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贺沛：明清时期厦门湾海防体系的演进——从铳城到炮台

独家贺沛：明清时期厦门湾海防体系的演进——从铳城到炮台
知史鉴今
贺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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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厦门湾海防体系的演进
——从铳城到炮台
明清时期厦门湾的海防格局
厦门湾海防体系图
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此前各民族、地区间彼此隔绝、相对平行的历史状态，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加马、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渐确立，世界从此有了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

明朝的海防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开启前因防御倭寇而渐次形成的，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明初则更为猖獗，明廷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沿海防务，筑城置卫、所、巡检司，以防倭于陆，而于外洋设立水寨，以防倭于海。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曰福宁、镇东、平海、永宁、镇海，所属千户所十二，曰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门、高浦、六鳌、铜山、玄钟，以防倭寇。

”
这里所说卫指挥使司五个中有位于现在厦门湾湾区内的镇海卫，
守御千户所十二所中有六鳌、铜山、玄钟等3 个。

为了御倭寇于海上，明廷令沿海各省修造战船，并于沿海港口设置专供水军使用的水寨。

福建沿海的水寨有五座，据《漳州府志》卷二十三《兵纪》亦载“铜山寨旧在井尾澳，洪武间江夏侯周德兴所置五寨之一”，夹注五寨为“烽火、小埕、南日、浯屿、铜山”。

《厦门各炮台大要全图》
此外，明代沿海设司尤多，北起福州府的水澳司，南止漳州府的金石司，共有 40 多个巡检司，其中属厦门湾的有濠门、岛尾、古雷、后葛、井尾、洪淡、金石、东沉赤山等 15 个巡检司。

由此，厦门湾在明代就形成了“卫、所、司、水寨”共同防护、互相应援的防御体系，正如嘉靖年间都御史王询所说：“漳、泉为一路，领以参将驻诏安，自南日山至浯屿、铜山、元（玄）钟、走马溪、安防馆，水陆兵皆听节制。

”
明后期防务重心不断南移，沿海的迁户所也不断增多。

厦门湾在前期已有镇海卫的基础上增加漳州卫，在前期已有陆鳌、铜山、玄钟3 所的基础上增加南诏千户所。

明朝的海防部署可谓严密，水寨有信地，游兵有汛地，水寨与游兵之间有巡守，水寨之间又有会哨，共同构成沿海的第一道严密防线。

第二道防线以卫所与巡检司构成，这是海防史上首次在沿海布下责任、分工明确的长期防御线。

沿海城堡拱卫着海岸安全，是坚固的最后一道防线。

明朝以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统治者这样重视东南海防，这是防务重心南移的有力佐证。

明末清初厦门湾的海防体系
明代军事领域的这一现象表明，晚明中国虽已弊窦丛生，日趋衰落，但中国社会并不僵化保守，固步自封，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依然自信并充满智慧，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关注世界，时常利用世界性资源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

如果没有此后的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交融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

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清一代福建海防得到进一步加强。

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郑成功与清军在东南沿海的拉锯战，是清初海防史上的要事。

因此，海上动用武力较其他省多，且各地区的海防要务各有所侧重。

厦门湾防务自九龙江折而西南，经六鳌港、漳江二处，循铜山而南，为诏安港口。

而鼓浪屿为当海门之口，与镇海城炮台同为重地。

清初，福建水师先后移至泉州、漳州、厦门。

“康熙元年，专设水师提督及提标官（驻漳州海澄），又设右路水师总兵官并镇标官；康熙十六年，以海澄公管水师提督事务（驻漳州）；康熙十七年，漳州镇设水师提督、提标，分中、左、右、前、后五营。

中营设参将以下等官，左、右、前、后四营设游击以下等官。

”到清后期，传统的城堡已抵挡不住西方殖民者的利炮，渐渐不适应海防的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沿海炮台要塞。

福建海军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厦门失守的惨痛教训，漳州的海防要冲增添炮台也就应运而生。

每个炮台均设有望楼、营房、火药库、演武厅、围墙、堑壕和障碍物等组成，发挥更为安全的作用。

据光绪年间出版的《福建沿海图说》记载，当时漳
州沿海要冲的布防与炮台主要有：六鳌（将军澳、镇海附）、铜山（古雷附）、宫口等3 处布防点。

六鳌（将军澳、镇海附）：又次要冲，属漳浦县，漳州镇标左营管辖，镇海属海澄县（今龙海市）漳州镇标右营管辖。

水路、六鳌属南澳镇标铜山营。

镇海属提标前营，将军澳归提标前营及铜山营分辖，以将军礁为界。

铜山（古雷附）：次要冲，属诏安县闽、粤南澳镇标铜山营管辖。

东有古雷头隔海对峙，中间又得塔屿相连，与各岛相联络，不特为云霄门户，亦闽省南路形胜之区。

宫口：次要冲，属诏安县，漳州镇标诏安营管辖，分东西港，西港为诏安一邑之咽喉。

闽南的海防遗存主要分布于沿海，集中于九龙江口、漳江口、铜山湾、梅岭港附近，其主要特色以抗倭、防盗和抵外为主题，遗存主要类型有古建筑（城垣城楼、亭台楼阙、衙署官邸）、古遗址（军事设施遗址、城址、洞穴址）、石窑寺及碑刻（碑刻）等三大类。

据志书典籍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调查统计，闽南涉及海防的文化遗产有省保 5 处、县（市）保 10 多处，三普文物登记点 30 多处。

根据统计，闽南厦门湾的海陆防有：芗城区的府城旧址，龙文区的万松关、五营寨，龙海的镇海卫城、圭屿铳城、钱屿铳城、木屿铳城、大泥铳城、溪尾铳城、石坑铳城、石码镇城、浯屿城、石美城、浒茂东门城堡，漳浦的六鳌所城、赤湖城、旧镇城、霞陵城、马口城（汛）、长桥城（汛）、青山司城、后葛司城、盘陀司城、古雷司城、将军领城、赵家堡、杜浔堡、北旗寨、港头寨，云霄县的西林堡、莆尾土堡、前涂土堡、云霄镇城，东山县的铜山所城、铜山水寨、八尺门城堡、赤石山城址、金石司城，诏安的漳潮司城、梅岭寨、洪淡司城、悬钟所城，平和县的旧县城、龟头城（遵筹寨），南靖县的旧县城、新县城（靖城）、涌口关、林田堡、朝天岭隘、韩婆径隘、元湖寨、大平岭堡，长泰县的旧县城、林墩寨。

此外，瞭望楼有龙海的晏海楼、镇远楼，海防炮台和教场 10 多处，墩台近百个。

以铳城为主体的明代闽南海防工程
在现代军事学上，军事工程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工程建筑物及其他工程设施的统称，但就中国古代而言，那时的军事工程还只是一个以城池、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

这一体系大体适应了以冷兵器
为主装兵器的战守需要。

宋代以后，火器在战争中的应用日渐增多，传统军事工程开始出现变革的苗头。

沿至明中后期，伴随欧洲势力的不断东渐，明代中国在火器装备、战略思想以及军事学术等方面已经融入一定欧洲元素，欧洲因素开始成为引发传统军事工程改良改造的又一推力。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明陆防筑城与海防筑城都已出现有别既往的新变化。

武器装备是军事领域的核心要素，而装备更新与随之而来的战术战法变化，迟早会促成军事领域的相关变革。

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演变更与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息息相关。

在晚明时代，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佛郎机、鸟铳、红夷大炮等欧式火器陆续传入中国，对欧式火器的仿制、改造与推广运用开始成为晚明军事变革的主要方向。

在欧式火器俨然成为晚明军队主装兵器的时代背景下，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已渐渐不能适应晚明新军事装备的实际需要，改良改造势在必行。

鸟铳、红夷大炮、佛郎机大炮 伴随西风东渐，明朝东南海疆出现了新的危机。

尤其是荷兰殖民
者“坚船猛铳，莫之敢撄，筑城建屋，莫之敢问。

时而出没内港，扬扬自得，盖骎乎有荐食之意矣。

”面对坚船利炮，中国传统的以备倭、御盗为主要目的，以卫、所城池与堡寨、墩台相配套的沿海军事工程，已难有效应对海上新威胁的强力挑战。

在对传统海岸防御筑城巩固提升的同时，晚明地方当局还在东南沿海修建了新式铳城，在抵御外来侵扰、保卫海疆安全方面收到一定效果。

天启二年，荷兰殖民者再入澎湖。

受荷兰殖民者冲击较大的福建同安、海澄、晋江等地官绅多次议建铳城，加强海防。

天启三年，同安乡绅蔡献臣致书福建巡抚南居益，建议于浯屿修建铳城，威慑来犯之敌：“近闻红夷复入浯屿，求互市……浯屿一片地，在中左所海中，中左门户也……倘就本屿建一大铳城，而拨一水哨守之，多置铳械其中，则有险可凭，有铳可攻，夷必不敢泊舟其下，亦必不敢越此而入中左也。

又左岸为普照寺，亦可就近寺处建一小铳城，而拨兵二三十名守之。

彼此对峙，铳炮互发，夷益不敢越此而入中左也。

”蔡献臣《清白堂稿》载，天启四年，同安知县李灿然为预防荷兰殖民者来袭，曾在同安修建铳台十座，“空其中，石其外，三方上下，各留空置铳以待，而中设板焉，栋之瓦之，以避风雨，盖望之言言仡仡矣。

”在荷人撤离澎湖之后的天启六年，蔡献臣还在请求于浯屿之料罗、陈坑建造铳城。

余应桂任海澄令时，带头捐献俸银，聚集全县之力，筑二座铳城，一座炮城，一座关楼和数百丈“腰墙”，使海澄的军事防御设施基本建成，据旧志载：“设铳城于港口之大泥，正当海门；又筑溪尾铳城对中港，据水上流；而于中筑关联络之，号曰中权关；沿溪砌石为腰城，铳城建成后，贼尝入犯，发铳击之，十余艘皆没，自是贼不敢窥城下”。

海寇平息，民赖以安。

大泥、溪尾、木屿三铳城形成了环九龙江入海口的交叉防御体系。

海澄之修建铳城实缘于防备荷兰殖民者。

天启中，荷人内犯，“邑令刘公斯（土来）为筑陴水㵝，置铳待敌，此铳城之祖也。

”张燮《刘明府惠兵德政碑》记刘斯（土来）建置铳城之初衷时说：“夷所恃长技者，铳耳，吾独不能以铳攻夷耶?悉筑小堡于水㵝，置巨铳其前，名曰铳城，俟贼至急击之，贼为遯去，不敢曳澄寸武。

”此即最初之大泥铳城。

除此之外，刘斯（土来）还在钱屿、木屿设置二铳城，
与厦门圭屿相接应。

荷人去后，刘斯（土来）所筑大泥土垣渐次崩颓。

天启七年五月，“海寇猖獗，刘令就港口饷馆码用石砌筑铳垣，东长四丈，北一直七丈，置铳孔若干。

复于沧江码用石砌筑铳垣，东长五丈二尺，北一直七丈二尺，置铳孔若干。

”圭屿位于九龙江入海口中央，从现在的地理位置看，北临厦门海沧区，南接漳州龙海市，是古月港海上丝绸之路通往东西洋航线的门户。

圭屿岛岸礁石林立，形态各异，四周陡崖峭壁，形态宛如古代诸侯朝觐时手执的玉圭，故而得其名。

月港自明朝隆庆元年兴建海澄县城开始，城防事务成为了月港的重中之重。

日本倭寇、西方殖民者和沿海的海盗集团均对月港虎视眈眈。

为了确保月港安全，历代漳州知府、海澄县令都极为重视海防堡垒的建筑、修葺和加固。

其中，圭屿因扼九龙江之咽喉，为海上进入内陆的门户，故古代海防堪舆家都极为重视，从明朝隆庆年间至清朝末期，圭屿的海防布置都不曾中断。

崇祯元年，“龙溪令楚烟摄署澄篆，于大泥天妃宫上筑石铳垣二十余丈，崇丈有二尺，置铳若干，防御贼舟。

”余应桂接任海澄知县后，相地于原建铳垣之下，砌筑铳城。

据余应桂《大泥铳城记》记载：“其城四周共一百一十三丈，石城四十九丈，土城六十四丈二尺。

石城正面铳孔有九，大神飞铳九门，铜铳三门，銈铳九门；两傍铳孔各四，各中神飞铳四门；面海建敌楼一座，其三面各立一门，上建楼。

城内把总衙一座，旁附哨官住房两座，城两旁哨官房、兵房共三十二间。

”二年九月，又择溪尾地方正对中港者再筑铳城一所：“周围六十六丈八尺，北临海二十五丈亦用石砌，余四十五丈仍用灰土。

临海铳孔一十有五，各置大神飞铳，两傍各铳孔九，各置中神飞铳，东西南各辟门建楼，北临海建一敌楼，俱如大泥之制……既告竣，旋撤八都沿江土垣而石砌之，广四尺，崇六尺，每十丈留铳孔者三，安铳备御，延袤二百余丈。

复于港口埠筑关，建楼其上，额曰中权关，盖以二铳城为前矛后劲云。

”崇祯四年，梁兆阳由福安调繁海澄，除继续完善中权关“腰城”外，嗣因原大泥铳城“基址未巩，城渐低下，铳眼与敌艘不相对。

又铳皆北向，敌从东乘风潮突至，御之无及，乃于天妃宫更筑一铳城。

”此城“自东至西计四十丈，台垣铳孔十有三，可击贼舟于数十里之遥。

除此之外，处
于海澄钱屿、木屿之中的厦门圭屿，因其“为厦岛之内臂，漳郡之外户”，明末亦置铳城御敌。

厦门本岛在“天启壬戌、癸亥间，以红夷寇掠，置厦门铳城一，曾家澳、塔头铳城二，别设戍兵。

”海澄知县的刘斯徕让把总张问行兼管圭屿城，又在圭屿左右两翼的钱屿和木屿上建筑铳城，与圭屿铳城一同抵御海寇侵扰。

而张问行则亲自上圭屿城了解驻军之需，闻知圭屿驻军月粮稀少，便将原有的二百三十名士兵缩减至一百七十名，其余的六十名士兵抽调至海澄营防御县城。

至天启七年（1627年），明军增加了岛上兵力守卫，抽调海澄标游兵哨守，兵员人数根据战时需要而随时增减。

但是，至清道光年间，由于城址年久失修，逐渐荒芜而废弃，岛上所建瞭望哨塔也倒塌了，但清廷仍派遣提标中营士兵驻扎守卫。

明末清初厦门湾的海防体系
乾隆版《海澄县志》，《圭屿》条云：屹立海中，为全漳门户，俗名鸡屿。

或云状如龟浮波面，故亦名龟屿。

隆庆间，郡丞罗公拱宸置城，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龟负图。

後为势豪所毁，远近恨之。

万历间，邑侍御周公起元因众议，献金建塔，於阖郡形势为宜。

未几亦毁,并昔所构天妃宫、文昌祠、大士阁，具与沧波同逝矣，唯与
影浮空，沦涟无际。

《圭屿城》条云：隆庆年间，郡丞罗公拱宸筑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龟负图。

未几，为势豪所毁，远近恨之。

后，郡分守洪公世俊、推官萧公基、邑令傅公櫆，共兴复焉。

有蒋吏部圭屿城设兵，记。

今复废。

《圭屿塔》条云：屹立波心，控镇霄汉，经潢池煽殃，纵火焚之竟不能坏，故是神物，然今亦废矣。

岂乱靡有定，今异于昔欤，抑兴废有时欤。

大约有形终坏，胜概难常。

况岩邑门户，溟渤咽喉，何能免沧桑灰劫之叹。

但此塔不仅关阖邑形胜，实赖补全郡东北之虚，最宜兴复（在海中）。

《钱屿》条云：在澳头南半里，四面环海。

天启二年，红夷为寇，邑令刘斯崍筑铳城其上，与圭屿、木屿相呼应，今城址尚在。

《木屿》条云：与圭屿相望，圭屿居中，钱屿、木屿左右翼之，故皆设城罗兵，然俱先朝往事。

从以上词条所载中可以明确：明朝时圭屿为水上要塞，嘉靖年间（1521-1566年）朝廷在此设立海关，盘验自月港驶往东、西洋的船只。

隆庆年间（1566-1572年）建筑城寨庙宇，陈兵其间。

万历元年（1573年）周起元建圭屿塔，为港口标志。

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的远征舰队曾重兵围攻多次而未取。

鼓浪屿在天启二年则因“红夷驾巨舰攻围”，设置铳城一座，置戍兵一营。

福建巡抚南居益在条陈中谓：“夷人所恃坚舟，若用大铳重四五千斤、发弹十余斤者击之，未有不破。

故夷望有铳城，即扬帆远去，不敢相近。

则沿海勘泊大舟处所，各筑铳台，照夷式造大铳数十门，分发防御，在在可称金汤。

”
余应桂任海澄令时筑二座铳城，一座炮城，一座关楼和数百丈“腰墙”，使海澄的军事防御设施基本建成，增益旧制，设铳城于港口之大泥，正当海门；又筑溪尾铳城对中港，据水上流；而于中筑关联络之，号曰中权关；沿溪砌石为腰城，铳城建成后，贼尝入犯，发铳击之，十余艘皆没，自是贼不敢窥城下。

大泥、溪尾、木屿三铳城形成了环九龙江入海口的交叉防御体系，
居于福建海防前沿的厦门湾面对军事入侵，其沿海军事工程皆因海防形势的变化而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从铳城到炮台演进的闽南海防体系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城方法。

”这说明，在晚明时代的欧洲，棱堡技术也是相当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

通过来华耶稣会士，晚明中国大体了解甚至把握了世界军事筑城技术的发展趋向。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华，中欧军事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内外军事压力愈来愈大的特殊背景下，晚明朝野之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在攻防战守中的重要价值，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而且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印记。

出于维护其自身殖民利益的现实需要，东来欧洲势力在远东地区修建一系列军事要塞，晚明中国人将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称为炮台、铳台或铳城，其中包括澳门葡人炮台、吕宋西班牙铳城以及荷兰殖民者在澎湖、台湾修建的铳城。

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的结构、形制通过种种渠道传知国内，成为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改造的参照对象。

据道光十五年广州将军哈丰阿《奏报查明澳门炮台各情形摺》考证，葡人在澳修建炮台始于天启年间，“初造有三巴门、伽思兰、娘妈阁炮台三处，後因嗬囒国争占，又添建东望洋、西望洋、南湾三处炮台，并将初建炮台加修宽大，添设炮位。

”
这些炮台对防御荷兰殖民者争夺澳门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激起某些晚明人士的仿建兴趣。

陈仁锡就说：“夫守城之得力者，莫利于神炮。

今神炮已贮，而铳台未筑，是有用之器置之无用之地也。

询历览海岛，见濠镜奥夷所筑铳台，制度极精，大约造之城上，于城头雉堞之下做一石窦，以便发铳，城内仍加厚一层，以防铳之伸缩。

其坚固之极、活动之甚，比之宁远铳台专为佛郎机等铳用者，大不相同。

今京师及边关险隘之处，宜仿此式造之。

”
曾经居留澳门的何良焘因为葡人代笔，“习见其铳与台，而悉其
事理。

”崇祯中，何良焘竟凭此一优势官阁部提授赞画，可见晚明朝廷对此之重视。

而所谓吕宋铳城，也因福建商民之往来吕宋得以为国内所认知。

据天启二年二月十二日江日彩奏疏，监察御史福建晋江人苏琰曾“陈吕宋铳城之法”，认为一座铳城“可当十万师”，希望尽快仿建。

范景文《战守全书》还引晚明沈弘之的《武事全书》，进一步论证晚明铳台技术之借鉴吕宋西班牙人。

沈弘之说：“夫铳台何昉乎，昉于海外诸国。

”远者不论，其近者则仿于小国吕宋，吕宋于万历二十一年杀闽浙商民数万，即凭此铳城。

“城有三层，台下则有极大铳，即以击死数万人者，以上渐小。

”
闽人伍继彩因结交西班牙人得悉此城规制，又访得李姓者能造铳城，设法潜回国内。

“继彩遂挟其人，投以为奇货。

至北京，上书于兵部各衙门，自负有绝艺异铳，可以破虏，复河套、大宁、旧辽阳，不难也。

此时万历三十二三年，目为狂生，而叱之去。

时玄沪徐公方成进士，居翰林，奇其人而识之。

已而徐公又从西洋利玛窦得其说，益讲明之。

”明言徐光启之西洋炮台知识最初来自吕宋西班牙人。

至于福建海防筑城之参照荷兰殖民者，前文已有讨论，兹不赘述。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是晚明中国人获取欧洲军事工程技术的又一重要媒介。

天启元年四月，徐光启在《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中提议修建的附城敌台，“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

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

而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知之尤悉。

亮釆遗书克纉，又展转致书于兵部尚书崔景荣，力主此事当在亟图，亦非独臣一人知之言之也。

此功一成，真国家万世金汤之险，不止一时御寇之利。

”
在同年五月的《台铳事宜疏》中，徐光启又说：“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

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本法。

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马诺等，尚在内陆，且携有图说。

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丘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

”
与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合著《火攻挈要》的焦勖，也在其《守城说略》中介绍来自欧洲的城防技术：“西洋城守所用火攻无甚奇异，但凡城之突处必造铳台。

其制捏腰三角尖形，比城高六尺，安大铳三门或五门，以便循环迭击。

外设彖铳以备近发，设炼弹以御云梯。

合上另筑眺台二层，高三丈，上设视远镜以备瞭望。

且各台远近左右，彼此相救，不惟可顾城脚，抑可顾台脚。

是以台可保铳，铳可保城，兵少守固，力省而功巨也。

”
以炮台为主体的清末闽南海防工程
清道光年间的奏议说：“厦门一岛，孤悬闽南，远控台、澎，近接金门，又为泉、漳屏障，与粤东毗连，洋面四通八达，实为全闽咽喉门户。

”又说：“厦门高居堂奥，雄视漳泉。

”
1840年1月26日（清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清廷任命邓廷桢为闽浙总督。

曾在广东协助林则徐禁烟的邓廷桢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闽省海防，力图遏制鸦片贩子武装走私的猖獗势头。

《福建海防史》中说：“以厦门为例，当时（布置）有水师850名，陆兵800名，另水勇300余名，沿岸置有火炮280余门。

”不过，当时的邓廷桢，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临近。

1840年7月2日（清道光二十年六月初四日），第二批北上定海的英军途经厦门外海时，派出一艘风帆动力、拥有42门火炮的重型护卫舰“布朗迪”号（Blonde），在舰长胞诅上校（Bourchier）指挥下，于当天中午从青屿一带驶入厦门港外，停泊在屿仔尾海面，准备向对岸的厦门守军递交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的信的副本。

派出全副武装的军舰进入他国内港，递交所谓的“外交文书”，无疑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在美国学者费伊（Peter Ward Fay）所著的《鸦片战争：1840-1842》一书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当天下午，英商怡和洋行职员罗伯聃（Robert Thom）充作翻译，举着白旗，划着小艇欲在厦门登岸，白旗上除了写明他的任务之外，还有一句赤裸裸的威胁：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