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价值重建要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

社会价值重建要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学术研究论文社会价值重建要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
朱贻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自“价值导向”问题提出至今已经二三十年过去了，问题依然严峻。

一方面，社会上对我们的社会应该以何种价值作为公众的共识、作为主流，争论不休、歧见纷呈。

有的主张普世价值，有的主张回到中国古代的传统。

另一方面，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的失范，依然极其严峻。

反腐败中揭露出来的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网络、媒体上屡见不鲜的各式各样的张扬腐朽的价值观念的言论和作为，以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诈骗、花样不断翻新的作假和违背诚信的行为，等等，都是实情。

以至于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存在着“社会溃败”的趋势，有的学者则认为现在需要的是价值“重建”或道德“重建”。

然而即使要重建的话，也离不开一个朝什么方向重建的问题。

所以在笔者看来，“价值导向”依然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关键是，不能停留于泛泛地谈论导向，需要厘清导向何处，朝什么方向去引导。

就此而言，冯契先生25年前，依托他创造性构建的“智慧说”的学术体系，在“改革开放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会议上的讲演中提出的“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

如何看待道德价值导向和一般价值导向的关系
冯先生在讲话的开头就指出“这个道德的导向问题，也不能脱离一般的价值取向问题，应该从一般的价值观来考虑伦理学的价值导向问题”。

这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将“价值导向”问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非常关注道德价值导向问题。

即使在“价值”概念合法化之后，大部分的舆论都是集中在人生价值、个体道德的领域之内。

这种情况在1991年之后，也延续
下来。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和口号，但是基本的倾向没有变化。

最初的阶段，主要的是“集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变化，对集体主义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和界定。

比如从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到界定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还有的学者解释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后来，源自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利观”的概念凸显，对此也不断地作出新的解读。

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荣辱观”的概念一度凸显。

近年来则强化了个人的修为、修养，等等，不一而足。

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正如冯契先生所说，道德价值导向是不能脱离一般价值取向问题的。

以义利关系而言，大都将传统的义利观局限于人生价值的领域。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依然没有越出个体的人生价值的范围。

实际上，大量的史料表明，传统的“义利之辨”和“义利观”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统治者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是“重义”还是“重利”；是“由义”还是“离义”。

它通过制度、政策和统治者自身行为而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治国价值方针和社会价值导向。

而选择何种治国的价值方针对于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取向，具有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人们价值观念影响的角度，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

然而现实和历史都表明，体现在治国和施政中的价值观念，能否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同，是社会成员是否愿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道德价值导向固然重要，但是体现在社会制度、各项政策、各种施政行为中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文化中负载的价值观念，也许更为根本。

只有把涵盖着两者的一般价值导向问
题抓住了，才能真正实施包括道德价值导向在内的价值导向的要旨。

总之，道德价值导向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价值导向不能归结为道德价值导向，必须从一般价值论的视角来把握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需要聚焦
方向问题至关重要，关乎导向何处。

冯契先生使用“大众方向”一词，是深思熟虑的。

他在“智慧说”中讨论价值问题的时候，首先将事实界、可能界和价值界加以区分，指出事实界是有规律的，规律解释了未来的可能性（可能界），可能性往往是多，经过人的选择和创造，把值得追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也就创造了价值。

所以价值不能仅仅理解为某种既成的评价标准。

价值是面向未来的。

面向未来，就有一个面向什么样的未来，也就是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为了什么目的要追求这种可能性”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也就是“方向”二字的涵义所在。

只有聚焦于方向，才能真正地把握和确立社会的价值导向。

可是，在一段时期里，舆论界对于价值问题的理解却偏重于评价标准。

有的时候，就将价值，尤其是道德价值等同于各种规范，或者是简单地等同于德目。

即使讨论到面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舆论往往也选择某个或某几个价值项展开议论，一时间“××是不是个好东西”成为热点。

还有，有一段时期，舆论对应该突出的几个价值项作为最主要的价值目标，作为讨论的对象。

这些讨论，并非无益。

但是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价值导向的碎片化，迷失了聚焦点。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价值问题的宣传中。

倡导数目繁多的价值项，每一个价值项又难以给出明确的界定。

结果既使人感到美不胜收，又让人无所适从。

人们也无法搞清诸多价值项之间的内在关联，甚至连保持完整的记忆也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各式各样（包括了儒释道）的道德格言、心灵鸡汤，甚至民间的生活智慧（如“家和
万事兴”“吃亏是福”），常常都被冠上了“价值观”的大名而登上主流媒体。

这种碎片化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整合，价值导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价值导向”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指针着社会发展的价值方向，因而是诸多价值项的聚焦点。

价值导向需要聚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应该就是“大众方向”这四个字。

把握住“大众方向”，才能有效地实施价值导向
冯契先生早年就投身革命，是在抗日斗争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他曾回忆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不仅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深感困惑的“中国向何处去”问题迎刃而解，而且使他找到了做哲学的方向。

他将价值导向具体内容表述为“大众方向”的理论依据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周恩来对此所做的发挥。

在此基础上，冯契先生从价值论的视角作出了具体的阐释和论证。

首先，从论说最广义的价值，也就是“好”入手，强调“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

也就是说，最广义的价值，就是“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

这是价值论上的“大众方向”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最基本的评价标准。

“一切好的东西，都以真实的利益作为内容，满足人民的需要；一切好的东西，包括真、善、美，一切有利于人民的事、一切文化上的创造都是为了使广大群众得到真实利益，以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冯契先生如此强调“真实利益”这四个字，并且把它同作为最基本的价值的“真”，联结在一起。

这并非偶然，这是亲历者深沉地反思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之后得来的。

我们经历过以人民大众的真实利益为出发点而赢得的胜利，也经历过由于不能反映人民大众的真实
利益，不能使人民大众实实在在地获得真实利益而带来的挫折；经历过以“真实利益”为内容的文化所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经历过以虚假的不真实的人民利益为内容的文化带来的人心的涣散和文化创造力的凋敝。

这一总结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社会成员的观念都已经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人们的需要和诉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如果还是停留于那种提高一点经济收入，居高临下地送点温暖，而不去关注人们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公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对公平正义的诉求，那就完全脱离了真实。

应该承认，在价值导向问题上，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仍然有着许多盲点。

例如，我们如何真诚地去努力把握哪些“价值项”才是真切地体现了现阶段人民大众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追求，什么是最为迫切的应该置于优先地位的，还有待澄明。

在政策的价值选择上，如何处置各种不同的价值项之间的关系，安排好优先顺序，也是实际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需关注的是，经过急剧的社会变迁，大众已经分层，不仅贫富分化，而且城乡之间、地域之间、不同的世代的人群之间差别都在扩大，用什么样的概念框架去分析，才能真实地把握大众的真实利益，还有待于理论的创新。

这些工作想要取得进展，其前提是必须把人民大众的“真实利益”置于首位。

不能听任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把群众的诉求不加分析地斥之为“民粹主义”，不顾不问。

其次，冯契先生还强调必须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解读“真实利益”。

指出“不能对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片面认识”。

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一度盛行的否定人民群众对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观念已经得到矫正，个体的经济动机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致富”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冯先生从已经启动的经济改革中观察到了可能产生的趋势——对精神价值
的轻视。

有鉴于此，他在讲演中强调“这样讲利不是说就是忽视了精神价值。

一切精神价值，就起源来说都不是超功利的，都是为了得到真实利益。

但精神价值都有内在价值，从人性的自由发展来说，精神价值本身是目的。

建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丰富社会财富，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使人得到自由发展，是为了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不能对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片面认识”。

后来的变化，证明了这是非常具有预见性的观察。

经历过1990年代的人们都会记得，一段时间里，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炒房成为潮流。

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冲击。

学校不得不破墙开店，教育产业化风起云涌。

“经济繁荣，哲学贫困”。

经历了曲折之后，人们对于精神价值、对于文化教育的认识已经大有提高。

但是，这种片面的认识依然在社会上流行。

GDP主义的长期流行就是一个明证。

新的特点就是，只讲精神价值的手段意义和工具意义。

也就是把文化教育甚至是道德本身都仅仅视为发展经济提升物质利益的工具。

冯契先生早在1986年的功利主义讨论会上就指出，在功利和精神价值的关系上，必须处理好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科学、艺术、教育、道德，等等，都有增进人类福祉的功利性，具有手段的意义。

但是“它们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因而具有内在价值”。

善行本身就是目的，精神生活充实带来的幸福感，本身就是人所追求的价值。

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本身也是大众的真实利益所在。

对功利和精神价值的这些深入的分析，今天仍然会给我们解决价值导向问题提供深刻的启示。

冯契先生明确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民大众的最根本的需求，因而也是“大众方向”的要义所在。

冯契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人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是与人的理想、理想人格与社会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向着《共
产党宣言》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前进，这就是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最根本的含义。

冯契先生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思想，对这一理想做出了阐释。

按照三个阶段说，最初是自然经济的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第二阶段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到了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既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也解脱了对物的依赖性，人的个性、能力真正获得了自由发展。

他还特别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自由的论说，强调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物质生产领域；第二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以人本身为目的来发展自己的创造才能、人的多方面的素质，使人得到自在而自为的发展。

这就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之所以是理想目标或日“大众方向”进一步做出了学理性的论证。

再次，必须以理想观照现实。

需要强调的是，冯契先生没有把理想当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自在之物，而是以理想观照现实，探寻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追求理想的途径。

在1988年功利主义反思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冯契先生曾用马克思的“三阶段”论解释中国的民主革命。

他说：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阶段，明显地具有“人的依赖关系”的特征。

近代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权力与金钱结合，形成官僚资本。

这是一种畸形的产物，它作为异化力量，即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的结合，是中国人民要求自由解放的大敌。

民主革命根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让人民大众摆脱“人的依附关系”，从权力与金钱勾结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个性的解放。

冯契先生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多处引用李大钊、毛泽东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李大钊将中国革命的目标概括为“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实现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统一。

认为“真
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应是“真实的自由”与“真实的秩序”的统一。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又说，若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个性解放获得个性自由，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大众方向”，同样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众方向”（虽然其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

冯契先生明确认为：“建设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丰富社会财富，根本目的是培养人，使人得到自由发展，是为了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这就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理想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非常具体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理想不再是遥远的抽象的东西，而成了活生生地引领现实的价值导向。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忘初心”，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继续沿着“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的方向前进？这也正是冯契先生这篇讲话提出的问题。

25年之后，反观我们走过的道路，忧喜参半。

一方面，社会舆论一步一步地把“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作为改革和发展的目标确立起来了。

大众对此也已经不再陌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新的发展观都体现了观念上的巨大的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目标的导向作用却不易落实到施政方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

相反，背离“大众方向”的理想目标的现象却大量涌现。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人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异化现象与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异化现象相互结合，其集中体现就是权钱勾结的腐败现象难以遏制。

其原因非常复杂，从价值观念的视角来看，就是权力迷信与拜金主义的泛滥。

而价值导向未能有效地聚焦于反对、克服此类异化现象，也许就
是关键所在。

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冯契先生论述“大众方向”时所着力论说的。

他说，我的观点，坚持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反对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同时要反对伪君子。

最后，着力反对权力迷信、拜金主义和假道学。

坚持大众方向必须大力反对权力迷信、拜金主义和假道学。

这是冯契先生这篇讲话的一个重点。

25年后重读这篇讲话，深感它的穿透力，切中时弊。

冯契先生的不凡之处在于，他对权力迷信、拜金主义和假道学的分析和批判，不是停留于对这些现象的道德上的谴责，而是将理论、历史和现状三者统一起来，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分析。

既揭示其危害和顽固性，又分析其根源，为寻求克服的途径作出探索。

理论上，冯契先生在“智慧说”中，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提出并阐释了“自由劳动是人的最本质的要求”和“自由劳动是合理价值体系的基石”这两个重要的论断。

自由劳动才能释放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活力，才能在劳动中源源不断地创造社会价值，才能真正实现好“万众创新”。

而“自由劳动”的实现，就需要不断地克服异化。

这就从根本上说明了克服异化——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实现“自由劳动”与克服“异化现象”，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理想的过程中缺一不可的两面。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他揭示了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过程中所出现的异化现象。

那就是鲁迅所说的“做戏的虚无党”。

其特点就是一些善于“做戏”的“上等人”（官僚买办），作为权力与金钱结合成的异化力量的代表，把权术和流氓手段结合起来。

他们口中说得天花乱坠，甚至接过爱国、革命等口号，骨子里却是什么都不信奉的——除了权力迷信和拜金主义。

这种骨子里的价值虚无主义，通过他们自己和御用文人的所作所为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以“无特
操”为特征的习惯势力或国民心理——“其上做戏，其下狐疑”。

冯契先生在这里揭示了旧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权力迷信、拜金主义与假道学的三位一体。

而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学说，也不仅仅是某些人的观念或做派，而是一股社会势力。

这股势力是极其顽固的。

冯先生认为，“新社会是从旧社会演变过来的。

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非常顽固，它能使马克思主义也变成‘戏装”’，“‘文革’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的‘信仰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社会如鲁迅所言，有顽固的劣根性”，“反对、克服不那么容易”。

有鉴于这种历史教训，冯契先生尤其重视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强调一定要重视“真”在价值问题上的地位。

一切的价值，善、美、功利，包括科学本身在内，一切好的东西都要以真为前提，基本的内涵是：一方面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客观真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真实利益的要求，是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

两方面的结合是一切价值的基础。

只管好听，不符实际，造成逆反。

价值领域，虚伪是最大破坏；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破坏价值。

“现在讲克服信仰危机，当然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大气候，但不能责怪群众，克服要多方努力，但领导阶层说真话，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很重要。

不然的话，说明领导自己没有真正的信念，怎么引导群众？”
看来，要使得价值导向的“大众方向”真正得以落到实处，产生实效，有必要紧紧地抓住破除价值虚无主义这一关键。

相信由此切入，坚持不懈，就可以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朝着“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方向不断前进。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从严治党，用严格的措施，说到做到，大力整治，给予了权力迷信、金钱崇拜与假道学三位一体的顽症以沉重的打击，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好转，给
文档来源为:从网络收集整理.word版本可编辑.欢迎下载支持. 我们坚持“大众方向”增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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