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的形象及其启示-最新资料

于连的形象及其启示-最新资料
于连的形象及其启示
《红与黑》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主人公于连的性格内涵相当丰富，是个复杂的艺术典型。

历来对他的评价各异：从“资产阶级的英雄”到“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从“一切人的导师”到“祖国的叛徒”，从“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绝望反抗的悲剧人物”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等等。

一、于连的追求
于连出生于外省小城维立叶尔市一个小锯木厂厂主家里，社会地位低下。

他在全家人的痛恨中长大，父亲、哥哥视他为眼中钉，因为他“只懂读书，不懂干活”。

他为人聪明、干练、敏感、自卑、高傲、自尊，从小就立志要干一番事业，扬眉吐气。

他偷偷阅读了卢梭的《忏悔录》，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又从小受一位被称为“拿破仑党徒”的老军医和西朗神父分别
从相反的方面，向他指引了两条生活道路：参军或者当神甫。

他真心崇拜拿破仑，终生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

还在他很小的时候，当他看到威武的拿破仑骑兵队伍时，就感动的“发狂”，“热望自己将来能入军界”。

老军医讲“拿破仑大军的故事”，使他“热血沸腾”。

原因是拿破仑“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下级军官，卑微而穷困，然而后来只靠身披长剑，便做了世界的主人”。

拿破仑的发迹史，引起了地位低微而自认为有才能的于连的强烈共鸣。

可惜生不逢时，拿破仑的垮台使他拼才干做将
军的道路被切断。

同时，教会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维立叶尔市华丽宏伟的礼拜堂，神父相当于拿破仑手下大将三倍的薪俸，。

他认识到为了摆脱不平等的地位，挣脱命运的羁绊，只能向往着热血炮火的将军生涯，却又做着穿黑道袍升红衣主教的美梦，把拿破仑的名字埋在心里，走“黑”的道路（当一名神父）。

二、于连的反抗
于?B的出身及社会地位，他的宏伟志愿和生不逢时，以及拿破仑和卢梭思想的影响，定下了他反抗的人生基调，等级门第观念的刺激，引发了他对贵族社会的强烈仇恨。

他的反抗贯穿于他的全部生活历程。

他的两次爱情冒险也都出于对上流社会的反抗和报复。

他怀着要出人头地，改变贫贱地位的强烈愿望，在不断的向往和屈辱中，养成孤独、内向、高傲、多疑和对抗的性格。

这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跟周围环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德?瑞那市长家中，于连反抗性格的表现便是与上层社会的代表德?瑞那市长格格不入，并屡次发生冲突。

他将德?瑞那市长视为他反抗的主要敌人，他与德?瑞那夫人的爱情纠葛，起因于对市长先生的仇恨和报复。

他闯入德?瑞那夫人的房间时，心里在喊“准备战斗”！征服夫人后得意的说“我打了一次大胜仗”。

他在赴马特尔小姐约会时想：“身世的孤傲像一座高山，是
她和我当中的军事阵地。

这高山，更是我进攻的目标”，必须“拿起武器来”，“先做一次非常正确的军事侦察”，“准备战斗”。

当他跳进马特尔小姐的房间时，“马特尔小姐拖住他的臂膀，他以为被一个仇敌捉住了，急忙转身，抽出一把匕首”。

这哪里是一个情郎在赴约！贵族对他的蔑视激起了他的仇恨，以致他把马特尔小姐也当做凌辱、报复的一个对象。

当马特尔小姐拜倒在他的脚下时，他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得着她，然后跑开……”。

作为一个贫穷青年，野心使他“不顾一切的要攫取金钱”。

这使他的反抗包含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因素。

他反抗的目的不是要改造社会，而是要在上流社会里占有一席之地。

他仇恨特权，是因为它阻碍自己向上爬。

他并不想去推翻特权统治。

一旦他自己的欲望有所满足，反抗性也就减弱。

这种小资产者的反抗，带有明显的妥协性，马德儿说：“他不是一只狼，只不过是狼的影子罢了”。

当他从天堂社会的云雾中跌落到社会底层之后，他平民阶级的意识强烈进发了。

以前，这种反抗是通过心理活动和行动来表现，而在法庭上，则是通过语言公开宣扬。

他抨击法律的虚伪，揭露他们定罪
的实质是“借我来惩戒一般少年――出身低微，为贫穷所困厄，可是碰上运气，稍受教育，而敢于混迹于富人所谓的高等社会里的少年。

”他从追求的幻灭中清醒，看透了“目前的世界，都充满了虚伪”。

法庭上的控诉是于连反抗的一生中最为闪光的时刻。

三、于连的妥协
于连根本不信神，而且讨厌教会，《圣经》在他眼里全是谎言，但是为了实现“兴家发财”的梦想，他却要当神父。

因为他听说做神父有前途。

他苦心孤诣，研读拉丁文，把《圣经》背的滚瓜烂熟，只要别人指出其中一行的首一个字，他就能一直背到叫他停住为止。

他把自己分为两个“我”，一方面，他要稳住那个崇拜拿破仑的“我”，另一方面，却以一个虔诚宗教的、伪善的“我”出现。

他从小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就是对：“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的妥协。

参军或当教士，目的都是为了发财。

进市长家时，本决定“假如和奴仆一样，我宁可死掉”。

他当时想逃到瑞士当兵，可一想到他那“顶好的做神父的职业”，他妥协了：“为了要兴家发财，可以忍受比和奴仆同桌吃饭更屈辱、更艰辛的工作”。

在贝尚松神学院，他是唯一能冷眼看清教会和上层社会实质的人，他明知他是在“人间地狱”里和一些明里友善虔诚、暗里勾心斗角的“流氓骗子”打交道，但也觉得，在狼社会里，必须把自己变成狼。

以虚伪狡诈来掩护自己与上层社会周旋。

结果，他博得了彼拉院长的信任，当上了神学课的讲师。

当他准备继续上爬的时候，神学院的教派斗争迫使彼拉院长下台，他也离开了神学院，到巴黎做了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

侯爵府是一个“阴谋与伪善的中心”，进出那儿的贵族，个个都是“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

在侯爵府的客厅里，“人人都是憎恨思想的，
这些贵族们在仇恨法国大革命和敌视平民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语言”，于连感觉到非常孤独，但随着侯爵对他的日益欢迎和重用，他的妥协性也与日俱增，直到为复辟派冒死投递反革命情报，得了十字勋章后宣称：“我应当遵照这个政府的旨意去行动！”只有当他最后被上流社会彻底抛弃时，他才又想到了反抗。

反抗与妥协的
消长变化都只是他个人的利益转移，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反抗也只是个人野心的表露，多少有点虚伪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