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日本的发展

第一节儒家经典初传日本
中国的儒家经典是经朝鲜传入日本的。

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在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王派遣一个名为阿直歧的人送来两匹良马。

阿直歧能读中国经典，于是太子菟道稚郎子便拜他为师。

应神天皇问阿直歧：“还有没有比你更高明的博士？”阿直歧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很高明。

”应神天皇随即派人去百济邀请王仁。

应神天皇十六年二月，王仁来日。

太子又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和文学著作《古事记》也有类似记载，还更加具体地说王仁带来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

这是有关中国儒家经典和汉字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

经学者考证，应神天皇十六年相当于公元405年，也就是说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之始为5世纪初。

《日本书纪》中还记载：应神天皇死后，菟道稚郎子本应继位，但他推让皇位于异母兄大鹪鹩，理由是大鹪鹩仁孝之名远闻天下，而且年龄大，应即位天皇。

大鹪鹩则以父命难违为由，固辞不就。

两人互相推让，以致造成三年空位。

最后，菟道稚郎子自杀，以示辞让诚意。

这被学者认为是仿效《论语》中所记载的中国周朝祖先泰伯与仲雍出走、辞让王位于幼弟季历的故事。

另外，被认为写于5世纪并保存至今的日本文章中也有浓厚的儒家味道的文字，这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在5世纪时已传入日本的明证。

日本人系统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及其思想，则是晚至6世纪的事了。

据《日本书纪》记载，513年，百济国王派遣了一位名叫段杨尔的五经博士来日本，之后以轮换的办法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

五经博士是中国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朝廷中设置的学官，专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传授。

后来百济也仿照汉朝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

中国的儒家经典也通过百济的五经博士传到了日本。

但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初，影响并不广泛，与广大民众尚无接触。

这是由于日本当时刚刚踏入文明社会不久，仍处于原始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因此，对于从中国传来的新鲜的生活或生产器具及进步的生产技术接受得比较快，而对先进文化的精神成果接受则较为缓慢。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国已进入文明社会早期，当时的殷人虽仍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但与前不同的是，出现了“帝”或“上帝”这一至上神。

“帝”具有绝对权威，统管一切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阴晴等，既是至上神，又是殷人的祖先神和殷王的保护神。

公元前11世纪，商亡周兴，全能的“帝”未能保住殷商统治的现实使“神事”重于“人事”的原始宗教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使殷周之际发生了重大的文化变革。

周初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对殷代的上帝观念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天命”观，“帝”或“天”仍是至上神，但不再是殷人祖先神那样的神，而要根据情况更换当权者。

在这里，“帝”已由神秘的至上权威变成具有道德意识的最高道德监护者，已经被伦理化了，开启了中国伦理本位文化的先河。

这一潮流在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更加理性化与哲学化了。

在公元前5、6世纪的春秋时代末期，孔子继承与发掘
了周初形成的伦理本位文化，进一步提出以“仁”为中心的儒家伦理哲学，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的伦理观、政治观和世界观三者合一而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模式，对此后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于作为理性文化产物的儒学思想，当时的日本尚无法产生共识。

加之日本当时仅有口头语言，尚未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而要理解儒家经典，则首先必须认识汉字、读懂汉文，但这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却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更为儒家思想影响的扩大增添了一重难关。

第二节早期日本儒学
朝鲜半岛在古代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来往的桥梁，汉在那里设立的四郡，不仅是作为汉帝国统治东夷各国的直辖机构，而且也是向这些国家传播中国先进文明的根据地。

日本列岛和中国的交往，首先就是从朝鲜半岛上的乐浪郡开始的，当时日本列岛的使者都是通过乐浪郡的陪送引率，才到达洛阳的。

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等儒家书物到日本，这一般被学者作为史籍有明确记载的中日两国间文化接触的开始。

虽然汉字传到日本并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是中国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却是以此为嚆矢的。

由此以后300年间，中国的先进文明，从文化书物、生产知识一直到风俗习惯都逐渐通过朝鲜半岛传到日本。

从5世纪初传入日本直至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的日本儒学，被学者称为早期日本儒学，是日本儒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它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程度虽不及江户时代（1603—1867）的儒学，却超过了其他时代的儒学。

这一阶段的儒学世代相传于博士学官家，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中讲授传习，是训诂性质的汉唐经学，尚无日本特色而有明显模仿痕迹，没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散见于政治文献、律令、历史著作与学者的汉诗文中，因此被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是文字上的知识，还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

但事实上，进入7世纪后，儒学的影响已日渐扩大。

早期日本儒学对当时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曾发生过影响，最主要的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

7世纪初的日本仍处于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阶段。

“部”是皇室或贵族占有的人民集团，皇室或贵族对于被征服者和大陆迁来的移民，仍保持其原有的共同体，编成“部”
加以统治，有从事农业的“田部”、从事手工业等专门职业的“品部”及“杂部”之分。

“部民”
的大部分是奴隶。

奴隶主贵族和平民则组成称为“氏”的社会集团，其首领“氏上”是奴隶主贵族，一般成员“氏人”则是平民。

天皇授予“氏上”以“姓”，用以区别其身份高低。

到了6世纪后半期，部民制奴隶社会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社会生产停滞，奴隶纷纷以逃亡形式反抗奴隶制剥削，皇室与氏姓贵族以及氏姓贵族之间争夺土地与部民的斗争也愈演愈烈。

562年，新罗崛起，灭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的侵略据点任那府，迫使日本退出了朝鲜半岛。

589年，隋统一中国，结束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618年，唐灭隋，建立繁荣的封建帝国，这些都使日本的统治者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震动。

面临内外双重压力的日本不得不向社会变革寻求生路，对先进的异国文化采取开放态度。

由于当时的日本除汉文化圈外尚未与其他文明发生直接联系，于是繁荣、强盛、文明的隋唐封建国家便自然地成了日本统治者实行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的范本。

他们不断地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国大陆，并通过频繁的民间交流，主动地将隋唐帝国的封建生产方式和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移植到日本，完成了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飞跃。

而在这种变革中，如何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原理和信仰体系，就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当时的日本人还没有其他的政治理论和道德规定，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创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于是已经传入日本的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以及“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恰好符合了当时日本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

儒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政治理念；而社会变革的理论需要又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加速了儒学的传播。

第三节儒家思想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在日本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演变过程中，最早试图进行改革的是圣德太子。

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

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年轻时即熟习儒家经典。

60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

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命名的。

其顺序是德、仁、礼、信、义、智，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大仁、小仁等）。

在“德”之下的“仁、礼、信、义、智”被中国西汉的董仲舒视为“五常”，可见影响圣德太子的已不仅是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而且有西汉以来经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改造的、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后儒思想
在604年四月公布的《十七条宪法》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

《十七条宪法》并非法律，而是对官员的道德训诫，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

其中的第十二条说：“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提出“君”（即天皇）是国家的惟一最高统治者，是国土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表明圣德太子试图实行天皇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和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

这一思想显然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诗经·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孟子·万章》的“天无双日，民无二主”的模写。

《十七条宪法》还规定新社会秩序下的“君、臣、民”关系准则，也反映了中国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影响。

其中“王土王民”思想后来日渐扩大影响，成为日本皇室与氏姓贵族斗争的理论依据，最终在“大化改新”中变为现实。

大化改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制社会。

其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中国封建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他们的教师南渊请安是圣德太子派往中国大陆的留学僧，是大化改新的幕后人物。

他在中国留学长达32年，是留华时间最长的留学僧。

由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和南渊请安这些人组成的大化改新领导集团根据中国儒学的政治理念和唐帝国的范例实行各项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措施是将皇室和贵族所有的土地和人
民一律收归天皇所有，成为“公地公民”，然后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王土王民”的儒学思想即是支撑这些制度的理论支柱。

为了进一步说明天皇权力的正当性，日本统治者还引进了中国儒学的“天命观”，使天皇对国土和人民的所有权以及绝对权威在传统的皇祖神天照大神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来源，即来自儒学的至上权威“天”。

这种权威泉源多元化的观念，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日本社会通行的政治理念，在8世纪初制定律令时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儒家的“德治”、“仁政”等思想也被日本统治者所采用，在《十七条宪法》、大化改新的过程中，以及8世纪制定的律令和历史著作《古事记》及日本模仿中国正史编写的官纂史书《六国史》中均有明确的反映。

这些政治理念不仅是当时日本统治阶级的个人教养，而且对整个奈良、平安时代的政治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祭祀孔子的“释奠”仪式进入宫廷，则最形象地表现了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政治与儒学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自701年起，日本开始模仿中国举行“释奠”仪式；从767年开始，在祭仪结束后还要举行“殿上论义”，即在天皇的面前讨论儒家经典。

直至12世纪，宫廷中都按期举行“释奠”和“论义”。

自大化改新至12世纪后期，儒学思想通过由中央的大学寮、地方的国学和大学寮别曹以及私学组成的日本学校系统向全国传播。

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这些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使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

另外，日本自645年孝德天皇开始，历代天皇均使用年号，沿袭至今，其来历也源自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的影响。

天皇年号所用字样大多来自中国典籍。

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如《尚书》、《周易》、《诗经》等儒家典籍，也有从其他著作中选用的与儒家政治思想有关的字样。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天皇经常更改年号，这是受了中国儒家的“天命”观和祥瑞灾异思想的影响。

中国殷周时代的神秘主义的天道观或天命观认为，天道、天命主宰人事，而且天会垂象示人。

为政有德，则天示人以祥瑞；为政失德，则谴告以灾异。

人们难以解释的自然界的重大异常现象，被视为天表达自己意志的手段。

孔子虽继承了殷周的天皇观和天谴论，但只是偶而言之，并不特别重视它们。

但战国后期的儒者已经开始受到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推演阴阳灾异，增加了迷信色彩。

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则把大量的迷信成分加入到儒学中，对《春秋》所记的天变灾异再加以广泛的穿凿附会。

受中国的影响，日本天皇也往往出现所谓的“祥瑞”或“灾异”时改元。

明治维新后，天皇实行“一世一元”，不再改元，也不再宣扬“祥瑞出现”之类的迷信，但年号仍出典自中国儒家典籍。

如“明治”年号出自《周易》、《孔子家语》、《尚书》，“大正”年号出自《周易》，“昭和”年号则出自《尚书》。

到9世纪后半期，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日趋瓦解，大贵族和佛教大寺院不断侵吞公田，使班田制难于实施，外戚藤原氏的专政则使天皇集权的官僚制度也遭到破坏。

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衰落使日本儒学丧失了对它的社会需要和支持它的政治力量，早期日本儒学开始走向衰落。

到10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大学寮地位下降、地方国学的孔子像损失不复修、释奠礼器被窃等现象，大部分国学也不再举行“释奠”礼。

1177年四月，一场突发的火灾烧毁了大学寮，更是使其从此关门停办，标志着早期日本儒学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