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系列课程(3.5.18)--文本批评(康拉德小说叙事学分析)

知识点：康德拉小说叙事学分析
启蒙的乌云：社会叙事学与《黑暗的中心》
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是文学史上被分析得最多的作品，人们引用它来表现叙事世界中的一切。

我也想用它来综述近年来叙事学经历的种种转折。

我想说一个简单的观点：尽管文学研究中百花齐放，有断裂、有解构，但叙事学是一个共同的资源。

它那一套有限的术语与概念可被各种不同兴趣的批评家们所使用。

叙事学并不是一个批评流派，也不是形式主义的一个分支。

在某种意义上说，叙事学走过的路就跟全球化一样。

在日益融入共同的目标、使用共同的词汇的同时，它也演化成了更小的单位。

这一现象标志着近十五年来叙事批评的深刻变化。

十五年前，批评家们往往从全然不同的源头吸收术语与批评的概念，而那些来源学科的本来目的与假定常常与批评家们的很不相同。

最明显的变化也许还在于从过去对叙事批评理论的广泛恐惧与拒绝到现在对它的批评视角和方法几乎全面接受这一转变，以及对某些己成为各种不同的叙事学理论所共同参考的叙事理论家的经典化。

叙事学标准化的过程也显示出时间压缩的种种迹象，这一点我已用原来的洗衣粉与生物洗衣粉同时上市的例子作了描述。

也就是说，很多叙事学初创时的、在它们自身的历史瞬间被人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的概念，现在己随着新的发展在较近的历史中找到了自己的市场。

这不仅因为对小说视角的分析这样的基本模式现在仍在使用，或结构叙事学作出的一些区分仍然有效，更因为现代叙事学的概念在政治、历史和辨证思维中找到了灵感，而这些东西在形式主义批评盛行之时都是被边缘化了的。

因此，像威廉姆斯(Williams)、巴赫金(Bakhtin)、伏罗希
诺夫(Voloshinov)、阿尔杜塞(Althusser)和马歇里(Marcherey)这样的批评家对叙事学所做的贡献第一次能在整个文学研究中有了位置。

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名字被人们当作武器，反对像普洛普(Propp )、格雷马斯(Greimas )、热奈特（Genette)、托多罗夫(Todorov)、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Derrida}、德曼(Paul de Mark)、米勒(J · H·Miller)等批评家，但在千年之交人们已不再有过去那种流派论争的意识了。

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除非他们误解了我的意思，否则是不应该如此的。

我并不是说当代叙事批评界已是一片宁静，大家都意见一致，而是说一些有着某种批评兴趣的批评家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结盟。

叙事学家们在前十年里使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这一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专攻文学理论的时候，拉康派的批评家还只有一个孤独的跨学科人物，被德里达的车子拉着走，因为她只能与德里达派的批评家们勉强对上话。

此后，拉康派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凡乎渗透到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

而且还成了电影研究新视角的基础、新女权批评的正宗，以及后殖民理论中很多东西的灵感源泉，尽管这一点没人公开说出来。

拉康式的心理分析—也许同读者反应批评一道—已经朝着满足不同批评领域的不断增大的需要的方向前进了，这样就有了不同身份、不同认同方式的读者。

我还认为，心理分析也满足了一般的政治批评对叙事作品作出有趣的具体论述的需要，给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政治无意识的概念，将阿尔杜塞、马歇里和詹姆逊这样的批评家从传统的对阶级讽喻和社会现实主义的探索中解放了出来。

是不是学术出版也在这种变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呢?导致这种融合的不仅仅是我已提到的将叙事学概念集成手册的那几本书。

学术专著的死亡、对批评文集的兴趣以及在批评实践中的个案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特别想到了有些
文学文本的不同版本，比如《黑暗的中心》，它们提供了好几种关于文本的批评角度，出版商所依赖的正在于此。

这些解读难以辨别，因此，让那些可怜的文学研究者说出哪一批评属于哪种视角，倒可以给聚会提供很好的游戏项目。

我非常赞同艾琳娜?乔丹在《新个案研究》系列中《约瑟夫?康拉德》卷的序言中说的话： 这些文章与其说属于女权主义的解读视角，倒不如说是属于后殖民的批评视角，但这里头不必互存敌意。

女权主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已朝政治和文化思维的方向发展，更广泛地关注着差异。

这的确是现代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它不是什么“后女权主义”，但在其他的论争和斗一争中坚持女权主义，在女权主义之内又坚持其他的论争和斗争。

（1996 ，8)
这部书让人感到为难的是，很少再有评论家怀揣表明自己身份的名片从而能轻易地被人贴上标签。

正如在稍后几行里乔丹接着说的那样：“本卷中很少有论文倡导一种排他性的批评方法。

通常他们以好几种方式说话：比如，叙事学与心理分析一起使用，马克思主义与叙事学、心理分析一起使用，女权主义与解构主义一起使用等等。

”（1996,8）即使批评家清楚地说了他们的阐释只用了某种方法，但似乎也互相占用了彼此的材料。

我不喜欢采取这种超市似的态度来对待批评方法，我之所以用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所面临的“贴标签”的困难，不仅是因为这些困难意味着叙事学的资源可被跨疆界借用，而且还因为它们将性别、种族、阶级这样一些问题从传统上受限制的学术圈子里解放了出来。

难以将一种批评方法同另一种批评方法区分开来，确实不是因为所有的解读大同小异，而是因为在一个单一“主义”的涵盖下，各种解读之间缺乏任何可感的共同特征。

更多内容请参见：
马克·柯里：《启蒙的乌云：社会叙事学与〈黑暗的中心〉》见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大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