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斯勒1923年北京音乐会始末

克莱斯勒1923年北京音乐会始末
作者：顾亚欣
来源：《北京档案》2017年第01期
小提琴大师弗里茨·克莱斯勒于1923年在北京举办了独奏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由以徐志摩为代表的各界知名人士组织筹办，同时，它亦卷入了当时徐志摩与话剧界人士的争论之中，使其平添了多元而丰富的价值内涵。

弗里茨·克莱斯勒（1875-1962），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1875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曾获演奏大奖。

1896年真正开始音乐生涯，并逐渐蜚声国际。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创作了《美丽的罗斯玛林》《爱的忧伤》《爱的喜悦》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小提琴作品，并对贝多芬、舒曼、德沃夏克等人的作品进行续写或改编。

而他在作品演奏方面所散发的人性光辉也为世人所称道。

他第一个使用持续不断的揉指，以别具一格的运弓使作品中始终蕴含着温暖的基调，极大地丰富了小提琴的表现力，从而成为泰斗级的小提琴大师。

1923年5月28日，克莱斯勒于北京真光剧场（今中国儿童剧场）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

此次音乐会引起各界知名人士的广泛关注，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一、举办基础
当时的北京，正处于“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之下。

新知识传播的热潮、新式学校的发展与学校音乐教育的广泛开展，带来了民众欣赏西洋音乐的需求，也推动了专业音乐机构的出现。

在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当时相继创立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3年）等专业音乐机构。

如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一度发展成拥有本科、师范科、选科等学制的音乐机构，所开设的课程符合当时一般国际标准。

其中的乐器课程亦包含了小提琴在内的各种中西乐器，并形成了每周一次的导师或来宾音乐会及每学期一次的学生音乐会等固定制度。

这进一步促进了音乐艺术的普及与推广，也为本场音乐会的举办培育了基本的观众群。

而举办此次音乐会的真光剧场地处王府井东单地区。

这里不仅有繁荣的商业，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其成为音乐艺术传播的重要区域。

这里还是北京较早举办新式音乐会的地区，在1919年就举办了北京大学音乐演奏大会。

而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前身音乐研究会的谢幕演出也于1922年5月在此举办。

协和医学院小礼堂、米市大街青年会大礼堂、平安剧场、真光剧场等逐渐成为进行各类音乐演出的主要场所，也为本场音乐会的举办提供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二、筹措与准备
1923年的克莱斯勒正处于演奏技巧炉火纯青之时。

因此，在其尚未来到北京时，演出的消息已不胫而走。

5月6日，天津的英文报纸《华北明星报》已刊出“世界著名大手琴大家克拉
士勒在津演奏两夜，并闻在北京方面亦将奏演两夜”[1]的报道，并称其将于5月18日抵达天津。

但是，按照演出安排，音乐会仅面向在京的外国人，中国听众将无缘目睹大师的风采。

此事为五四时期著名的新诗人及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徐志摩得知。

此时的他正处于壮年，在诗坛小有名气，并不遗余力地喜爱与提倡音乐。

他曾对克莱斯勒的小提琴艺术予以称赞，称“用此曲只应天上有去形容喀拉士拉的梵和琳，只是等于不形容”。

[2]笔者在档案馆查阅相关民国老报纸发现：消息灵通的徐志摩很早就获悉了演出的相关情况，并利用在报纸刊登剧评的机会，于1923年5月5日在《晨报》为克莱斯勒作起“软广告”：“不久有大手琴家克拉士勒来京，他是近代有数的音乐大天才，爱真音乐的人，千万不可错过这最最难得的好机会。

就是耗费了半月的薪水去听他一度弦琴，结果还是你便宜的”。

[3]随后，《晨报》于5月8日转引了上述《华北明星报》的消息，并对克莱斯勒即将来京举行音乐会作正式报道。

5月18日，《晨报》又专文介绍了克莱斯勒（喀拉司拉）的藝术造诣及人生经历，同时刊发照片，使当时的国人得以了解其生平并一睹真容。

与此同时，在欧美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徐志摩又赶赴天津与刚刚抵达的克莱斯勒进行交涉，最终说服其于5月28日为中国听众专门举行一场音乐会。

接洽停当后，徐志摩又与梁启超、林长民（林徽因之父）等14位知名人士共同宣布已“商请喀君另在真光剧场演艺一次，以饷我国人士”。

[4]而与克莱斯勒的经纪人商定的演出酬金为2500大洋，与其在日本演出时约合3000大洋的酬金相比，这一价格已有所降低，但仍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同时，为了使更多听众能够欣赏音乐会，票价定为成人2～3元、学生1元（外国听众的演出价格为6元），而演出场地真光剧场的全部座位为600个。

这样一来，演出开支中超出票价的部分，唯有向社会各界募捐。

梁启超、林长民、章士钊、王家襄、冯耿光等人均解囊相助。

梅兰芳等人还合赠花篮三只，预祝音乐会成功。

至演出前一天的5月27日，徐志摩又赶赴天津陪伴克莱斯勒一行人至北京，演奏当天也予以陪同。

经过一番不懈地筹措与准备，音乐会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三、演出与反响
1923年5月28日下午5时许，克莱斯勒的独奏音乐会在真光剧场拉开帷幕。

开演前，他在德国驻华大使威罗普及夫人的陪同下先行到达剧场，并由梁启超、林长民、徐志摩、林徽因等导引入休息室。

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及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内的各届著名人士亦出席了音乐会。

音乐会开始前，由林徽因将克莱斯勒本人的经历、音乐会的注意事项及礼仪规范等向听众作介绍。

当克莱斯勒步入舞台时，全场掌声雷动，“良久始止”。

[5]克氏于演奏前亦表示“中西文化很有接近的希望，现在西洋人都在研究中国的哲学和艺术”，[6]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之情。

当晚5时20分，音乐会正式开始，演奏曲目如下：（1）《克莱采奏鸣曲》（贝多芬）；（2）《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3）《旋律》（格鲁克）；（4）《C大调回旋曲》（莫扎特）；（5）《圆舞曲》（勃拉姆斯）；（6）《安乐乡》（斯科特）；（7）《维也纳狂想曲》（克莱斯勒）；（8）《中国花鼓》（克莱斯勒）。

这些曲目，除了注意涵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作品之外，亦具有一定的特别意义，以显示克莱斯勒对这场音乐会的重视。

如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在克莱斯勒的音乐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

1899年1月，他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伴奏下演奏此曲，轰动一时，作为一流演奏家的地位也因此确立。

《维也纳狂想曲》是其在参观故乡维也纳的一些名胜古迹后写下的。

此曲以动人的旋律与带有沉思的意境回忆了维也纳昔日的繁荣，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

20世纪20年代初，克莱斯勒在美国巡演时，接触到唐人街华侨所表演的花鼓音乐，并触发了灵感。

他根据小提琴的演奏特性，将自己听到的花鼓音乐加以处理，创作了《中国花鼓》。

在本场音乐会中，他特意选择此曲作为押轴曲目，以期拉近与中国听众的距离。

在演奏过程中，克莱斯勒尽显大家风范，充分展现了当时世界一流小提琴演奏家的水准。

他演奏时“姿态非常安闲自若，从容不迫，朴素典雅，声音好听极了”。

[7]演出从下午5时20分持续到7时10分，历时近两小时。

在以《中国花鼓》押轴后，又加演数曲。

演出获得了广泛好评，如“我虽不懂音乐，但觉此音入耳，令人心怀怡畅，几若身入云霄”[8]之类的赞美不绝于耳。

同时也激发了听众学习小提琴的艺术热情。

曾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的谭抒真当时正在北大音乐传习所接受小提琴启蒙教育。

在聆听了这场音乐会后，他立志成为一个提琴家，坚持练习不辍，并认为“能坚持到现在仍然天天练琴，七十多年前所立的志是起了作用的”。

[9]
四、场外风波
1920年代的北京，正是新旧文化交汇与冲突的高峰期，许多日常事件往往成为文化界人士之间往还唱和，甚至互相辩驳的导火索。

克莱斯勒的音乐会由于引起了诸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与参与，亦成为各方矛盾的汇聚点，从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场外风波。

其中的焦点则落在了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徐志摩身上。

而这一切皆因徐志摩与当时话剧界人士的一场争论而起。

1923年4月24日，徐志摩观看了美国霍路会剧团演出的话剧《林肯》。

令他惊讶的是，平时那些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生却对外国名剧团的此场演出漠不关心。

于是，他便撰写了剧评《得林克华德的》，抨击他们对于艺术的麻木。

5月6日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演出话剧《娜拉》，徐志摩前往观看，但中途退场。

话剧界人士蔡方信、林如谡、何一公等遂发表《看了后的零碎感想》《又一（次）看了女高师两天演剧后的杂感》《女高师演》等评论，以徐志摩提前退场的行为反唇相讥，反驳徐对于学生艺术素养的抨击。

徐志摩与好友陈西滢复发表《我们看戏看的是什么》《看新戏与学时髦》，对徐的提前退场作解释，并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艺术主张。

在撰写评论的同时，徐志摩还计划为推广外国艺术精品展开行动。

他本欲促使霍路会剧团再向学术界人士公演一次，但因剧团已离华而作罢。

此时，他得知了克莱斯勒将来华演出的消息，于是便如上文所述那般展开运作，并最终促成了音乐会的成功举办。

但也使徐与话剧界人士的争论扩展到本场音乐会之中。

音乐会结束后，蔡方信发表《“看”音乐与学时髦》一文，明确表达了对徐的文化情趣的异议，称徐坚持文化中的“帝国主义”“想把他的文化普及全世界”。

同时还针对徐号召众人花半月薪水去听音乐会的言论表达不满，称“我们底儿穷，真有三五个子儿憋得脸红筋胀的时候”“以至于没有他们——享惯了西洋生活程度的人——看得‘轻于鸿毛’
程度的三五块钱，去瞻仰徐志摩先生所嗜好的东西”。

同时，还对某些附庸风雅的看客展开讽刺：“暴富的人看见高等人不绝口地称道音乐的微妙，他们只要说他们在某剧院包过一个厢……目的便达到了，这是听音乐的学时髦”。

[10]而針对在那晚的演出中，京剧大师梅兰芳除了于包厢中观看演出还与克莱斯勒会晤这一举动，蔡方信则认为此举体现了中西艺术的旗鼓相当，也维护了艺术的尊严，从而使这场争论上升到了中外艺术比较的层面。

对于此篇文章，徐志摩等未再做正面反驳，争论随之逐渐平息。

五、余论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并引发了文化界内部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克莱斯勒1923年北京演奏会的积极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

它将当时西方最精彩的音乐演奏带到中国，使国人获得不同以往的审美感受。

即使对徐志摩等组织者颇有不满的蔡方信对此亦不否认，声称若有人问他演奏效果，他“敢毫不踌躇地说‘好听’”。

[11]这场音乐会的举办点燃了许多人追求美好事物的热情。

这股热情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并成为此后中国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推动力量。

而围绕其所发生的风波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对中外艺术作更加全面的思考。

参考文献：
[1]世界著名手琴家不日来京[N].晨报，1923-5-8（6）.
[2]廖辅叔.乐苑谈往[M].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260.
[3]徐志摩.得林克华德的《林肯》[N].晨报副刊，1923-5-5（3）.
[4]介绍大音乐家[N].晨报，1923-5-23（4）.
[5] [8]满场心醉，喀拉士拉——引者之妙技听众如潮全场无立锥余地[N].晨报，1923-5-29（6）.
[6] [10] [11]芳信.“看”音乐与学时髦[N].晨报副刊，1923-6-12（3）.
[7] [9]谭抒真.七十年前听克莱斯勒音乐会[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4（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