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景

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
景
新时期的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的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应用哲学曾经辉煌一时。

近年来，随着生活世界的变化和哲学自身的多样化，应用哲学面临着挑战和新的机遇。

善用这些挑战和机遇，不仅对于应用哲学自身，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为了应对应用哲学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就应用哲学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景作出新的反思。

其中包括：第一，哲学之“用”具有何种意义？为什么“应用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其可能，而且是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哲学的多样化发展对应用哲学意味着什么？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三，为什么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要确立生活哲学的主导地位？
一、哲学之用与应用哲学
“哲学是否有用”的问题本身是个伪问题。

从“体”、“用”之辨的角度看，既有“哲学”之体，必有“哲学”之用。

哲学因为有“用”才产生，因为其“用”之变而发展。

因此，“哲学应用”的可能性问题从哲学产生之初就默认已经获得了解决。

问题不在于哲学“是否有用”，而只在于“如何应用”。

正是哲学的“如何应用”，决定了“应用哲学”之现实性。

从西方哲学史看，希腊哲学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随着交往的扩大和生活世界的拓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对世界的宗教或神话解释，试图以理智的方式把握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灭亡过程。

后来转向人学，则是由于对世界的认识不能满足自我认识的需要。

由此可见，哲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的需要才产生的。

以后所有的“知识”部门都从哲学分化出来，所以，哲学获得了“科学之母”的地位。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当时所有的学科都是哲学应用于具体研究领域的结果。

到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随着城邦的衰落，人们失去了精神家园，基督教起而代之。

基督教有三个来源：犹太教、东方神秘主义和希腊罗马哲学。

基督教哲学后来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柏拉图主义时期和鼎盛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由此可见，基督教哲学是为了满足信仰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发展过程受到希腊罗马哲学的深刻影响。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没有希腊罗马哲学，也就不会有基督教。

近代是一个科学的世纪，追寻“科学何以可能”的认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内容。

康德不仅研究了“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纯粹自然科学何以可能”，而且研究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为实用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当代科学哲学和人文科学认识论则为新科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辩护。

由此可见，近代哲学恰恰是与科学大发展联系在一起，为科学大发展服务的。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哲学没有用”？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与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密不可分，牛顿直接把自己的自然科学成果作为“哲学”应用的结果，爱因斯坦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康德的深刻影响，这恰恰表明科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至于20世纪以来，哲学从“回到语言”到“回到生活世界本身”，就更是哲学之“用”展开的鲜明体现。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看，马克思之所以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恰恰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只是解决了认识问题，未能解决实践问题：康德注意到，“实在”（reality或现实）有两种，一种是认识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一种是实践意义上的自为之物，他认为人只能认识自为之物，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费希特注意到这种割裂是由于康德把理性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人为分开，他主张用“本原行动”把两者统一起来，为新的知识学奠定基础；黑格尔根据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原则，把费希特的知识学扩展到“绝对”的存在，从而实现了自在与自为、为我与为他在本体论上的统一；费尔巴哈批评了黑格尔的理性神秘主义，把“绝对”还原为人，但由于缺乏实践观点，尤其是“革命的实践”即“对象世界的改变和主体的自我改变统一”的观点，费尔巴哈重新陷入了直观唯物主义。

这使费尔巴哈的人学同18世
纪的法国社会唯物主义一样，不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创立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人类解放的需要。

马克思通过法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批判理论，从而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新型科学——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

剩余价值学说可视为马克思新哲学的应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马克思的新哲学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应用。

以后，由于俄国实践的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了辩证唯物主义阶段，从而以“科学理性”代替了“革命的实践”意义上的理性，推动了俄国、中国以及后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为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以实践标准大讨论为开端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由于哲学自身革命的需要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且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既然如此，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用”？
有人说，哲学之用，是“无用之用”。

这对于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候的哲学从直观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的活
动出发，因此主要满足人类理解世界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改变世界的需要。

马克思的哲学却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

它不满足于在直观的意义上“解释世界”，而是试图实现世界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

就单纯地“为理解而理解”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并不能改变现状，因而在直接的意义上是“没有用”的；但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就旧哲学之“为理解而理解”的意义而言，马克思甚至不再把他的新世界观称为哲学，因而我们充其量也只能称之为“作为非哲学的哲学”），能说这样的哲学“没有用”，能说作为这样的哲学之应用的“应用哲学”体现的是“无用之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