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

2016年5月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2016第48卷
第3期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Vol．48
No．3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3AZW005）
收稿日期：2015-12-11作者简介：黄二宁，男，河南兰考县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论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
黄二宁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元代上京纪行诗描写了元上都地区独特的自然山川、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是元代民众了解上都
的重要媒介。

扈从游历上京的文人群体是上京纪行诗的传播主体，具有多族群、多地域的特点。

传播方式有唱和投赠、墙壁传播、手抄传播、结集传播、题画传播和歌唱传播等。

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跨地域、跨文化的传播，一方面成为扈从游历上都的文人群体切磋诗艺、交流感情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上京纪行诗载录的上京地区带有塞外特色和蒙古游牧文化特色的自然、文化、风俗等知识在中原与江南的传播，促进了元代多族群、多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元代；上京纪行诗；传播；文化交流
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6）03-0018-09元代上京纪行诗是元诗创作中一个特别值得
研究的题材类型，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其文献、历史、文化和诗史意义也得到重新评估。

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注意到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问题。

本文尝试从上京纪行诗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方式等方面，初步探讨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情况，以加深我们对元诗创作特点和价值的认识。

一、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主体元代实行两都制度，一个汉地都城大都，一个
草原都城上都。

①
元上都又称滦京、上京，其遗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约20公里处。

上京纪行诗是指文臣扈从或文人游历上京的过程中产生的诗歌，既包括来回路途上写作的诗歌，也包括描写塞外自然山川、民情风俗
的诗歌。

“上京纪行诗因其内容可裨补史实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艺术风格鲜明，气象雄浑，是元诗中具有北方民族特色和异域草原特质
的诗歌珍品。

”［1］在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创作非常繁荣，创作队
伍非常庞大。

有研究者通过对元人别集和《御选元诗》《皇元风雅》《元风雅》《草堂雅集》等元诗
总集的检索，共检索到创作上京纪行诗作品的诗
人有75人，诗作1528首。

［2］
而实际的创作数量应
超过此数。

“上京纪行诗的盛行实际是元仁宗、文宗时期，文治盛行，文臣开始有以扈从并大量分
署上京之后。

”［3］
揭傒斯《跋上京纪行诗》云
：“自天历、至顺，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
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行之歌咏。

”［4］元代许多重要诗人都创作有上京纪行诗，如刘敏中、郝经、王恽、陈孚、冯子振、虞集、马祖常、袁桷、柳贯、宋本、黄溍、王沂、王结、廼贤、萨都剌、贡师泰、王士熙、柯九思、胡助、周伯琦、杨允孚等。

不少诗人将作品结集刊行，重要的集子有袁桷《开
平四集》、柳贯《上京纪行诗》、胡助《上京纪行诗》、周伯琦《扈从集》、杨允孚《滦京杂咏》等。

从作者的区域属地来看，绝大部分作者来自江南，身
份大多为翰林国史院、国子监等馆阁文臣，所谓
“四海车书混同后，两都冠盖往来频”［5］。

这些扈
从游历上京的文人群体成为上京纪行诗传播的最重要主体，其构成相当复杂，包括色目（廼贤、萨都剌等）、汉人（刘敏中、郝经、王恽等）和南人族群，又来自各个地域，同时也具有儒、释、道等多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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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内容
上京地处塞外，具有浓厚的游牧文化和多元文化色彩。

来自江南的文人们，一旦目睹奇异的塞外风光，就急切地想要记录和传达他们见闻感受到的气候物产、山川风土、民情风俗等。

元代上京纪行诗即以“述风情”为主要特征，上京地区的自然山川、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成为上京纪行诗的主要传播内容。

古人非常重视上京纪行诗的历史文献价值，四库馆臣评价陈孚上京纪行诗“盖摹绘土风，最所留意矣”［6］。

评价周伯琦《扈从集》“记边塞闻见为详，可以考风土”［6］。

（一）自然山川景观
对于北游上都的士人而言，最先感受到的是迥异于中原汉地和南方山水的塞外自然山川景观，这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构成了上京纪行诗中鲜明的地理景观意象。

如许有壬所说“遂得寻诗地，都忘出塞劳”［7］（许有壬《牛群驿同云庄治书登市楼》）、“地入高寒疑节换，路逢奇绝更诗成”［7］（许有壬《午日过桑干岭》）。

这种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上京的际遇，让士人们激动不已，纷纷感叹“跃马长城外，方知眼界宽”［8］（陈孚《桓州》）、“居庸古关塞，我老今见之”［9］（胡助《居庸关》）、“长年见说枪竿岭，今日身亲到上头”［9］（胡助《枪竿岭二首》）。

上京纪行诗写作的一大特点是以驿站为诗题和写作线索，相当完整地展现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山川风景，龙虎台、居庸关、弹琴峡、怀来县、桑干岭、李老峪、赤城、云州、秦长城、金莲川、李陵台等自然人文景观，依次进入诗人笔下，成为创作素材。

以居庸关为例，所谓“北口七十二，居庸第一关”［10］（周伯琦《九月一日还自上京途中纪事》），不少文人都写有居庸关诗。

陈孚《居庸关》云：
车稜稜，石角角。

车声彭彭斗石角，马蹄蹴石石欲落。

不知何年鬼斧凿，仅与青天通一
握。

上有藤束万仞之崖，下有泉喷千丈之壑。

太行羊肠蜀剑阁，身热头痛悬度索。

一夫当关
万夫却，未必有此奇山献崿。

吾皇神圣混地络，
烽火不红停夜柝，但有地险今犹昨。

我扶瘦笻
息倦脚，欲叩往事云漠漠，平沙风起鸣冻雀。

［8］
陈孚是最早北游的南方士人，其对居庸关的描写颇有李白《蜀道难》的气象。

类似的诗歌还有吴师道《居庸关》、胡助《上京纪行再赋居庸关》、袁桷《居庸关》、周伯琦《过居庸关二首》等。

（二）气候物产信息
上京地处塞外，气候物产均与汉地、江南迥异。

许有壬《上京十咏》用十首诗集中歌咏滦阳及漠北的物产，其序曰：“元统甲戌，分台上京，饮马酒而甘，尝为作诗。

丁丑分省，日长多暇，因于土产可纪者尚多，又赋九题，并旧作为《上京十咏》云。

”［7］十咏包括马酒、秋羊、黄羊、黄鼠、籸面、芦菔、白菜、沙菌、地椒、韭花，或为饮料，或为主食，或为调料，或为菜品，全与饮食有关。

由于是士人亲身经历，这些“塞外咏物诗”相比白珽《续演雅》类书化的写作就亲切生动许多。

如《黄鼠》诗：“北产推珍味，南来怯陋容。

瓠肥宜不武，人拱若为恭。

发掘怜禽狝，招来或水攻。

君毋急盘馔，幸自不穿墉。

”［7］
（三）民情风俗知识
上京的民情风俗也是诗人关注的重点，上京纪行诗展现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与习俗，塑造了上都民风淳朴的文化形象。

陈孚《怀来县》云：
榆林青茫茫，塞烟三十里。

忽闻鸡犬声，见此千家市。

石桥百尺横，其下跨妫水。

人言古妫州，残城无乃是。

民家坐土床，嬉笑围老稚。

粝饭侑山葱，劝客颜有喜。

足迹半天下，爱此俗淳美。

醉就软莎眠，梦游葛天氏。

［8］
远远相闻的鸡犬之声，穿越历史的石桥流水，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热情好客的朴素人民……从南方到北方的陈孚看到此情此景，由衷地发出“爱此风俗淳”的感慨。

虞集在一首诗序中提到了这种风俗之美：“每怀扈从东道，往来缙山道中，见其风土之胜，民俗之美，未尝不谈道以为乐。

”［7］
廼贤也较为关注对上京地区风俗民情的描写。

在诗人笔下，蒙古人的残暴血腥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牛羊满地、野老留客的场景。

如廼贤《赤城》云：
休驾赤城馆，凭轩望前山。

飞雨西北来，乱洒石壁间。

风寒树摵摵，水落沙斑斑。

牛羊
尽归栅，微灯掩松关。

野老颇留客，及此农事
闲。

顷筐出山果，浊酒聊慰颜。

移尊对金阁，
灵宫郁孱顽。

安得吹箫人，乘鸾月中还。

［11］
塞上生活宛如田园般美好。

如廼贤《塞上曲五首》云：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

射得白狼悬马上，吹笳夜半月中归。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

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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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二宁论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

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

【长十八，草花名】
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

蹋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

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

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

［11］
此外，蒙古宫廷的宴饮文化、游牧文化也是诗歌传播的重要内容。

贡师泰《上都诈马大宴五首》《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王结《上京大宴诗》、宋褧《诈马宴上京作》、廼贤《失剌斡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五首》等诗歌都对诈马宴的场面进行了详尽的描写。

如柳贯《观失剌斡耳朵御宴回》云：毳幕承空柱绣楣，彩绳亘地掣文霓。

辰旂忽动祠光下，甲帐徐开殿影齐。

芍药名花围簇坐，蒲萄法酒拆封泥。

御前赐酺千官醉，恩觉中天雨露低。

［12］
诗有注云：“车驾驻跸，即赐近臣洒马奶子御筵，设毡殿失剌斡耳朵，深广可容数千人。

上京五月，芍药始花。

”这些诗歌的共同点是类似于赋，具有明显的铺排、夸饰特征，凸显蒙元朝廷的文治武功。

三、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对象
将诗歌作为超越空间距离来传播对象世界映像的媒体的观念产生于中唐时期，到了宋代，这种观念已经极为普遍。

“从唐代后期到宋代，文人们普遍具有诗歌是一种可以超越距离或是消除距离，传播对象世界的媒体的观念。

”［13］元代文人的诗歌媒介功能观是对宋人观念的继承。

虞集《跋和林志》可以看做是元代文人诗歌媒介观念的代表论述：
国家并包宇内，封畛之广袤，旷古所未有也。

山川形势，阸塞险要之处，奇怪物变，风俗
嗜好，语言衣食，有绝异者，史不胜书也。

至元
中，先叔祖以少被旨，掌舆地之纪，每载笔而问
焉。

至顺元年，予在阁下，被旨著《经世大典》，
輶轩使者之间，不敢怠忽。

然而朝聘往来之
使，日无虚驿。

所不足者，好事善询，诹知观览
考索者甚寡。

是以至者或未必能言，言者未必
能文，记载邈如，每为之三慨。

矧和宁，祖宗兴
龙之故地，其无可述以传示耶！萧囦之北游
也，乃能赋而咏之，使见者不异身履其地，何其
快也。

自和宁而北，而西，而东，广轮犹不可更
仆。

继而征讨所及，藩屏所系，氏族所联，尚多
有之，吾安得囦乘传车，称使者，遍历而深考，
以广异闻，而附信史于无穷乎？［14］
在虞集看来，元代疆土辽阔、文化多元，可载可书者数不胜数。

在这样的时代，元代士人对外界陌生的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

此时，诗歌的媒介功能可以满足士人“以广异闻”的需求，并且最终会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所谓“附信使于无穷”。

上京纪行诗的传播对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的传播对象是诗人的亲朋、好友，相当于现实读者。

这些读者属于诗人比较熟悉的朋友圈，可以称之为第一读者群。

北上的南士面对异地的风景有一种陌生化的新奇，新奇的风景及新奇的感受自然极易成为诗材，而以风景入诗是诗学发展到宋代的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

［13］袁桷《戏题开平四集》云：“开平四集诗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难。

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

”［15］所谓“它年拟作画图看”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艺术观，是建立在跨时间、跨空间的诗歌传播认识的基础上。

“异地的诗歌赠答使作品与作品的描写对象之间存在的距离变得非常突出，这种客观存在的距离呼唤着诗歌接受中想象力的发挥。

并且，这种想象进而将自身比拟为对其来说属于理想类型的绘画，由此便出现了‘诗中有画’的艺术观。

”［13］袁桷的戏题诗说明了他的传播意识，即从诗歌创作之初就有传播的预期。

“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的组合又暗示了在诗人的构想中，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读者。

但是，以袁桷在元代文坛的宗主地位，他肯定会充分意识到，期待阅读自己诗作的人比比皆是。

所以“开平四集诗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难”两句，又是对自己之外的读者进行的解释说明，希望读者能明白其创作意图，并和自己一起，将其视为图画来看。

袁桷不仅有传播预期，而且也在规约或限制读者的阅读方向和理解方向。

这更是具有明确的传播意识的证明了。

袁桷《望云州》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望云州里松花白，金阁山前木叶丹。

驻马摇鞭游不到，还家写作画图看。

”［15］
亲朋好友是诗人诗作的最重要读者。

这只要从为数众多的次韵、唱和、寄送诗就可看出，我们甚至可以把朋友唱和视为上京纪行诗最重要的生成方式之一。

诗人完成写作后投赠或出示给自己的友人观看，友人则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这种连环式的传播与接受无形之中推动了上京纪行诗的创作。

第一层次的读者对诗歌创作非常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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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如贡奎《送马伯庸学士赴上都》有“料想胜游偏得句，秋风先寄雁南过”［16］之句。

友人对诗人作品的期待成为上京纪行诗生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由此可知，诗人在写作之前已经被读者寄予了热切的期待，上京纪行诗也就是在读者的期待之下写作的。

第二个层次的传播对象是蒙元皇帝、王公大臣、普通同僚等。

这些读者不属于诗人最为熟悉的朋友圈，但在诗人的政治生活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属于第二读者群。

特别是蒙元皇帝与贵族王公，对诗歌的创作会起到制约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上京纪行诗中的应制诗。

如《元史·阎复传》记载，“（复）扈驾上京，赋应制诗二篇，寓规讽意，世祖顾和礼霍孙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17］。

阎复虽然是北人，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蒙元皇帝和朝中显贵很可能成为上京纪行诗的读者。

上京纪行诗中的颂美之声大作，除了诗人主观上的帝国感受与帝国想象以外，这些皇室读者的因素也有微妙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京纪行诗还是蒙汉文化交流的载体。

第三个层次的传播对象是可能对上京的物产、气候、山川、典故、制度感兴趣的读者，相当于未知读者，属于第三读者群。

这主要表现在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比如多年以后的陌生读者及同时代其他空间地域的陌生读者。

廼贤《归途至金阁山怀虞侍讲》诗注曰：“虞公过山下，常闻异香十余里。

”［11］诗注所说之事见虞集《云州道中数闻异香》诗：“云中楼观翠岧峣，载道飞香远见招。

非有芝兰从地出，略无烟雾只风飘。

玉皇案侧当霄立，王母池边向日朝。

却袖余薫散人世，九天清露海尘飘。

”［18］虞集《白云观记》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泰定元年五月，予驲过云州道中，闻异香，数十里不绝，心甚异之而莫知其说。

后四年之过也，适与玄教夏真人偕。

偶及之，夏真人曰：‘祁真人居此山，素有道术，或者其有没而不亡者耶’六月，自上都还，舍驿骑，步入谷，观祁真人隐处，风雨之声与山木涧泉并作，凛不可久留，遂去之。

天历二年六月，被召上都，又过之，为僚吏从者言昔事。

言未既，香大至，数十人共闻，咸用嗟叹。

欲书其事于金阁，未可，并识诸此，使观者知洞明之所以能神灵者，其论道盖有足传者云”［19］。

诗注的内容说明了廼贤对虞集诗文是很熟悉的，而廼贤对于虞集来说是陌生读者。

来自南方的诗人最终也会回到南方（不像很多北人到南方之后就定居在南方了，元代北游的南方士人很少在北方定居），因此，诗人也会意识到自己将会把上京纪行诗的内容传播给南方的普通民众。

如柳贯《上京纪行诗序》：“岂直归夸田夫野老以侈幸遇之万一，而顾瞻鼎湖薄天、万里遗弓之痛，有慨于心，尚何时而可已耶？”［12］虽然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自己的感慨，但“归夸田夫野老”之语相当明确地体现出在作者构想的读者中包括田夫野老。

即使是田夫野老不能直接阅读，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柳贯会口头述说诗中的内容。

甚至那些没有写进诗歌的在上京的诸多见闻，柳贯也很有可能讲述给当地人听。

这就通过诗人自己完成了上京信息和知识从北方到南方的跨地域传播，会对增加南方人对上京生活习俗、政治文化的了解与认识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上都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多族群人员活动的空间，上京纪行诗可能还会超出诗人的意料，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至于是否可能进行跨国界的传播，比如传播到西域诸国、高丽、安南、日本等，合理推测有这个可能性，但限于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存疑待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绘画的超越语言的艺术特征，以上京物产、动植物等为素材的带有中国风的绘画作品通过商业流通传到了全世界。

“中国的素描画经过蒙古的商业活动而流行，以这种风格描绘的马，开始出现在欧洲艺术品中。

”［20］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了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环境提供了一个参照。

四、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方式
古代诗歌传播方式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传播方式基本延续了唐、宋诗的传播方式，但在相似之中又略有差异。

（一）诗人之间的唱和、投赠、题跋
这是最常见的传播方式。

诗人们现场或远距离地进行唱和、投赠、题跋，以两都之间的邮驿系统或朋友的捎带完成传播，具体又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等多种形式，形成众声唱和、互相投赠的诗歌传播网络。

一对一者如许有壬《次伯庸上都寄来韵》、虞集《寄马伯庸学士》、袁桷《伯庸以诗见属次韵二首》等。

一对多者如袁桷《寄上都子贞伯庸继学三学士》、柳贯《伯庸少卿在上京有诗贻经筵诸公书来录以见示次韵继作俟南还奉呈》等。

从诗题中可以看出马祖常同时给很多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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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二宁论元代上京纪行诗在元代的传播
友寄诗。

多对一者如王士熙《和马伯庸寄袁学士》、袁桷《次韵继学伯庸上都见寄》等。

互相投赠、出示诗歌是士人常用的交往方式。

危素在为廼贤诗的题词中说：“海上幽人锦绣肠，独临滦水惜年芳。

千金不卖《长门赋》，闲写新诗寄玉堂。

”［11］“闲写新诗寄玉堂”就透露了友人手录、寄送这种最重要的传播方式。

虞集有《次韵竹枝歌答袁伯长》，显然是答复的回信。

柳贯《袁伯长侍讲虞伯生马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却还夜宿联句归以示予次韵効体发三贤一笑》，表明诗歌是通过友人之间的亲自出示进行传播。

袁桷有《还马伯庸文稿》一诗，说明了士人之间的人际传播的重要性。

上京纪行诗最为常见的是在上都、大都的士人圈中传播，所谓“诗成京国争传诵，太史遥瞻动少微”［21］。

袁桷《伯宗学士悉知鄙作唐律叙谢》云：
峨冠疏发老词臣，笔底花飞点点春。

千里关山劳梦寐，百年泉石换精神。

芜城赋罢生新
恨，夔府诗成叹绝尘。

更有御园红芍药，生香
一曲柘枝新。

［15］
伯宗学士是指李之绍（1253—1326），字伯宗，东平平阴人，“（延祐）七年，召为翰林直学士。

至治二年，升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

三年，告老而归”［22］。

至治元年时，李之绍为翰林直学士。

袁桷此诗作于至治元年（1321）。

李之绍比袁桷年长13岁，算是长辈。

二人曾同行至上都，多有诗歌唱和，袁桷有《次韵伯宗同行至上都》《伯宗再次韵复叙旧》《伯宗游华严寺次韵二首》等。

从诗题来看，李之绍非常熟悉袁桷在上京的诗作，甚至全部阅读，袁桷为此特意写诗一首表示感谢。

袁桷在士人群体中声望颇高。

吴师道《上袁伯长书》说他“流声天朝，与掌帝制，当代所倚重。

而天下之士，莫不以为宗师”［23］。

杨载《送伯长扈驾》说他“追从群彦客金门，独用才高被国恩。

石室䌷书裁帝纪，玉堂草诏代王言。

宦途赫赫名方振，余子纷纷气可吞”［24］。

可见袁桷当时在士人中的影响力。

友人之间的诗歌投寄非常频繁，有时甚至是邀请一起写作。

虞集《次韵竹枝歌答袁伯长》序曰：“伯长歌竹枝以促归棹，且言仆故乡与竹枝古调相近，约同赋，以发它日千里命驾之意。

因用其韵。

”［25］李存《和宗师滦京诗二首》为我们理解元代士人之间的诗歌唱和和上京诗的传播提供了证明。

其诗云：
往往闻人说上都，白沙青草世间无。

千官拥驾云朝起，万帐随营雪夜铺。

业广殷周天所
与，兴追风雅客难孤。

不知范蠡当时意，独肯
扁舟老五湖。

紫驼白象壮行仪，但觉炎威日日微。

露透地椒清宝仗，风生天棘满旌旗。

金盘蔼蔼行新
馔，玉体翛翛进衤夹衣。

自得仙吟因想象，半生
元不离门畿。

［7］
李存并没有到过上都，但他却凭借友人吴闲闲的滦京诗想象那里的一切，了解那里的一切。

在李存这个读者的接受视野中，滦京诗已经具备了媒体的功能，成为他认识了解上京的媒介。

为诗歌写作题跋也是上京诗歌有效传播的体现形式。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胡助《上京纪行诗》50首，为其作题跋的知名士人有王守诚、王士熙、苏天爵、王理、黄溍、吕思诚、陈旅、曹鉴、吴师道、王沂、揭傒斯等十余人。

（二）题壁传播
将诗歌题写在各种建筑的墙壁之上，使诗歌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始于两汉，盛于李唐”［26－27］。

题壁诗从唐代开始成为一种广被采用的诗歌创作方式和传播形式。

根据学者研究，《全唐诗》中提到的可以题写诗作的各类墙壁就有屋壁、殿壁、厅壁、墙壁、亭壁、寺观壁、酒家壁、驿传壁、山石壁、倡肆壁等，但以寺壁、驿亭壁、公廨壁为主。

［28］元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题壁传统。

在上京纪行诗中，不少诗歌就是题写在墙壁、驿墙、石壁上，这从一些诗歌的题目中即可看出，如马祖常《书上都学宫斋壁》、许有壬《和虞伯生学士壁间韵》、虞集《书上京国子监壁》、虞集《题上都崇真宫壁继复初参政韵》、揭傒斯《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走笔作》、袁桷《寓舍玄卿旧住今归龙虎山书壁言怀》、柳贯《漫题斋壁》、周伯琦《次韵王师鲁待制史院题壁》等。

张翥《扈从之上京过龙门》“我欲重寻旧题处，湿云寒藓满岩扃”［29］、胡助《居庸关》“从官多名儒，山石徧题诗”［9］等明确说明了诗人经常将诗歌题写到墙壁、石壁上。

马祖常《丁卯上京四绝》云：“持稿词垣已赐金，对衣侍拜更恩深。

何如坐索长安米，只有诗歌满翰林。

”［30］“只有诗歌满翰林”一句似乎形容了翰林院墙壁上到处是题诗的情况。

袁桷有诗云“客至题诗视屋椽”［15］（袁桷《陈景仁都事以诗惠酒次韵》），“屋椽”是指装在屋顶上以支撑屋顶的木料，应该也可以在上面题写诗文。

而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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