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衰落和启示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衰落和启示
广州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化的港口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二十二年（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即失去了对外贸易的独立地位。

本来外商来华贸易须通过清政府特许的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公行“十三行”来进行，《南京条约》取消了这一制度。

此后，英国“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进出口贸易的实际经营权为外国在穗的洋行所控制，广州港的外贸自主权逐步丧失。

又广州港航运及对外贸易征税事宜本属粤海关管理，《五口通商章程》规定由外人任粤海关税务司，并确定了“值百抽五”的原则，使关税固定在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率标准上，海关自主权也随之丧失。

接着，外国殖民主义者又取得了广州港的引水权。

殖民主义侵略者凭借其所取得的外贸、海关及引水等特权，进行掠夺性贸易，大量倾销棉、毛织品等消费品，而运走生丝、茶叶等农副产品，特别是使鸦片走私合法化。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的二十一年内，输入中国的鸦片估计消费量达91.9万箱，较战前嘉庆五年（1800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十年间的估计消费量51.5万箱增长了78％。

殖民主义者并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大量掠卖华工到海外，把华工当作活商品，进行惨无人道的“猪仔贸易”。

西关最南面离岸较远的中流沙，清咸丰九年（1859年）经运石填海，修筑石堤，成为一衣带水的岛屿，称为“沙面”。

因其围绕深水良港白鹅潭，成为各国互市之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政府迫使清政府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秘密交换了《沙面租界协定》，取得沙面为租界地。

西方殖民主义者即以此为据点，进一步控制了广州港。

《广东新语》所云广州附近江中的三座石岛：其中位于今人民南路以东的海珠石已接近珠江北岸，清代仍是海珠岛，至1931年始由人工扩筑新堤（即今沿江路），与北岸相连；位于
东濠口以东（今广州铁路东站附近）的海印石，清末已与北岸相连；原在清老城西门外的浮丘石，宋代以前还是一个海岛，康熙年间屈大钧撰写《广东新语》时，已与陆地联成一片，现已完全埋在中山七路地下。

民国七年（1918年），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后，开始拆除城墙，改作马路。

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城墙全部拆除，仅有越秀山上五层楼附近一段城垣（已无雉堞）尚存，供后人凭吊。

广州港外贸中心地位的逐渐衰落
五口通商以后，广州港居于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

首先，由于上海港的崛起，使广州港的外贸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

上海港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心，且扼长江入海之咽喉，交通方便，腹地辽阔，特别是长江三角洲资源丰富。

以当时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的生丝为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以前，中国生丝全部由广州出口；二十五年（1845年）起，开始同时由上海港出口，分别为6787及6433包，数字即已接近；二十六年（1846年），广州出口3，554包，已不及上海15，192包的四分之一；咸丰三年（1853年），广州出口4，577包，不及上海58，319包的十二分之一；四年（1854年）以后，中国生丝即完全由上海港出口，并为上海港所垄断了。

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前，也全部由广州出口，次年起有少量茶叶经上海港出口，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上海出口数字即高于广州，特别是咸丰五年（1855年），广州出口茶叶1，670万磅，不及上海8，022.1万磅的四分之一。

再从英国经由广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总值来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为3，840万美元，同年上海为1，110万美元。

以后广州几乎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但仍然超过上海。

到咸丰三年（1853年），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该年，英国经广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总值为1，050万美元，而上海却上升至1，720万美元，广州仅及上海61％。

咸丰五年（1855年），广州更降至650万美元，仅及上海2，330万美元的27％。

以上说明，从咸丰三年（1853
年）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已大部分转向上海，广州港在外贸上的中心地位，已为上海港所取代。

厦门、宁波、福州的相继开埠，也削弱了广州港外贸中心的地位。

原来，福建的洋货进口，“专有闽、广商舶赴粤运销”，自厦门开埠后，洋货不再由粤转运，迳直运来厦门，“充积于厦口”。

广州茶叶出口市场也逐渐让位于福州港，如咸丰六年（1856年）福州港出口茶叶40，972，600磅，即比同年广州港30，404，400磅高出34.8％。

至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由于它地扼广州港进出口贸易的孔道，经英国锐意经营，辟为自由港后，逐渐代替广州成为货物的集散地。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香港被割让后的第一年，广州港进口外国货总量为11，976万余磅，及至二十八年（1848年），即降至3，817万余磅，五年之间下降了三分之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增开琼州、潮州（后改汕头）、台南、淡水、登州（后改烟台）、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等七处沿海通商口岸，以及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四处长江内河港口。

从此，其经济侵略活动遍及中国从南到北的全部海岸线，并从沿海深入到内地，广州港的外贸地位又受到一定影响。

咸丰十年（1860年）广州进出口货值3，460万元，至同治三年（1864年）即降至2，170万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百分比也由33.59％降至22.87％，广州港的海外贸易更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