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宗族_南盛北衰_形成原因的分析

[收稿日期]2007-07-20
[作者简介]祝小楠(1981-),男,河北邯郸人,江西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专门史研究生.E -mail:xiaozhukuai paokkk@
对中国宗族“南盛北衰”形成原因的分析
祝小楠
(赣南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赣州　341000)
摘　要:通过分析中国南北宗族的差异,探讨为什么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宗族的发展逐渐出现“南盛北衰”的现象。

并分别从地缘政治、战乱因素、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梳理。

关键词:宗族;迁移;地缘政治;战乱因素;地理环境;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658(2008)01-0055-03
宗族的含义,在《尔雅・释亲》中说:“父之党为宗族”,《白虎通・宗族》中说:“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现代意义上的宗族概念较宽泛,即同出父系血统的人们称之为宗族,认为宗族是基本上按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宗族色彩的活动的、有着一种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社会组织,即宗族不仅包括真实地缘关系还包括拟制的血缘关系。

然而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宗族的发展并不是整齐划一、平衡发展的,而是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其最明显的是南北方宗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大体上呈现出南盛北衰的态势。

针对出现这种南北宗族发展差异的历史原因,本文试就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中央集权的强化不允许宗族势力的膨胀自秦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来,中国南北方在地缘政治学上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除明初时短期建都南京外,从来没有真正统一了中国的政权将京城设在南方。

尽管在中国经济史上,在宋代就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南移的过程,但政治中心却一直是在北方。

而自元代以来,统一的中国首都一直设在北京。

从地缘政治学上看,距政治中心越近,则国家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控制成本越低,越能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中国这样国土广大的国家,距政治中心的空间距离差异很大,由此产生的中央政权对民间社会控制力的差别也很大。

尤其是在交通不很发达,信息传递慢的传统农业社会时期,更是凸现出地缘差别。

尽管自秦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大力建设和维护全国交通驿道系统和与之相配套的人、畜力和设施,但“天高皇帝远”的南方与“天子脚下”的北方仍是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治
力具有排他性和惟一性,凡是中央政府控制力所能到达的地方,决不容许有其外在的势力对其进行干涉。

在北方,尤其是在京畿腹地,更不容许有地方宗族势力的崛起来挑战中央政府。

因此,北方的宗族势力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很难获得发展的机会。

而在中央政府控制力比较弱或权力触角无法到达的地方,尤其在南方,则需要借助当地势力较大的宗族对当地进行协管,因为从法律规范来讲,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组织制定有大量的族规家法,这些族规家法不仅仅是民间的,而且获得了国家的默认甚至支持,族规不仅是劝导性的,而且往往是惩罚性的,比如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或族规的人,可以责打、罚酒、罚谷、罚戏,甚至逐黜族籍。

这就无形中替代中央集权行使了国家管制权,族权进一步扩大,甚至可以将不法族人处死。

还有的族规规定族内发生纠纷必须通过宗族内部解决,强宗大族的存在同时也抵御了政府过多的侵入,使得国家政权组织只能对之加以利用,而不能随意地加以摆布。

这样在国家政权组织与民间组织的权力博弈过程中,或者说,在有现成的宗族组织的情况下,由于宗族组织的抵制,国家进行直接控制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宗族实行间接控制的成本相对较低。

相反,在没有现成的宗族组织的情况下,要利用宗族组织进行间接控制需要先培育宗族组织,因而成本很高,而由于没有宗族组织的抵制,国家可以直接面对原子化的小农个体,直接控制的成本也就相应较低。

当然,中央政府也会采取怀柔政策,定期地对地方势力较大宗族进行奖赏和赐匾,以示鼓励。

中央政府对南北方宗族势力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确保中央集权的稳定统一,这样由于距国家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原有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同控制方式,而不同的控制方式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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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第23卷第1期 邢台学院学报 Vol .23.No .1 2008年3月 JOURNAL OF XI N GT A IUN I V ERSITY Mar .2008
宗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反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南北方宗族聚居格局和宗族势力的差异。

二、战乱的因素导致南北宗族发展的不平衡自三国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中国,经历了大约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争,这些战争基本上都发生在北方。

加之北方临近边界,经常受到异族的入侵,人民深受战争之害,为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南迁,越过长江,深入到南方内陆。

在南迁的过程中,常常是同姓同宗族的人结合在一起,形成大规模的集体迁移,以确保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迁移到南方之后,他们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对环境的陌生与不适,人际关系的淡漠与生疏,而要在新的环境中能够立足而并有所发展,又面临着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

尤其是在宋之后,北方连年战乱,中国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南移,大量北方人口向南迁移,与当地土著居民产生土地纠纷,尤其是对土地的归属问题而发生大规模宗族械斗,从“疾病相扶”来讲,传统小农经济,农户十分脆弱,非常需要得到超出家庭力量的扶持,这要求族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

宗族族约中的这种规定是普遍的。

尤其是南方农村,用于族人相恤的族田义庄,在一些宗族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外来的居民必须获这种超个人、家庭的保护,才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便发展壮大起来。

同时,外来宗族与当地土著居民的通婚又加速了宗族之间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和强烈的宗族认同感,并遵守相同的族规,一旦这种集体生成意识形成,宗族便会迅速的发展和扩张,形成了宗族的二次发育,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壮大。

从而在当地形成一个颇具势力而又封闭的群体,并对抗当地的政府。

但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宗族聚居普遍的地区,生活在林立的强宗大族之间,零散的迁入者甚至弱小宗族经常会受到强势宗族和其他已形成紧密人际关系的原住民的欺凌。

正如孔飞力所说,“这里存在的简直是一种氏族间的帝国主义,由此,强大和等级分明的氏族内的阶级差别由于对邻近贫穷氏族的集体剥削所获的利益而被冲淡和减弱了;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阶级冲突被民族主义、扩张主义以及对弱小社会的经济奴役所掩盖的情况一模一样”。

[1]
面对这种情况,势单力薄的零散的家庭及弱小的宗族常常避开强族而单独立村,或改姓归宗,托庇于强宗大族,或利用同籍等关系组织起来,甚至改为同姓,认同于同一虚托的祖先,形成新的宗族,以便与强邻相抗。

三、南北方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也是形成宗族“南盛北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北方在地理环境上属于平原地区,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在土地的耕种方面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人力投入,管理成本相对来说较低。

相比之下,南方是一个多丘陵山区,在土地的开垦方面较为困难,为了克服这种不利的外在条件,拓展更多的生存空间,往往需要借助于大规模的人力资源进行耕作来完成艰苦的土地开发。

这就更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信任,而其中最好的手段就是借助宗族这一载体进行团体耕作。

同时,由于中国南北方区域气候差异明显,北方表现为典型的干燥、少雨等气候特征;而南方则表现为湿润、多雨的气候特征,因此在南北方修建灌溉工程上也能体现出南北宗族的不同。

黄宗智曾肯定过宗族对于水利事业的独有贡献:“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家族组织比华北平原发达而强大,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组织的规模与水利工程的规模是相符的。

”“华北平原多是旱作地区,即使有灌溉设备,也多限于一家一户的水井灌溉。

相比之下,长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的渠道灌溉和围田工程则需要较多人工和协作。

这个差别可视为两种地区宗族组织的作用有所不同的生态基础。

”[2]
即中国南方宗族跨政区、跨流域的分布特征,对于兴建较大规模水利工程具有形成超越其他民间组织之上的力量,有助于水利工程的兴建与管理,而北方宗族力量较弱,因此民间兴修水利的数量与规模均低于南方。

正如黄宗智所说到的那样,整个北方缺乏强劲的宗族力量。

四、南北方宗族的意识形态或观念层面文化传统的影响
南北方宗族聚居的强弱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弱化了宗族意识。

这一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北方少数民族与北方汉族融合之后,不仅北方少数民族被汉化,而且北方的汉族人也被胡化,由于少数民族的宗族意识比较淡化,无形中减弱了北方宗族形成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动力。

相比之下,南方汉族聚居区的人口中,溶入少数民族因素则少于北方。

首先,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原本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在汉族人口南迁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并未与迁入的汉族融合,而是受汉族人的挤压,向西南地区迁移,形成了现代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其次,与北方不同,在南方的各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人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处于强势地位。

因而,在融合而成的文化中,保留了更多原来中原地区汉族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

而在宋以后南北方各自内部的人口迁移中,由南方早期迁入地进一步迁往其他各地的人口中,有着更为浓厚的宗族意识。

而由北方人口密集
地区迁往北方其他各地的人口中,宗族意识(下转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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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祝小楠:对中国宗族“南盛北衰”形成原因的分析
由命的人,极其富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

他曾经和别人有过一张合影,他在上面题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尔’。

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

对这个题词,李立三后来做自我批评说:“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习气。

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老同学回忆当时的李立三,都说他性格上的鲜明的特点,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坦率直爽、雷厉风行,但有些急躁。

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犹豫不决。

他对旧世界有强烈的憎恨,大家一谈到国内政局,谈到反动军阀和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声喊叫“推翻”、“打倒”、“杀掉”,充分表现了李立三对反动阶级势不两立的态度。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许多人都会自然迸发出“灭此朝食”般的奋进激情。

可以说,没有火一样的激情,也就没有革命,就会始终逆来顺受,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但是情绪激进有时候也会矫枉过正,因此立三的性格对他错误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立三路线”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中共“六大”并未完全肃清的党内“左”倾思想;共产国际“一刀切”的错误指挥;李立三个人性格的特征。

在这三个方面中,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应该是主要方面,而以往我们总结“立三路线”的形成时却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忽略共产国际而过分强调李立三个人的错误。

唯物主义认为,激进情绪往往出现于反差巨大的环境中,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主要原因都要从社会寻找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

何况,在出现“立三路线”时,这位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只有31岁。

如同成年人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时的行为一样,成熟的政党对早年的失误也要有一种科学总结的态度。

急于革命成功,想迅速建成强国,无疑是美好愿望。

然而,只有脚踏实地、立足国情,激情和科学态度结合,才能产生实际成效。

对如今仍处于“初级阶段”的我们来说,李立三的故事恐怕并不遥远,还值得很好借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83.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3]李人纪,等.怀念我们的爸爸李立三[N].人民日报,1980
-07-09.
(上接第56页)则已经淡薄,在迁入地人口重建的始点上,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就相对薄弱。

汉族人的宗族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民间,而且体现在受国家政权支持的正统意识之中。

作为中国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学源于北方。

但自宋以来,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儒家文化同样也呈现出了南强北弱的格局。

作为宋以后新式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宋明理学也发源于北方。

正是中原理学家张载、程颐率先主张恢复古代的宗法制,倡导设宗子,建家庙,立家法。

但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贡献更大,对后世影响也更大的朱熹则是南方人,并且基本活动于南方。

自此之后,南方宋明理学式的儒学及其教育一直是南方强于北方。

宋代儒学的复兴最初起于北,终则盛于南。

如前所述,在科举兴盛程度的南北方差异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0.80.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
2000.56,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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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