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历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1]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抗战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的
正确主张，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

王明表面上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仍然坚
持过去的错误。

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要求了
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在党内，广大党员干部也仍然没有
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质。

怎样端正全党思想，正确看待党的历的路线是非问题，迫切地摆在中共中央面前。

为帮助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
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形成了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

在
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问题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

1940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的右倾和“左”
倾错误。

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

但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统一干部思想，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

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中央还把《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求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使广大干部加深了对“左”倾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为全党的整风、以及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打下了重要基础。

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

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所犯的错误，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

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

他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
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

”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学习组上，毛泽东就如何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指出，“研究党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3年，经过一年多普遍的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

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批评。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回顾党的历史，并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10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时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的错误的斗争方法。

“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11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后总结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又强调指出：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