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最高法合同指导性案例

近三年最高法合同指导性案例
一、关于买卖合同方面的案例。

有这么个案例，就是在买卖合同里关于货物质量标准的事儿。

比如说，甲和乙签了个买卖合同，甲卖给乙一批电子产品。

合同里对产品质量的描述有点模糊，就大概说了个符合行业标准之类的话。

结果乙收到货后发现好多产品有小毛病，虽然不影响基本使用，但是感觉和自己预期的质量差不少。

这里面最高法的指导性意义就在于，当合同里质量标准模糊的时候，法院会综合多方面因素来判定。

像行业习惯、交易双方以前的交易情况，如果卖方有一些关于产品质量的宣传资料啥的也会被考虑进去。

这就告诉咱，以后签买卖合同，质量标准可得写清楚了，别整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不然到时候扯不清。

二、租赁合同相关案例。

再说说租赁合同的案例。

有个租客和房东签了个长期租赁合同，租了个店面做生意。

合同里约定了租金每年按一定比例递增，但是没说清楚这个递增是按照原始租金算，还是按照上一年调整后的租金算。

过了几年，这租客和房东就因为这个事儿闹起来了。

最高法在这个案例里的指导性观点是，如果合同条款有歧义，要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结合合同目的和交易习惯来解释。

在这个租赁案例里，法院就考虑到租客租店面是为了长期稳定经营，要是租金递增计算不合理可能会对租客造成比较大的负担，所以最后按照对租客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判定租金递增的计算基础。

这就是提醒大家，签租赁合同的时候，租金递增这种事儿一定得把计算方式写得明明白白的，不然就容易产生纠纷。

三、服务合同方面的例子。

还有服务合同的情况呢。

有一家公司和一家广告公司签了个服务合同，让广告公司给自己做一个品牌推广的方案和执行计划。

合同里对广告公司要达到的推广效果有
一些描述，但是比较笼统，像什么“显著提高品牌知名度”之类的。

最后广告公司做完了，这家公司觉得没达到效果，不想付全款。

最高法在这个指导性案例里就强调了，服务合同中对于服务效果的约定一定要可量化、可评估。

如果约定模糊，那法院会根据服务方实际做的工作、投入的资源，以及行业内类似服务通常能达到的效果等来综合判断。

这就好比告诉大家，以后签服务合同，可别光写那些虚头巴脑的效果要求，得实实在在地把怎么衡量效果写清楚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