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_世纪３０_年代初胡适与柯劭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２６
作者简介：李雪花（１９７４－），女，河南汝南人，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馆员，主要从事中日文献整理研究；王君香（１９８４－）（通讯作者），女，河南封丘人，文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丛书》”（项目编号：１７ＺＤＡ２２７）；河南省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外
语＋世界史＋国际关系’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２０２１ＪＧＬＸ０１３）。

第５６卷 第５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
９月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ｅｐ．２０２３　
２０
世纪３０年
代初胡适与柯劭?认知新考———基于日本游学者来华访谈记录的译读
李雪花１
　王
君香２
（１．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２．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摘　要：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藏《吴轿燕马录》《燕辽游记》等日本人来华游记，为我们再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初期中日学人交流的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素材。

诸桥辙次、内野台岭带领的青年访华团先后与胡适、柯劭?等著名学人的访谈记录，内容涵盖经史文学，旁涉时事政治，同时还涉及了柯劭?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等学人经历。

这些近代中日学术交流特有的对谈资料，展现了新学精英胡适与旧学耆老柯劭?的形象，揭示出鲜为人知的中日学人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史实。

关键词：胡适；柯劭?；对谈；中日学术交流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２０４（２０２３）０５－０１０８－０６
明治以降，日本一些高校多次组织师生来华游学，编写了大量旅行报告。

其中东京文理科大学（现筑
波大学）师生组成的中国旅行团在１９０７年至
１９３９年期间撰写的《辽东修学旅行记》《吴轿燕马录》《燕山楚水》《燕辽游记》《辽燕纪行》《开拓的大陆》等六种旅行报告，除《辽东修学旅行记》公开出版外，其余五种报告皆为油印本形态的内部资料，罕为人知。

尤其值得关
注的是，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８日汉文研究科教授诸桥辙次等师生１０人与胡适的对谈记录被收录于《吴轿燕马录》，１９３２年８月２８日汉文研究科教授内野台岭、卜部岩太
郎以及学生数人与柯劭?（１８５０ １９３３）等三位学者
的对谈记录收录于《燕辽游记》，这两篇对谈记录涉及当时中日学者较为关注的经史文学、时事政治等诸多问题，是研究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但遗憾的是，目前中日学界对此鲜有关注，仅见王连旺在海
外发表一篇介绍文章［１］（Ｐ２１－３１）。

对此，本文试通过分析上述笔谈资料，探讨日本学者眼中以柯劭?为代
表的旧学耆老、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学精英的形象与认知，发掘其中鲜为人知的中日学人思想交流与碰撞的史实。

一、《吴轿燕马录》所收胡适相关史料译读１９３０年春，诸桥辙次率东京文理科大学东洋史学
科、汉文学科、日本史学科的９名研究生来华旅行考
察。

３月
２１日，旅行团一行抵沪，张元济、竹内良男等９名中日文化出版界、工商界人士到港口迎接。

当晚
６时，张元济在极司非而路４０号宅邸宴请旅行团，出席
者有蔡元培、胡适、马其昶、许寿裳等数人。

席间，诸桥辙次等人虽与胡适有所交谈，但没有留下记录。

次日，
诸桥辙次命９名学生提出想向胡适请教的问题，然后
将学生所提问题汇总为９个方面，分别是：（１）日本对异文化的接受；（２）青年对国学的态度及国语与国文学的关系；（３）女性问题与宗族制度；（４）世风与女性；（５）旧封建与新思想的关系；（６）研究日本之目的；（
７）阶级的含义；（８）对墨子力行主义的看法；（９）胡适的
哲学体系。

之后，诸侨又提前致函告知胡适并预约了访谈时间。

２８日上午１０时至１２时，诸桥辙次携学生在中华学艺社拜会胡适，还邀请了上海教育局督学马宗荣担任翻译。

诸桥等人就上述９个方面的问题听取了胡适的见解，汉文学科的研究生田波又男负责记录，谈话记录后来整理为《与胡适对谈》一文，被收录进《吴轿燕马录》。

笔者翻检《胡适日记全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书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显示均未记载此事。

因此，《与胡适对谈》是研究胡适生平思想的一则新资料，也是研究近现代中日学术交流史的重要文献，兹将原文整理翻译如下：
·８０１·
问一：日本对异文化的接受
胡答：第一个问题提的很大。

或许有些讽刺，我也想知道有几个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适应时代需求而产生的。

只要适应环境需求，不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洋文化，都可以毫无障碍地采用。

只要能促进东洋文化的发展，什么地方的文化都可以吸纳。

不仅仅是日本，所有国家都在吸收别国的文化。

我虽对贵国文化知之甚少，但近年来撰写论文、演讲时也将贵国文化作为材料加以利用。

令我敬佩的是，贵国虽然模仿西洋文化，但却是批判性地学习，而非一味盲从。

比如，不论在横滨还是神户，既有穿着洋装跳舞的，也有穿着和服跳舞的，这难道错了吗？非也！这就是保守性。

正如刚才所讲，贵国既有模仿性的一面，也有保守性的一面。

我的这个看法可以用这个例子得到证实。

贵国已经解决了国家问题和民族问题，加之贵国的岛国特质，导致了文化中兼具模仿性与保守性。

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做过深入研究，所以不能做出详细的回答，非常遗憾。

问二：青年对国学的态度及国语与国文学的关系
胡答：关于中国青年对国学的态度，从事国学教育的先生们在授课时应该有所注意。

首先，教授国学时必须激发青年对国学的兴趣，先激发兴趣再授课，要下功夫教授传统国学。

按照这样的方式授课，能使２０岁以下的青年人对国学产生兴趣。

在我国有很多２０左右的青年人研究国学。

举一个例子，以前都是把《诗经》作为经学来讲授，但《诗经》既是民间文学，又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素材。

因此，如能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方面综合讲授《诗经》的话，青年的学习态度会大有改观。

关于国语与国文学的关系，经常有人这样问我：白话用的过多的话岂不是对文言文的破坏？对此，我认为白话文学发达之后反而能促进国文学的发展。

另外，以前的书籍没有逗号、句号，现在加上标点后非常容易阅读，中国的国学也越来越通俗易懂了。

举个例子，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已出版１０００多部，这个数量已经超出了原出版计划，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研究国学的人变多了，我想逗号、句号的运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与贵国读汉文时使用训点符号很相似。

问三：女性问题与宗族制度
胡答：此问题最好问一下女士，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令各位满意。

我认为：一，中国的女性已经得到了很好地解放，这应该是解决中国问题时取得的最大成绩，《２０年来的中国问题》中首先谈了消极的改革。

以前的女性以小脚为美，而现在的女性非常排斥缠足。

即使是消极的改革依然决定执笔的原因就是妇女问题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二，关于结婚问题。

与结婚自由一样，离婚自由也得到了认可。

贵国人士认为离婚有罪，但只要认同结婚自由，就应该慎重考虑离婚自由的问题。

举个例子，３００年前有部小说叫《恶姻缘》，在前世丈夫虐待妻子，在后世妻子虐待丈夫，前世今生互相折磨，但即使这样也不会想到离婚。

以前的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离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离婚既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对男性的解放。

刚才讲的是３００年前的例子，再讲一个离现在比较近的。

大平有个叫王择的人，他的妻子是个恶妇，经常殴打王择，于是被虐待的王择将妻子的２７宗罪公诸于世，但也没有考虑离婚的问题。

现在，中国人离婚变容易了。

如今的家族人数越来越少，女性变得自由了。

读《民国日报》时经常看到离婚公告，这在我看来是巨大的进步。

女性问题过于宽泛，我只是讲了一个方面，如果还有想问的，以后可以再谈一谈。

在中国女性问题上值得关注的是教育上的自由平等，大学里可以男女共学。

另外，经济上男女自由平等，民国政府成立以来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继承父母的遗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问四：世风与女性
胡答：四与三有关联，可以放在一起谈。

正如各位所见，虽说中国的女性得到解放后，身体变好了，样子好看了，但遗憾的是头脑还没变好，有学问的女性要比没学问的女性少得多。

当下，没学问的女性居多。

问五：旧封建与新思想的关系
胡答：我苦于如何解释“封建”，“封建”这个词很无趣，因为封建在２０年前就已经灭亡了。

我认为中国是最早消灭封建制度的国家。

举例来说，考试制度还有保留。

因为中国没有大资本家，所以做不出大事业。

……一，平民可以通过考试制度出人头地；二，长子可以继承遗产。

……贵国的主要问题是研究没有国际视野，所以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问六：研究日本之目的
胡答：２０年前，中国人对贵国少有研究。

但最近１０年来，深入研究的人变多了。

也有一些人开始研究诗歌、文学、戏曲。

我读过贵国的《源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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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英文版，这是９００年前的小说，相当于在我国的北宋神宗时代贵国出现了《源氏物语》。

与中国小说相比，《源氏物语》好似要差一些。

但即使这样，也有必要研究贵国的文化，从文学角度阅读这本９００年前的书。

问七：阶级的含义
胡答：这是看了中国的杂志后才提出的问题吗？我反对将阶级与阶级斗争混为一谈。

有的平民阶级说不定能迅速变成资产阶级，英国就有位作家出版自己的小说后马上成为了百万富翁。

大约从１８世纪开始，中产阶级的人们变得自由了。

我认同阶级的转变，但没有认真研究过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这是我的主观看法，希望各位不要见笑。

问八：对墨子力行主义的看法
胡答：墨子是力行家，但不主张力行主义，墨子是中国的宗教家。

或许在座的各位中有人读过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认为墨子是右派人士。

孔子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墨子的思想有二，一为天志，一为天鬼。

天志即天之志。

墨子是唯一的爱所有人的宗教家，是吸纳了民间思想的宗教家。

因此，他不是左派，而是右派。

我很敬佩墨子的思想。

但墨子也是有缺点的，庄子后来就批评过墨子。

在墨子的时代，他的思想是极为特别的。

所以，普通人达不到墨子那样的境界。

我认为墨子的这种苦了自己、愉悦他人的思想是错误的。

问九：胡适的哲学体系
胡答：我没有哲学体系。

我尊崇实验主义，没有称得上体系的东西。

我曾在《胡适文丛》《科学与人生观》的序文中论述过一些哲学上的重大问题，希望各位参考一下。

上海有个哲学会，经常谈论一些哲学方面的新问题。

总之，我主张必须打破传统哲学，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宇宙论、生物论中摄取营养。

时间不多，而各位提的问题都很大，所以我的答复肯定无法让各位十分满意。

上述问题的提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问题一即日本人之所以想了解胡适对日本接受异文化的看法，是由于胡适在撰写《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１９２６年６月）一文谈及学习西方文化时曾经拥护“全盘西化”的主张，反对中国文化本位主义。

当然，胡适本人对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批判性地学习西方文化、争强好胜的民族精神以及整洁爱美的习惯还是非常称赞的，但对某些保守的陋习时有讥评，尤其对日本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

与之相联系的问题六询问胡适对研究日本的看法，是由于胡适本人上述有关日本的言论往往是毁誉交加、爱恶难定。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鲁迅等人是留学日本的，而胡适是在美国留学的，虽然在留学美国期间就认为处理对日关系是中国的最大难题，但其并未对日本作过深入考察，未能彻底地了解邻邦。

对于问题二，首先，有关国学问题，当源于胡适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者与撰稿人，也曾于新文化运动中主张“整理国故”，此后他又参与主持创办《国学季刊》、编辑《国故丛书》、倡导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学基本丛书》等。

尤其是胡适于１９２３年撰写《整理国故的计划》，具体要求通过校勘、注释、标点分段以及考证或评判的引论等“四步”来整理，促进原来不可读、不易解的古籍变得可读可解，推动青年人对国学产生兴趣。

胡适回复中列举《诗经》为例，是由于其在十几岁时就已对《诗经》有相当卓越的见解。

他在１９２５年所作《谈谈〈诗经〉》的讲演中，就指出《诗经》可以作为社会史的材料，也可以作为政治史、文化史的材料［２］（Ｐ１０５）。

其次，有关国语与国文学关系的问题，是由于胡适是因提倡白话文学而盛名天下的。

１９１８年４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指出：“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的国语。

”［３］（Ｐ５７）其中的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

在１９２８年修订出版《白话文学史》（原名《国语文学史》）时，胡适再次肯定了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中心，明确指出要把国语与国语文学运动统一起来。

问题三和问题四均涉及妇女问题。

胡适是五四运动中最重要的女权主义者之一，他发表了许多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社会问题文章，在《贞操问题》《论贞操问题》《论美国的妇人》《李超传》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女性在接受教育、婚姻、家庭、财产、社会工作以及在贞操问题上，均应与男性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思想主张［２］（Ｐ２９２）。

此外，他也直接参与一些活动或具体帮助一些需要救助的女性，为女性的解放、为新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争取了较大的空间，有力地推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

问题五涉及的“封建”、问题七涉及的“阶级”，胡适本人似乎没有过多关注，也没有深入认真的研究，故只是简略回复。

问题八对墨子力行主义看法的提问，是源于胡适对墨子和墨家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

其所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有两篇专论墨子，前者专论墨子的逻辑思想，后者详析墨子的知识论、方法论。

此外，他还撰写《墨子》《论墨学》等文章，在前人训诂疏解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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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把握住墨学思想中重验证、重逻辑的主要特点，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特见解。

耿云志指出，胡适在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方面，有两项值得一提的特别贡献，其一就是对墨家哲学的研究（另一个是对禅宗史的研究），“使两千年来晦而不彰的墨家学派极富特色的哲学思想得以重现光彩”［２］（Ｐ１０４）。

关于问题九即胡适的哲学体系问题，当源于胡适曾于１９１９年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又做《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改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虽然之后他未能撰写完成该书中卷及下卷，但仍被学界认为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现代学术眼光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现代治哲学史的开山著作”［２］（Ｐ１０３）。

全书以哲学方法为中心把各家哲学统贯起来，是胡适重视方法问题的完美体现。

胡适的方法是实验主义同中国传统考证学相结合的产物。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其导师、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的影响，尊崇实验主义。

由于胡适没有最终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和下卷，故目前难以窥探出其系统的哲学体系。

如胡适答复中所述，或许胡适本人也认为自己没有哲学体系。

由此可见，胡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拿捏得当，展现了学术大家的博学儒雅形象。

二、《燕辽游记》所收柯劭?相关史料译读
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４日至９月１３日，在日本外务省管辖的对华文化事业部资助下，东京文理科大学组织了
第３次中国旅行团，团长由内野台岭担任，在神户港乘坐北岭丸客轮出发，于塘沽登陆之后赴北平。

８月２９日，旅行团赴天津塘沽，次日乘长平丸赴大连，之后游览了旅顺、鞍山、奉天、抚顺、安东等地。

９月６日离开安东到达平壤，在朝鲜游历平壤京城、大邱、庆州、蔚山、东莱等地后，在釜山乘船返回日本。

回国后，他们将旅途见闻汇集成书，名为《燕辽游记》。

《燕辽游记》由前编、后编、附录三部分组成。

前编载旅行日程表、旅行日记，后编载内野台岭等人的１６篇文章，附录载《旅中会见芳名录》及《会计报告》。

其中，小泽文四郎整理的《学者访问记》记录了８月２８日在北京的活动，内野台岭、卜部岩太郎以及汉文研究科的学生等数人造访了位于东厂胡同的东方文化事业部，访问了正在从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写工作的柯劭?（１８５０ １９３３）、胡玉缙（１８５９ １９４０）、杨钟羲（１８６５ １９３９）等三位学者［４］（Ｐ２２７－２４３）。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工作始于１９３１年７月，当时只有柯绍?、江瀚（字叔海）、胡玉缙、王式通以及外聘的伦明、杨钟羲等６人参与撰写工作［５］（Ｐ１）。

内野一行访谈三位学者时，聘请了邓萃芬代为口译。

邓萃芬（１９００ ？），字芝如，福建闽侯人，教育家邓萃英之弟，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历任教育部佥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总务主任［６］（Ｐ７１０）。

１９３３年柯绍?去世后，东方文化事业部曾为其举办追悼会，在《柯凤荪追悼会记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总委员会关系杂件第一卷Ｈ－３－１－０－１＿００１（ＪＡＣＡＲＲｅｆ．
Ｂ０５０１５１４８８００））中曾记载：“江叔海演讲颇述追悼之意，两翁订交三十年，演讲间自致感慨，声泪并下，次由
邓萃芬翻译日语，备极详尽，随即披露。

”可知邓萃芬的日语口译能力是很高的。

虽然邓萃芬有较好的日文水平，但是访谈多涉及专业性较高的学术问题。

小泽文四郎说邓萃芬的翻译常常答非所问，但访谈录中却看不到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推断，访谈有可能是笔谈，故访谈录应该是依据当时的笔谈记录及记忆整理的。

《学者访问记》收录的柯劭?资料分为人物介绍篇、访谈篇两部分。

其中人物介绍篇主要涉及柯劭的生平介绍，重点提到了其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的经纬。

在对柯绍?进行人物介绍时，提及柯绍?师从聊城杨绍和，为清代古文大家梅曾亮（１７８６ １８５６）的再传弟子。

关于此事，柯绍?本人也曾有说明，其在《〈楹书偶录〉跋》叙述：“同治辛未，绍应会试入都，问字于先生（杨绍和）之门。

……先生禀端勤公之教，又从梅先生曾亮、包先生世臣游，经术词术皆深入古人阃奥。

”另外，人物介绍篇中提及柯绍?娶吴汝纶之女为妻。

柯绍?４８岁时续娶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三女吴芝芳，吴氏著有《诘斋诗集》，才学也不同凡响。

柯绍于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丙戌科中进士后，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柯劭?等扈从慈禧、光绪抵达西安。

翌年，简充湖南学政，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差竣还京，充国子监司业、翰林院日讲起居注等官职。

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柯劭奉派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署贵州提学使。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再次调回北京，在学部任丞参上行走，署右参议并左丞，后被学部派充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为钦选资政院议员，同年八月以经科监督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因此，文中提及其“执教于北京大学”，当指其曾担任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总监督之事。

此外，文中提及柯劭“被指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制度”之事，当为光绪三十二年（明治四十年）赴日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柯劭?留日归国后所撰写的一篇以时事艰难条陈讲求教育、整顿财政、培养将才、慎重名气的文章受到当时主管学部的张之洞的好评，故从贵州调回京师供职学部。

１９１８年，今关天彭（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受朝鲜总督府之托在北京设立今关研究室，购书十万余卷，对中国学术
界了解颇深。

文中提及的今关天彭著作，是刚刚出版不久的《近代支那的学艺》（民友社，１９３１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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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泽文四郎《学者访问记》收录的访谈涉及柯劭?的内容，兹整理翻译如下：
内野：（伪）满洲国以“大同”为年号，可知其以大同主义为理想，但另一方面也在强调王道主义。

您认为王道主义在根本上与大同主义一致吗？另外，可以真正实现大同主义吗？
柯：实现王道政治是极为困难的，而要实现大同之世就更为艰难了。

因此，把“大同”作为年号，只是在标榜理想，从艰难程度来看，现在谈实现还为时尚早。

这个理想脱离现实太远，应该就近找个目标。

另外，儒学中所言之王道与大同主义并不一致。

内野：《礼记·礼运》中，“大同主义”在“孔子曰”之后，您认为那是孔子的话吗？
柯：我觉得不是孔子的话。

先生有何高见。

内野：愚以为是孔子的门徒中有接触老子思想的人托孔子之名说的，不是孔子自己的话。

柯：与先生所见相同。

内野：简朝亮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价值如何？
柯：尚可。

然余读其书不多，故难以评价。

藤朗：六经皆与孔子思想相一致吗？
柯：并非全部一致。

藤朗：可否举例说明。

柯：《谷梁传》每每有高峻之义，请精读此书。

诸如闵子说先王之道不能振奋人心之言便是一证。

藤朗：《吕氏春秋》中引用的易句是何人之说？
柯：《淮南子》中引用的是九家易，《吕氏春秋》所引之易句必在九家易之前。

但若论其为何人所说，不敢妄下结论。

市川：荀子的师承，除孔子之外可有他人？（小泽按：荀子的直接师承并不明确，书中常将其与孔子、子弓并称。

关于子弓，古来就是一个悬案，应邵、颜师古、韩愈等说他字覩臂，魏王肃说他字朱枨，杨絫又说是冉雍。

因此请教此问题。

）
柯：荀子的师承，除了孔子之外并无他人。

市川：荀子游齐时的年龄，《史记》记载是五十，应邵《风俗通》记载是十五，哪个正确？
柯：愚见以为“十五岁说”正确。

上岛：明代小说的发达与经学可有关系？
柯：并无明显关系。

上岛：有元太祖成吉思汗是日本的源义经之说，先生有何看法？
柯：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谁说的？
上岛：是近时日本人所说。

柯：还没看过那本书，所以不知道该怎么说。

福家：近来贵国人提倡的大同主义与康氏南海的《大同书》相同吗？
柯：比推波助澜更有甚之。

福家：这个大同主义包含了耶稣教的教义了吗？
柯：从与人为善的角度来看，好像包括了耶稣教的教义。

小泽：《公羊传》中有革命主义，黜周王鲁之说到底是不是公羊高的意见？（小泽按：本人曾于国汉会志的创刊号上发表小论一篇，否定了《公羊传》中有黜周王鲁之说，认为此说是何休倡导的。

）
柯：这是何休之说，而董子亦持此说，窃以为事实上并不存在。

（小泽按：此解甚合吾意。

）
某问：先生现在正在研究什么书？
柯：正在读《易》类书籍。

首先，柯绍?在回应“六经与孔子思想并非全部一致”问题时特意举《谷梁传》进行说明，并给予《谷梁传》以极高的评价：“《谷梁传》每每有高峻之义，请精读此书。

”其实，诸子典籍，柯劭独好《谷梁》，在精心纂注１５卷《春秋谷梁传注》后，又著《春秋谷梁传补注刊谬拾遗》，补偏救弊。

其次，文中提及的简朝亮（１８５１ １９３３），字季纪，号竹居，清末民初岭南著名经学家。

早年与康有为同在名儒朱九江（次琦）门下求学。

著有《尚书集注述疏》３５卷、《论语集注补正述疏》１０卷、《孝经集注述疏》１卷、《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４卷等。

其中，《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刊刻于光绪三十三年，后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柯绍?没有对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进行评价。

不过，当时学者的评价亦呈两极。

如梁启超认为简朝亮在注疏风格上“非正统派家法”［７］（Ｐ４１），空话太多［８］（Ｐ１９５）。

徐复观则认为“此书远胜刘宝楠《论语正义》，而时人不知重视，殊为可惜”［９］（Ｐ１３）。

两种不同评价，实则可以视作时人关于汉宋经学诠释观念冲突的再现［１０］（Ｐ４１－４７）。

文中对《谷梁传》的评价甚高，当源于其撰写《谷梁传注》等著作，让日本人对其有精深的了解所致。

文中提及的“有元太祖成吉思汗是日本的源义经之说”应为日本人小谷部全一郎（１８６８ １９４１）于１９２３年出版的著作《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

源义经（１１５９
１１８９），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名将，为清和源氏源义朝之子，协助兄长源赖朝讨伐消灭平家后，被源赖朝猜
忌，后被迫自尽。

其生涯富有传奇与悲剧的色彩，为日本人所爱戴。

小谷部全一郎之说在日本民间引起巨大反响，再版１０余次。

但次年２月日本《中央史坛》出版特刊《成吉思汗绝非源义经》，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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