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首都的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今天讲一讲我国首都的变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对一个国家来说，首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都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它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首脑与中央政权机构设在这里。

在过去特别是农业社会，首都的存在往往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存在，如果首都被外族入侵占领了，或者内部的起义或叛乱占领首都，就代表这个王朝或政权垮台了、结束了。

可见，首都的存在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一、首都的功能与条件
从首都的功能来说，首要就是政治的功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

这表现在国家的君主、国王或首脑住在这里，中央政权的机关建在这里，中央的大批高层官员或统治阶级、贵族集中在这里。

其次，是要实现其政治功能，并确保其政权的安全及功能在全国的实施，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所以，首都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军事中心。

第三，实现对全国的统一与控制，调动文武百官、做到令行禁止，要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与信息网络。

第四，首都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

首都拥有大量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质量高、数量大的军事官员与士兵，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无法维持与保证政治与军事功能的顺利实现的。

上述四方面的功能与条件，在地理环境上是如何体现的呢？这首先要求首都应设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

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农业发达就有充足的粮食，可以养活较多的人。

首都有了这个条件，其军需民食就可以不用发愁。

一般说来，有充足的粮食，为繁荣的手工业创造了条件。

因为首都是贵族高官集中之处，是高消费人群集中地，需要粮食和各种商品。

再有，拥有发达农业、繁荣手工业的地区也是人口与劳动力集聚之地。

它有大量的劳动力，在平时可以提供各种劳役、战时可以提供大量兵员，既有利于经济与服务，也有利于征战与防守。

其次，要求地理上有利于防守，不但有利于城池的建设，而且在自然条件上有山地和河流，可以阻挡敌人的进攻，有利于自己的防守。

对抵御外敌来说，最好是离边境有一定的距离，既避免敌人的偷袭又有
利于及早发觉，早作准备。

第三，是与首都以外各地的交通较为方便，使其有利于物资往来、人员的交往以及信息的集散。

归纳起来，最好是一个平原地区，农业与经济发达，人口集中。

而四周有山岭与河流的环境，易守难攻。

陆路与水运交通便利。

当然，这些条件要样样优越很难，但是最好是相互兼顾。

由于时代的不同，往往在不同时期首都的选择条件侧重于不同的方面。

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人口比较多的大国，在四千年的历史中，其首都的区位变化也是相当多的，而且转移的地方相距也是很远的。

可以说，在世界上这点也是相当突出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变化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特别是要结合全国的地理形势，从大的环境条件进行分析，并结合每一阶段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首都变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这也可以说是对人、地的时空分析。

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是学城市规划的，从其中也可以看到作为首都的城市与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关
系。

理解和掌握城市的发展，通过了解经济、政治、军事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对你们做好城市规划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面有些是共性的地方，也有个性的地方。

二、我国首都的空间格局与环境
开从出因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一张中国地形图。

在地形上，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图上绿色的部分，这里代表平原。

主要集中于我国的是东部。

从北往南，有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

湖北物有江汉平原，四川有成都平原。

其他平原多面积小而零散。

其中大而重要的是黄淮海大平原，它位于黄河下游，其东南越过淮河又与长江三角洲相连。

在西南深棕色的是青藏高原。

这里平均海拔在四五千米，地属高寒、人口稀少、交通困难。

中间的棕色为高原盆地和丘陵，地势高于平原，低于青藏高原。

西北为内蒙古高原、藏高原、塔里木盆地。

西南为四川盆地、云贵高原。

南面为江南丘陵。

经济发达、人口集中与交通方便是在平原，所以，平原是首都选择的优良地方。

可以说上述三级地形中，东部平原是核心。

其周边的地区是围绕在平原的周围，属边缘地区。

特别是西、北两方面，
是干旱少雨的地区，多不适合农业，而适于放牧，是游牧民族的所在地区。

西南面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接触混居地区。

我国首都的区位，按时代来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夏、商、周时代，距今约三千年左右。

其地点为西安郑州和安阳所形成的三角形地区。

它在陕西的渭河与黄河的中游的平原与山地的接触地带。

第二阶段是秦、汉、唐经宋至元、明、清。

这一阶段，前期秦、汉与唐主要在西安。

宋是个转折时期，由西安转开封、洛阳再到杭州。

后期的元明、清是在北京。

这阶段自公元前二百年至今，地点以西安和北京为主。

可以说，这个阶段以西安、杭州、北京三点组成的三角形为首都变动的范围有意义的是这个三角形正是黄、淮、海与长江三角洲组成的三角形的三个顶点。

这种与地形条件上的十分吻合不是偶然的。

夏、商、周的小三角形与秦汉以来的大三角形是因两三角形都以西安作顶点而重合的。

前面的小三角形是当国家位于黄河中下游时的核心后来的大三角形是国家扩大以后的核心地区。

我国首都从远古时代就选择在此地区，其原因何在？值得我们分析。

我们知道，首都出现代表国家的形成，而国家形成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文明起源与农业起源与发展有关。

所以，我们对此一问题的分析从农业起源开始，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与地理环境的联系。

从世界情况来看，世界上的农作物有小麦、小米、玉米和水稻四种。

小麦出现在地中海气候地区，玉米是在副热带的干旱地区，小米出现在温带季风气候地区，而水稻则出现在副热带地区。

这四种作物共同之点，就是都是草本植物。

这些都演化成一年或二年生的草本植物。

这种植物因不是多年生的，就将最好的营养储存在种子里，使种子能很好地生长，使该物种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正是这种原因，它们被人类所选择，并经过人类的种植驯化变得种子多、种子大，获得高产，成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而且这种食物又因是植物种子而容易储存。

正是因为产量高，易于储存，不仅使人类在付出一定劳动后能够获得供多人食用的食物，而且便于储存起来，随时可供食用，免去食物缺乏之苦。

结果，在食物有保证的条件下，人类可以让农业生产上多余的人去干手工业、建筑或服务业，终于出现社会与国家。

正是因为野生小麦出现于中东，加上人类很快发明了灌溉技术，所以小麦在地中海气候边缘的埃及、两河流域与印度河这些干旱地区获得高产，从而出现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

在美洲是利用玉米的驯化与灌溉技术使在副热带中美洲与南美的西北出现了墨西哥玛雅文明以及印加文明。

中国是在季风条件下，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分别驯化出小米、水稻两种作物从而创造了中华文明。

中国与上述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它不是靠一种作物，而是靠两种作物前者在黄河流域，后者在长江流域，这两个流域在中、下游的地区可以说因平行向东而联成一体。

所以，其文明起源所占的地域之广，远远超过上述六个文明。

这两个特点，对中华文明以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既然是以上述两种农作物为基础的，而水稻的产量与南方的作物生长季节又比北方长，为什么夏、商、周的文明出现于北方，而不出现在南方呢？关于这个问题，从当时南北两地农业生产来看，北方的单位面积产量是超过南方的，而且从北方的人口数量来看，北方也占绝对优势。

在西汉时，南北两地，北方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而南方只占百分之二十。

可以想象比西汉早一两千年以前南北两地人口的差距可能会更大。

我想南北差异的原因还是在农业上。

北方是旱作，由于中国气候是季风气候，多雨与高温相结合，在风调雨顺情况下，不需要灌溉，靠自然降雨不出极端情况是不会使产量发生大波动的。

这样，就土地的开垦来说，不会受坡度限制。

因此，在农田易开垦、自然降雨的情况下，就可保证正常收获。

而南方种水稻，农田要绝对平，不然水多就会使低处水稻受淹，高处水稻受旱。

同时，在自然降雨条件下，绝对平的平地，多雨易受涝，就要求排涝。

干旱时，则要求自高处引水灌溉，否则就影响产量。

再有，水稻在当时，受杂草（即稗子）争水争肥而影响水稻生长与产量。

因为当时没有除草剂（现在才采用的措施）使水稻产量不高。

只是到发明插移栽的办法以后，才使杂草影响有所下降。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影响水稻田开垦和扩大，影响到水稻田的产量。

这种情况一直到唐时才发生变化，使南方农田面积、粮食产量大增，同时也促进南方人口逐渐赶上北方并超过北方。

从以上情况来看，北方由于农业的优势，所以夏、商、西周的
王朝出现在北方而不出现于南方。

但是，夏、商、西周的首都又为什么出现在前面所说的小三角形范围之内呢？这与黄河流域内小米作物在广大地区内的高产有关。

从考古的资料来看，我国黄河流域向北，一直到长城一线，甚至长城以北的草原南边都属于小米作物种植范围。

在这个范围内，气温与降雨都从东南向西北发生变化。

从气温来说，在小米生长季内各地尽管有差异，但对小米生长影响不大。

但从雨量来说，年雨量从东南的700多毫米到西北降为两三百毫米，差距太大，加上越向西北雨量变率越大，对小米产量影响大，而且灾害频繁。

所以，从西安向东到郑州及山东的黄河下游的纬度方向地区降雨丰富，雨量稳定，是旱作小米的高产地区。

特别是郑州以西黄土地区，因黄土肥沃，地势高，无洪涝灾害，使这里的小米生产优于大平原的低处。

就是这个原因，使小三角形偏向黄河的西段成为夏、商、西周的核心地区和首都的所在地。

三、夏、商、西周时的首都
上面介绍了夏、商、周时的小三角形格局。

下面对三朝首都所在地以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予以分别介绍。

夏时首都据传说有七八处。

但是
这里我只想谈考古上已发现的遗址。

作为首都来说，在遗址中应当有城池与壕沟，城内有宫殿、祖庙作佐证。

夏时目前已发现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宫殿遗址，所以学术界已公认该处为夏的首都所在地。

从考古上的年代测定，该处属于夏（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后期。

那么夏时的早期与中期首都在何处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布证据。

不过目前在二里头的东面，发现在登封县王城岗附近、禹县的瓦店以及新密的新砦三处分别发现有30万、40万甚至约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

其中有的还有壕沟、宗庙等大型建筑基址与重要的精美的价值很高的器物，传说记载该处是夏早期禹与启的活动所在地。

这里遗址面积很大，超出一般聚落而接近当时首都的规模。

从以上情况，可以说偃师与其东面嵩山周围地区很可能是夏的早晚期时首都所在地。

结合学术界认为夏所在地范围包括河南中、西部和山西西南是有考古依据的。

商是取代夏的王朝，传说其兴起于河南的东部和北部地区。

这个地区正好是在夏的东面的黄河两岸，属平原地区商的首都在其王朝500多年（公元前1600—前1046年）内，传说有5次迁移，地点在黄河两岸。

目前考古发现有都城的遗址有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在郑州西北）、安阳商城共四处。

根据遗址的年代测定前三个属商的早期，安阳属商的晚期。

这四个遗址的面积分别为190万300万、144万与超过400万平方公尺。

根据其面积的规模、城址（小双桥无城址）及大型宫殿或建筑基址，被学术界认定属于都城。

特别是安阳还发现大量甲骨文，有文字佐证该处为商后期诸王的所在地。

在商的500多年的时间内，头尾大部分时间内已有确切都城遗址。

西周兴起于陕西的渭河流域。

在取代商以前，其首都已从陕西周原（在岐山与扶风间）迁至西安西面的沣与镐（在沣水东西两岸）。

当时，西周与其前的商相比是个小国，其取代商的面积比比西周大得多。

加上西周渭河到商的首都所在地的核心区中间距离远，而且还是山地与丘陵，交通很不方便。

对西周来说，如何控制原商地区就成了大问题。

原来在夏、商时代，都是以自己的起源兴起之地作为国家的京畿，成为全国的核心，首都就在京畿里面，实行直接统治。

而对扩大的周边地区，多是将臣服的地方部落或其集团的酋首等首领分封为诸侯，或派自己的子弟或有功之臣去做诸侯，但为便于控制多以前者为主。

可是，这些诸侯流动性大，不
仅地方经常变，而且也时叛时服。

因此，这里就形成不稳定的、间接控制的周边地区。

对中央政权来说，商时流行是父传子或兄传弟，由于没有固定制度，也往往因继位争夺发生动乱。

西周灭商后，为安抚商的贵族，一方面将商的部分京畿之地封给原商王之子，但又不放心，遂又封其几个弟弟在其周边为诸侯以便监视。

可是周武王在灭商后，回到其京城镐的次年即去世。

因其子成王年幼，遂委托其四弟周公旦摄政。

这时，监视原商王之子的周公之兄认为武王应传位于弟，他们年长于周公应有优先权，因而与原商王之子合伙叛乱以反周公旦。

原商的各地原已表示臣于西周的诸侯亦多响应。

该串反乱几乎把刚刚建立的西周搞垮。

周公旦在东征消除叛乱后，
采取两项政策：一是确定王位为父传嫡长子，二是借消灭叛乱诸侯之机将其地转封给子弟及有功之臣。

这样就可以嫡长继王位，而诸弟与侄则封为各地的诸侯。

这就是用一家一姓血缘关系的子弟转变为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的各级诸侯。

它是通过血缘关系作为政权上下左右管理体系核心然后又由家族尊卑长幼形成宗法制与行为规范的礼制，终于形成国是家的扩大，家是国的缩小，家国一体文化伦理的传统，“礼制”也就变为“礼治”。

这也成为后来儒家传统的核心。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文明没有中断。

正如我国文化学家钱穆所说，希腊是“有民无国”，罗马是“有国无民”，中国是“有国有民”，所以前者垮了后文明亦中断，在我国，尽管王朝垮了，但文明却没有中断。

在首都上，周公又采取新的政策以补地域空间上的困境。

这就是一面保持镐京在原根据地不变，另外在洛阳建立陪都实行两都制使其便于对原夏、商之地的控制，稳定自己的政权。

实际上西周还采取一个补充政策，就是封周公子于鲁（山西曲阜），封有功之臣姜尚于齐（临淄）。

这样，从镐京、洛阳、曲阜到临淄成为东西一条线，使黄河中下游联成一体，成为一条政治轴线，便于对其南北地区的控制。

可见，夏、商、西周三朝，夏都位于中，商都出现于其东，西周都出现于其西，终于使东西串联为一体可见，此时中国首都区是反映我国文明核心区在黄河流域的形成过程与空间结构。

四、秦、汉到唐时的首都
秦、西汉与唐都是以西安为首都的。

我们可以从秦谈起。

在春秋时，秦是一个边缘之国，很少参与中原大国争端秦的兴起一是因其农业得到较快发展的结果。

在秦开始强大时，韩为阻止它强大，原想引诱其大力推进水利建设而无暇东顾。

结果，水利建设反而保证其农业的连年丰收，不但加强了其经济实力，而且又增加了人口，为军事活动提供了充足食物和兵员。

二是秦的改革虽然晚于东方各国，反而使商鞅改革吸取到东方经验实行得更加彻底。

这些都加速了秦国的国富兵强。

当时，东方各国一些有识之士，看到秦国兴起，而又无一国可以阻止此趋势，于是，他们就宣传联合起来制止此趋势的政策。

这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政策。

可是实施此政策有两大难点：
一是东方各国联合由于利害关系不同，很难齐心合力对付秦国，往往被秦国的威胁利诱而分化瓦解。

二是秦由黄河、山地所环绕，对外联系的通道不多。

而且道路上又有雄关扼守，易守难攻。

各国联军多被阻于关外，劳师远征无功而返。

对秦来说，不利时可以闭关自守，有利时又可以开关出击，主动权在秦国而不在六国。

这种地理形势是使秦、汉及唐选西安作为首都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内来讲，西安位于渭河沿岸，是黄土高原的河谷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人口聚集，是符合经济要求的。

从区位来说是居黄河中下游的上方，地势高，面向平原，有高屋建瓴之势。

但是，也有两个缺点：一是渭河河谷面积不大，经济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二是其西北是游牧民族兴起之地，往往受其威胁。

在经济方面，西安的关中地区可发展水利提高产量，但面积有限，很难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要。

为此，在关中修建了运河以便于运东方平原的粮食以济京师。

到唐时，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而运河受运量限制，不得不建洛阳陪都，必要时皇帝要转移到洛阳去就粮。

第二个问题就是防守。

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和回纥的兴起对西安的压力大增，因此，汉、唐时对北方的防守成为西安首都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解决此问题，将影响到国家安全与首都的稳定。

在这一时期，这要求西安既是政治中心也应是经济和军事中心。

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秦开始修建长城。

在汉时，双方冲突集中在河套地区、宁夏平原与河西走廊三地。

这三地是农牧的接触地带。

汉武帝依靠一些有为的年轻将军，将匈奴逐出上述三地，并在三地建郡县、移民实边以及安抚南匈奴、联络西域才使首都西安的安全有了保障。

到唐时，由于采取合适的民族政策，使前期能维持西北边境的安全与稳E。

当时首都设在西安，因其政治、经济、军事三个中心的重合而发挥了在对外安全上的重要作用。

五、宋时首都的变动
西安首都地位的改变虽然出现于五代，但是起因却起于唐的中后期。

在唐玄宗时，边境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在此前的农牧冲突可以说是以在长城一线西部为主。

到唐时中期，在长城的东部，特别是北京
（当时称幽州）的东、北两方面的少数民族的兴起，使边境压力增大。

面对这两方向的边界重镇北京的军事地位迅速提高。

为应对此形势，当时该地军事首脑安禄山成为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地的节度使，掌握了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军队，其数量超过当时首都西安的军力。

这就是说，当时的西安只是个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已转移到幽州，经济中心也因南方种植水稻的技术改进和农田的开发而转向南方。

由于三个中心的不统一，西安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就面临了危机，其安全与稳定也随之失去了基础。

上述的形势，首先反映在新的军事中心的首脑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上，它把玄宗赶到成都，使唐由兴盛转向衰落。

在经济上，由于依靠江南经济支持，唐王朝的命运遂落在掌握开封的朱温手中，因为当时的开封是江南粮食转运到西安的转运点。

正是这个原因遂使唐王朝终于被朱温在开封建立的五代第一个短命王朝梁所取代。

可见，开封成为首都正是因为北京的军事拉力与江南的经济拉力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

尽管开封是当时南北与周边地区的运河中心、交通枢纽，但该地是平原沃野，军事上无险可守。

为解决此问题，五代开封政权往往以洛阳防守战略优势以补开封军事上的弱点。

而对外方面，这时北京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兴起，加上军事技术上骑兵已普及马镫，手的解放（原来骑兵没有镫，只能一手抓马鬃一手拿武器，有了马镫，双手可以拿武器，大大发挥了骑兵的优势）使骑兵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步兵。

对开封来说，由于华北平原的无险可守，骑兵长驱南下成为无时不在的威胁。

单纯依靠开封与洛阳的互补还只是一种被动的措施，但如何转变此被动呢？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加强山西的高原地位。

山西是高原，对东南平原有地形优势。

当游牧民族骑兵沿太行山东麓南下时，山西可以出兵太行山的关口阻挡骑兵南下，或切断其后路使其两面受敌，甚至可以乘机由北方出兵袭击游牧民族的后方。

因此，将山西作为首都开封以外的第二个军事中心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利弊总是共生的。

山西太原军事中心的建立反过来也会对开封造成威胁。

正是这个原因，五代时的梁、唐、晋皆是被太原的军事首脑借机所取代的。

但是，其地理条件并不能使太原取代开封首都方面的优势。

中国北宋是利用军权取代周成立的，它吸收了五代时的经验，在以开封为首都的同时不仅加固开封城池，还在开封附近有大量驻军，使其军事力量处于绝对优势，既可以对付外敌，又可以使山西太原的军事首脑与其他任何地方势力都不敢进兵首都。

另外，宋还使军权分散以避免内部的政变。

安全性虽然因此提高，但军事的战斗力却大减，这些遂形成宋的孱弱的重要原因。

在上述原因以外，少数民族在骑兵战术上的改进与北宋失去军马驯养基地也是导致宋的步兵战斗力下降的一个原因。

北宋从一开始就受辽与西夏的军事压力而无法摆脱。

后来，开封陷落，南宋退避江南，遂选杭州为都。

杭州的区位，不仅北有淮河、长江两条防线，而且地近东海，必要时可以借船避难。

另外，南宋利用江南强大的经济力量，众多人口（南方此时人口已大大超过北方），加上江南水乡不利北方骑兵，而江河纵横利于兵力调动，加上强大的文化力量，还能在对峙中维持了百年之久。

从以上来看，从五代、北宋，到南宋是汉唐首都由西向东南转移的转移阶段。

六、元、明、清时的北京
北京作为首都从以上介绍是起于唐中时，其与长城东段少数民族的兴起有关。

在五代梁时，东北的契丹族兴起，立契丹国，都临潢（今巴林左旗），后改国号为辽。

辽兴起南下，对五代的中原政权形成巨大压力。

五代晋因称帝求援于辽，遂将包括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

辽为加强南下，就将幽州定为辽的南京。

这是北京作都城之始。

其后，由于东北兴起的金取代了辽，向中原挺进，占领黄河流域，宋不得不南迁，建都杭州称南宋。

原作为辽南京的幽州又先后变为金的南京和中都。

后来，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兴起，其首领成吉思汗灭了金、西夏，进兵中亚，兵锋曾远及东欧，建立了蒙古大帝国。

其孙忽必烈又进兵江南，灭了南宋，建立元王朝，遂以幽州为其大都。

朱元璋以农民起义，推翻了元，建立明王朝。

他先以南京为首都，其子成祖继位后，又迁都于今北京。

清取代明以后，就仍以北京为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