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

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

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

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

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

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三是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

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

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

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

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

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

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

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

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

首先是张、杨起的主导作用，张、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不是要杀蒋介石，其目的是“逼蒋抗日”。

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

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

”“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

”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立即释放蒋介石，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

”（引自《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龙福元）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任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遭蹂躏，他们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西安事变不朽的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

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

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

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电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计之时，中共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

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
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

事变后蒋介石有“怒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到被迫口头应允六项条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客观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配合作用。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

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

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出版。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出版。

罗玉明：《西安事变新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