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1964年访华之旅再探

李约瑟1964年访华之旅再探
作者：王勇忠
来源：《科学文化评论》2021年第03期
摘要以李约瑟1964年访华之旅为中心，利用相关档案，梳理李约瑟在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和分裂中的态度，以及在英中了解协会组建过程中的工作，兼及参与帕格沃什会议与中国的联络事宜，展示他对中英友好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李约瑟英中友好协会帕格沃什会议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1 06 01
作者简介：王勇忠，1981年生，山西阳泉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

Email： Wangyongzhong@ucas ac cn。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对外科技援助工作的历史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9BDJ058）。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国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开拓者。

他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国际上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更是科技史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议题，学界对此已有诸多研究，新的成果仍在不断涌现。

除此之外，李约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分友好，于1952、1958、1964、1972、1978、1981、1984、1986年先后8次访华，赴各地参观，收集文献资料，与中国学者开展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李约瑟与中国学者的往来已成为李约瑟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有学者利用李约瑟的工作笔记等英文材料开展了对其学术思想史的研究[1]。

然而，如果将视角从科技史的领域略为扩展，放到冷战时期科学家们积极参与国际政治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有利于描绘李约瑟在科学史家这一角色之外的更多面相。

笔者拟以他1964年的中国之旅为中心，利用一些档案材料，对这一问题加以补充。

一英中友好协会的建立与分裂
1949年12月4日，英中会议在伦敦召开。

这次会议是英国国内的进步人士为促进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召开的一次群众性会议。

与会人员包括工会领袖、教授、医生、国会议员、主妇、合作社员、工厂工人和学生等，旨在要求英国政府立即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完整
和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2]。

会上，曼彻斯特区混合机器工会委员会代表提议成立“英中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友协”），得到了众多代表的热烈支持。

由此，会议决议提出“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巩固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成立新的英中友好协会，把一切谋求与中国友好地个人和团体，团结在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里面。

向中国人民致敬，并保证努力建立牢不可破的、永恒不灭的友好关系”[3]之后，英国共产党（以下简称英共）在友协中的影响日渐加深，可以说是“一道由英共领导”[4]。

友协成立之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华友好交流活动，如致函英国外交部和美国驻英大使馆，要求英国政府支持中国参加联合国，以及斥责美国继续干涉中国;在伦敦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大会，邀请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宁一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与会和访问英国;组织访问团赴华参加国庆观礼等，积极向英国民众展示中国的变化和成就，谴责美国的侵略远东政策，敦促英国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全力支持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和取消对英中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

期间，李约瑟积极参加友协组织的各类活动，多次在各类集会上发言，如在参加“我们不与中国作战！”大会时强调称：“亚洲人民对美国飞机的滥炸朝鲜城市与村庄极为愤慨。

这种野蛮行为乃是西方国家奉行的种族优越政策的结果，而远东当前的情势之所以发生，则是由于无理拒绝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它的合法地位所致，号召英国人民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5]1951年，李约瑟正式担任友协会长。

1952年，他还参加了调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

1960年，他专门致函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主席，反对该协会接纳台湾成为其会员[6]。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论战和两国两党关系的破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重大的挫折，友协也受到了影响。

1963年8月，友协召开理事会，前英国外交官班以安（Derek Bryan）和廖鸿英夫妇提出的主张积极散发表达中国观点材料的提案未获通过。

10月26日，友协举行全国委员会会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只通过了一项“政策声明”，强调友协是非党派的群众团体，不应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只应进行英中两国的文化交流运动，因此不宜宣传讨论中国有关“共运争论”的观点。

李约瑟因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他认为：“中苏争论使友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地位上。

会员同情中国，但许多担任负责工作的人都是英共党员，或接受英共政策的人。

他们主张友协光搞文化活动，不宣传政治。

他个人对此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也没有什么办法……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采取了鸵鸟政策，把头埋在沙里。

随着中苏分歧的发展，这样做就愈来愈行不通了，……‘政策声明’只谈文化，不谈政治，这样就产生了更大的矛盾。

政策声明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后终于摊牌了。

”[7]由此，他认为“也许需要另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宣传中国的观点”（[8]，页307）。

面对这样的情况，1964年1月，李约瑟等主持出版了一份名为《简报》（The Broadsheet）的宣传品，该刊物由班以安和廖鸿英主办，以“中国政策研究小组”的名义出版，目的在于“简要地介绍中国对社会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观点，而为了澄清问题，在介绍这些观点时将不做事先判断。

……如有篇幅允许，我们也准备刊登一些關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情况的简要报道，以及重要评论的摘要”（[8]，页308）。

李约瑟在其上先后发表了《中国与和平》《中国的公社》《大跃进和大辩论——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印
边界争执》《自力更生或经济依赖？》和《中国与民族解放斗争》等文章。

这份刊物虽然只出版了5期，但是其关于中国的一些观点引起了友协领导层的强烈不满。

1964年5月9日，友协举行第14次年会。

会前，英共通过吸纳大批支持者参加年会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力量，如在会前的一周内就吸收了200位新会员，而按照李约瑟的说法：“那些人都是对中国毫无兴趣和不相干的。

可以说这是‘西风’方面的做法，而我们‘东风’方面也这样做，例如过去我夫人不大参加协会的活动，这次也参加了。

”[7]与会者们就如何对待“政策声明”等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

期间，李约瑟作了一次“和解性”的发言，提出“英中友协的基础是对中国人民及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友谊，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8]，页310），并提出组织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印发客观、明确地介绍“共运争论”的材料，以及双方的不同观点。

他认为这是“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友协内部相互独立的两种倾向，使友协十四年来的出色工作得以发展。

……如果一些会员（不管什么原因）竟然不能同意这样一种对中国朋友的观点的纯客观的介绍，认为这是‘邪门歪道’，不应去提。

那么，这些会员倒是要想一想：他们能否坦然地继续留在中英‘友好’协会之中”（[8]，页310）。

虽然他的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性通过，但结果仍旧是“西风”暂时压倒了“东风”，会议最终决定禁止讨论中苏分歧和宣传中国的观点，各地分会提出的不少反对“政策声明”的提案也全部遭到否决，其中甚至包括最起码的反驳“中国是种族主义”的提案。

这次会议之后，李约瑟和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感觉到“协会的分裂是悲剧性的，因为协会本来就很小，但目前除了分裂之外，别无良策”[7]。

经过协商，他们准备成立一个名为“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的新组织，设立秘书处，并在各地成立分会[9]。

二访华与会谈
1964年，中国举行以“反帝团结”为主题的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参加。

其中，李约瑟作为英国访华小组成员之一，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协会”）楚图南副会长的邀请再次来华。

他此行的目的除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资料和寻找合作者，如在出发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參观访问的项目清单，包括化学工业和应用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农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他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要当面与中方商讨友协的具体问题。

7月3日，李约瑟携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秘书鲁桂珍抵达北京，郭沫若、竺可桢、楚图南、侯外庐、张有渔、潘纯、钱宝琮和黄炜等人前往机场迎接。

当晚，郭沫若夫妇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宴请李约瑟一行。

之后，李约瑟一行驻留北京，访老友，寻古迹，直至7月22日离京赴外地访问，足迹遍及约40多个城市。

7月16日，楚图南在北京饭店宴请李约瑟夫妇和鲁桂珍，并进行了会谈。

楚图南首先感谢了李约瑟为英中友协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李约瑟谈及了对友协现状的看法，认为友协成立14年来一直由英共领导，这种情况有好处，但也有不好之处，如大多数成员都是英共党员、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中国感兴趣，但是对政治不
感兴趣的人组成，这就使得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工党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都不愿或不能加入，所以它没有能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而在中苏分歧公开化后，由于没有能够真正消化中国的观点，并用英语表达的合适人选，加之友协里的大多数人只愿意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偏袒苏方等原因导致友协处境困难。

此外，他还介绍了对于成立新组织的设想，表示目前有六个分会愿意和总会分裂另组新友协，因此成立新的协会没有问题，几个月里就可建立起来，而尚未采取决定性措施的原因是如果成立“中国之友”这样一个新组织，需要声明与英共以及英中友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教养和我所受的传统教育使我很不愿意采取和英共完全决裂的步骤，但是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又十分必要这样做……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也不会阻止我们搞友好工作和活动”[7]。

因此，他十分希望能够明确地了解中方对“友协分裂”“何时辞去旧友协会长的职务和担任新友好组织会长的职务”“新组织聘请专职秘书的人选和困难”和“中方对《简报》的意见”等问题的看法。

此外，他还请中方向他介绍了中法和中意等欧洲其他国家友协的情况和经验。

李大斐则提到友协发表“政策声明”不许人们讨论中苏分歧之后，许多分会反对声明，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友协的正常工作总得来说遭到阻碍，但还并不是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分会工作还有很大发展，例如汉姆斯台德的工作就很活跃。

随后，中方经过商讨，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复，即：向他强调“新的友好协会最好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尽量吸收更多的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社会名流参加，不要使它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团体”[11]，在具体方式上请他和英共左派重要人物，伯明翰大学教授汤姆逊（George Thomson）等找一些社会名流，如前皇家学会会长恒兴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著名数学家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联名发起成立新的中英友好组织，以促进两国人民间互相了解，而不必提与英共的关系，但是要注意与这些发起人讲清楚新的组织与英共及旧友协无关;考虑到李约瑟对与英共的破裂还存有顾虑，表示完全尊重他的决定，鼓励他担任新友好组织的会长，多集中精力把新友好组织搞好，同时也不主动劝他辞去旧友协的会长;对新组织何时成立的问题，建议李约瑟应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等待条件成熟时自行决定成立，不必操之过急;对于新友好组织专职秘书的人选和经费问题，中方未明确表示给予经费支持，而是更加关注人选的问题，考虑到班以安等人的背景不明，希望能够由一位有地位、有影响、有活动能力，确实对华友好的人士担任，因此准备另请汤姆逊教授提出一些适当的人选;虽然中方对《简报》的实际负责人班以安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考虑到李约瑟、汤姆逊和剑桥大学罗宾逊教授（Joan Robinson）都是该刊的发起人，而其内容和观点又比较正确，所以对该刊加以了一般的肯定，并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欣赏。

此外，中方还认为新友好组织内部似宜有一个不公开的核心力量来掌握方针，推动工作，因此决定待征询另一位访华小组成员汤姆逊的意见后再提出具体方案。

9月30日，楚图南宴请英国访华小组全体成员（包括李约瑟夫妇、鲁桂珍、汤姆逊夫妇，罗宾逊和牛津大学戴伊），并举行会谈。

中方基于“多线联系，不唱对台戏”的原则向李约瑟等人建议：“新组织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名称与旧友协对立，两组织可同时存在，新组织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12]而访华小组成员则一致认为基础应广泛，但仍然准备从分裂的角度考虑成立新组织，除李约瑟仍有顾虑怕挫伤积极分子外，大多数成员认为应当等候适当时机，不能
操之过急，目前还不宜公开决裂，而是加强分会工作，考虑最早明春看情况如何，再考虑成立新组织。

李约瑟对此也表示了认可，但是表示没有汤姆逊那样乐观，认为从年会的选举情况来看，不能认为大多数会员对中国是友好的，“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而且发展分会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全国秘书处不接受新成立的分会。

但是，他也考虑到如果要推迟成立新的组织又会挫伤一些急于想成立新友协的真正友好人士，所以目前只能是“缓慢而稳步地去做。

我想再过6—9个月可能看出点眉目来。

目前我们的情况还是混乱的”[12]。

而对于在新组织内建立不公开的领导核心的建议，汤姆逊表示了同意，并称可以通过贸易界友人解决经费的问题。

之后，对外协会专门致函驻英代办处告知会谈的情况，并请他们进一步去做工作，说明新组织不应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反修团体，应成为有广泛联系，特别是与文化界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对话的友好组织。

返回英国之后，李约瑟与罗宾逊等开始着手成立新组织的准备工作，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发出邀请信。

在协会成立前，李约瑟还分别致函周恩来、郭沫若和楚图南，请求们为协会成立大会准备简短的录音贺词。

经过一番准备，1965年5月15日，“英中了解协会”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举办成立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担任会长的李约瑟发表了名为《友谊的芬芳》的演讲，阐明了协会的宗旨：“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

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

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和国际了解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16]成立之后，该协会通过公众会议、电影放映、讨论会、中文课、演讲小组和信息服务等方式继续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并出版了《中国眼》（China Now）杂志，旨在为西方读者提供更深入的发展讨论。

此后，还组织了英中了解协会旅行团，成为英国人亲眼看中国的唯一途径。

直至今日，该协会仍然在为英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二访华与会谈
1964年，中国举行以“反帝团结”为主题的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参加。

其中，李约瑟作为英国访华小组成员之一，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协会”）楚图南副会长的邀请再次来华。

他此行的目的除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资料和寻找合作者，如在出发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参观访问的项目清单，包括化学工业和应用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农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他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要当面与中方商讨友协的具体问题。

7月3日，李约瑟携妻子李大斐（Dorothy Needham）、秘书鲁桂珍抵达北京，郭沫若、竺可桢、楚图南、侯外庐、张有渔、潘纯、钱宝琮和黄炜等人前往机场迎接。

当晚，郭沫若夫妇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宴请李约瑟一行。

之后，李约瑟一行驻留北京，访老友，寻古迹，直至7月22日离京赴外地访问，足迹遍及约40多个城市。

7月16日，楚图南在北京饭店宴请李约瑟
夫妇和鲁桂珍，并进行了会谈。

楚图南首先感谢了李约瑟为英中友协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李约瑟谈及了对友协现状的看法，认为友协成立14年来一直由英共领导，这种情况有好处，但也有不好之处，如大多数成员都是英共党员、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对中国感兴趣，但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组成，这就使得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工党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都不愿或不能加入，所以它没有能成为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而在中苏分歧公开化后，由于没有能够真正消化中国的观点，并用英语表达的合适人选，加之友协里的大多数人只愿意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偏袒苏方等原因导致友协处境困难。

此外，他还介绍了对于成立新组织的设想，表示目前有六个分会愿意和总会分裂另组新友协，因此成立新的协会没有问题，几个月里就可建立起来，而尚未采取决定性措施的原因是如果成立“中国之友”这样一个新组织，需要声明与英共以及英中友协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教养和我所受的传统教育使我很不愿意采取和英共完全决裂的步骤，但是为了扩大群众基础，又十分必要这样做……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也不会阻止我们搞友好工作和活动”[7]。

因此，他十分希望能够明確地了解中方对“友协分裂”“何时辞去旧友协会长的职务和担任新友好组织会长的职务”“新组织聘请专职秘书的人选和困难”和“中方对《简报》的意见”等问题的看法。

此外，他还请中方向他介绍了中法和中意等欧洲其他国家友协的情况和经验。

李大斐则提到友协发表“政策声明”不许人们讨论中苏分歧之后，许多分会反对声明，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现象，友协的正常工作总得来说遭到阻碍，但还并不是完全停顿下来，相反分会工作还有很大发展，例如汉姆斯台德的工作就很活跃。

随后，中方经过商讨，对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做了初步的回复，即：向他强调“新的友好协会最好在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尽量吸收更多的对华持友好态度的社会名流参加，不要使它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团体”[11]，在具体方式上请他和英共左派重要人物，伯明翰大学教授汤姆逊（George Thomson）等找一些社会名流，如前皇家学会会长恒兴伍德（Cyril Norman Hinshelwood）、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 Waley）、著名数学家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联名发起成立新的中英友好组织，以促进两国人民间互相了解，而不必提与英共的关系，但是要注意与这些发起人讲清楚新的组织与英共及旧友协无关;考虑到李约瑟对与英共的破裂还存有顾虑，表示完全尊重他的决定，鼓励他担任新友好组织的会长，多集中精力把新友好组织搞好，同时也不主动劝他辞去旧友协的会长;对新组织何时成立的问题，建议李约瑟应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等待条件成熟时自行决定成立，不必操之过急;对于新友好组织专职秘书的人选和经费问题，中方未明确表示给予经费支持，而是更加关注人选的问题，考虑到班以安等人的背景不明，希望能够由一位有地位、有影响、有活动能力，确实对华友好的人士担任，因此准备另请汤姆逊教授提出一些适当的人选;虽然中方对《简报》的实际负责人班以安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考虑到李约瑟、汤姆逊和剑桥大学罗宾逊教授（Joan Robinson）都是该刊的发起人，而其内容和观点又比较正确，所以对该刊加以了一般的肯定，并对他们的努力表示欣赏。

此外，中方还认为新友好组织内部似宜有一个不公开的核心力量来掌握方针，推动工作，因此决定待征询另一位访华小组成员汤姆逊的意见后再提出具体方案。

9月30日，楚图南宴请英国访华小组全体成员（包括李约瑟夫妇、鲁桂珍、汤姆逊夫妇，罗宾逊和牛津大学戴伊），并举行会谈。

中方基于“多线联系，不唱对台戏”的原则向李约
瑟等人建议：“新组织不一定采用同样的名称与旧友协对立，两组织可同时存在，新组织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12]而访华小组成员则一致认为基础应广泛，但仍然准备从分裂的角度考虑成立新组织，除李约瑟仍有顾虑怕挫伤积极分子外，大多数成员认为应当等候适当时机，不能操之过急，目前还不宜公开决裂，而是加强分会工作，考虑最早明春看情况如何，再考虑成立新组织。

李约瑟对此也表示了认可，但是表示没有汤姆逊那样乐观，认为从年会的选举情况来看，不能认为大多数会员对中国是友好的，“还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而且发展分会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全国秘书处不接受新成立的分会。

但是，他也考虑到如果要推迟成立新的组织又会挫伤一些急于想成立新友协的真正友好人士，所以目前只能是“缓慢而稳步地去做。

我想再过6—9个月可能看出点眉目来。

目前我们的情况还是混乱的”[12]。

而对于在新组织内建立不公开的领导核心的建议，汤姆逊表示了同意，并称可以通过贸易界友人解决经费的问题。

之后，对外协会专门致函驻英代办处告知会谈的情况，并请他们进一步去做工作，说明新组织不应成为旧友协分裂出来的更狭窄的反修团体，应成为有广泛联系，特别是与文化界和社会知名人士进行对话的友好组织。

返回英国之后，李约瑟与罗宾逊等开始着手成立新组织的准备工作，成立了“英中了解协会筹备委员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发出邀请信。

在协会成立前，李约瑟还分别致函周恩来、郭沫若和楚图南，请求们为协会成立大会准备简短的录音贺词。

经过一番准备，1965年5月15日，“英中了解协会”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举办成立大会。

在成立大会上，担任会长的李约瑟发表了名为《友谊的芬芳》的演讲，阐明了协会的宗旨：“这个协会，依我看来，应该是非政治性的，因为它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们一切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朋友。

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友好的精神。

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和国际了解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16]成立之后，该协会通过公众会议、电影放映、讨论会、中文课、演讲小组和信息服务等方式继续向英国民众宣传中国，并出版了《中国眼》（China Now）杂志，旨在为西方读者提供更深入的发展讨论。

此后，还组织了英中了解协会旅行团，成为英国人亲眼看中国的唯一途径。

直至今日，该协会仍然在为英中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二访华与会谈
1964年，中国举行以“反帝团结”为主题的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外政要和友人受邀参加。

其中，李约瑟作为英国访华小组成员之一，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以下简称“对外协会”）楚图南副会长的邀请再次来华。

他此行的目的除继续为《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资料和寻找合作者，如在出发前写给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信中，即附有希望参观访问的项目清单，包括化学工业和应用生物学、不同类型的农业、考古和历史博物馆，以及他之前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10]之外，另一方面则是要当面与中方商讨友协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