所述，碑志文体，在历史发展源头上的最初形态，是纪号封禅之碑和宗庙之碑。

纪号封禅之碑，以上古“刻石”为雏形，逐渐发展而成。

宗庙之碑则演变为两个支流，一支为“碑记”，另一支则“自庙徂坟”，演变为“墓碑”。

墓碑立于墓上，而埋于墓中的则被称为“墓志铭”。

为了向名家大手笔求作墓志铭，逝者之门生故旧必先预作一文，述逝者之爵里、生平、德行、功业，以付作者，是为“行状”。

而原先刻于金属器物之上的铭，则逐步由盘盂钟鼎而至山岩碑碣，由器物铭发展为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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