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央通讯社与抗战时期媒体外交

2015年第7期（总第131期）
东南传播
摘要：2015年时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运用多种外交手段以期达到外交目的。

中央通讯社抗战时期在国际宣传上也为国民党政府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为抗战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关键词：抗战时期媒体外交中央通讯社
媒体外交，顾名思义，和媒体有关的外交，或媒体参与其中的外交活动，更进一步，是强调媒体在外交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产生的重要作用。

赵可金认为，媒体外交是“由政府幕后操纵，运用大众传媒的力量，在特定的领域向其他国家的民众释放信息、影响舆论、塑造行为，希望在其他国家的民众中间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以及增强联系，进而间接影响他国政府行为的活动。

”[1]
韩方明等人认为，媒体外交主要指“政府运用新闻、出版、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录像带以及新兴的电子通讯手段，宣传对外政策。

”[2]
赵鸿燕等人认为，媒体外交是“媒体进行或参与的外交，也可专指在政府控制下媒体参与并完成的外交。

”[3]
综合以上学者关于媒体外交的看法，除提到多种媒介形
式外，更多的还是强调媒体在外交进程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认为，媒体外交实质是政府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指一国政府通过各种媒介手段达到影响他国民众认知和政府行为的一种外交形式。

通讯社是采集、报道、传播和供应新闻的机构，是众多新闻传播媒介的一种。

通讯社的存在是为了给各类媒体提供大量而广泛的新闻材料，因为无论是广播、报刊还是电视在人力、财力和技术方面都无法单方面收集到如此全面而丰富的新闻。

抗战时期的中央通讯社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时，它还为国民政府的媒体外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抗战时期中央通讯社的国际传播特征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利用广播大肆向世界各国黑化中国，企图将侵略合理化。

鹰屋总顾问和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刘
光谈到日本用英语广播进行宣传，并建议“此种国际宣传战，中国不可忽略。

”[4]
此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起国际宣传，旨在利用舆论宣传，在外国民众及政府间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以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以及更多的援助。

负责战时对外宣传政策的执行机构是国际宣传处（以下简称“国宣处”），于1937年11月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宣传部，管理外国驻华新闻机构以及新闻记者。

国宣处在1938年2月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董显光为副部长，曾虚白任
处长。

在抗战时期迁，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国宣处也迁至重庆。

在迁至重庆前，总部设有（英文）编撰科、总务科、对
敌科、
外事科、对敌宣传研究委员会。

到重庆后增设了电播室（后改电务室）和书报室，并把原先小型摄影室扩大为了摄影科。

同时，国宣处也负责国际广播电台传音科的工作。

战时的对外宣传是带有一定政治性的国际传播行为。

国
宣处的媒体宣传手段主要是在国内外发行外文刊物以及开
设国际广播节目。

其英文编撰科
“发行定期刊物英文《战时中国》月刊一种、半月刊两种、日刊一种，在华盛顿、旧金山、芝
加哥、伦敦、墨尔本、蒙特利尔、加尔各答、悉尼刊行。

此外还
办有《东方呼声》世界语月刊。

在国内出版的外文定期刊物有
《重庆新闻》和专供苏联人士阅读的俄文日刊。

”“1940年1
月15日，国宣处正式接管了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将之改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台长王慎明，呼号为‘中国呼声’。

”
[5]
对于一个通讯社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密集而广泛的新闻网。

外国通讯社如塔斯社、路透社、海通社等很早就进驻中
国，在中国建立分社。

由于我国通讯事业发展较晚，这些知名
通讯社的中国分社往往独霸中国新闻市场。

中国各报得到的国际新闻消息全部来自于这些分社，甚至许多国内新闻都来自它们的报道。

同样，国际上想要了解中国消息也要求助于这些通讯社发出的新闻，这样一来，外国通讯社控制了中国的舆论命脉，完全成为中国的代言人。

通过别国通讯社之手
写出的中国新闻根本不可靠，失去发言权的根源就是中国没有可以为自己代言的新闻通讯机构。

这也就是中国通讯社逐渐兴起的原因。

192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中央通讯社（以下简称“中央社”），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指导其日常工作，是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

起初规模很小，就相
当于宣传部的一个科，社内工作人员大多是从中央宣传部调用的，每天发稿数量有限，内容简单。

由于中央社在北伐战争
宣传上的出色表现，国民政府益感其重要性，于是决定加强中央社的组建和业务，于1932年对其改组，使其名义上脱离
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闻机构。

中央社的社长为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兼新闻征集科科长，改组之后的中央社拥有了所谓的“自行斟酌”新闻的权利，“当然这里所
说的自行斟酌之权还是有相当界限的，那就是：恪守国际法
令和党部的纪律，适合上级的指令和业务的需要。

”[6]
从社长的任命及萧同兹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央通讯社实际上仍受制
中央通讯社与抗战时期的媒体外交
徐惊奇，陈晓静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400031）
传播视域———传媒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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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556/35-1274/j.2015.0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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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传播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独立经营后，中央社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环境，也与国际
媒体接触增多。

同时，
萧同兹为中央社招贤纳士，吸收了很多新闻素养高，专业水平好的新闻人才，如15岁赴日求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的陈博生、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出任合众社驻南京记者的汤德臣等。

改组后，截止1937年，中央社先后与路透社、哈瓦斯社、合众社、海通社等国际通讯社签订了协议，所有以上通讯社发布的国际新闻，均由中央社统一编发，供给国内报纸。

我国丧失已久的新闻自主权就此逐渐收回。

1937年7月，
日军全面侵华。

中央通讯社总社经历数次辗转，从南京移至武汉后于1938年10月迁往重庆，最后总社迁至重庆两路口，直至抗战胜利。

二、抗战时期中央通讯社对媒体外交的贡献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的宣传战中，中央社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中央社并不像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样是直属于国民政府，但却是国民政府一手建立的新闻机构。

国宣处统筹对外宣传工作，制定对外宣传策略，中央社记者和特派员们由于其职业特殊性也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政府、民众接触，从而承担着为中国代言的重要工作。

中央社有全国最优秀的新闻人才、最齐全的新闻设备以及广泛的新闻来源，国民政府的许多外交工作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实现，而通讯社在其中是关键的一环。

国宣处就如同广播和报刊等媒介一样，由于不是专门采集新闻的机构而无法独立搜集到大量信息，所以需要国家通讯社作为其喉舌来承担信息供应的任务。

而中央社也确实不负众望，贯彻落实国宣处制定的宣传策略，出色地完成了国内外的宣传任务。

具体而言，中央社的主要工作及其在媒体外交上的作用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构建了全球新闻信息网
一个通讯社要想获得充足的信息，信息网是关键所在。

通讯社在全球各地建立分社，分社在本地采集新闻直接通过广播或电讯传递给总社，及时快速地传播国际新闻。

中央社在各重要国家的城市都建立分社和办事处，如1941年设立新加坡分社；1942年设立印度新德里分社（1943年9月改为办事处）；1943年设立伦敦、纽约分社。

1941年在华盛顿设立办事处。

同时，通讯社还派遣特派员到各城市如莫斯科、柏林、巴黎、里斯本、仰光等，特派员是专业性更高的记者，主要承担采访和深度报道等工作。

广泛建立信息网的好处在于可以及时地从国外获取信息。

得知国际反法西斯战局的近况，同时也可以收集情报，观察国际舆论走向，了解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及时反馈给国民政府，这对于国民政府制定下一步外交计划有很大帮助。

中央社记者在搜集了苏联主要媒体的报道后编发了《真理报论一九三九年中日战争，盛赞中国军队转守为攻》的报道，其中转引了塔斯社莫斯科12月30日的电文：“中国持续对日作战，愈战而力量愈益坚强，已形成持久战，志在消耗敌人。

战区扩大，日军司令部不得不派大军驻守其后防，因中国游击队与正规军无时不在袭击日军之后防。

中国军队正逐渐加强并健全其机构，在战
斗中不断锻炼，其战斗力已大为提高。

”[7]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苏联是支持中国抗战的，这无疑使中方士气大受鼓舞。

（二）加强与各大国外通讯社的合作并签订新闻条约编译外国通讯社发布的国际新闻，统一供给国内报纸。

如前所述，战时中央通讯社与设在中国的外国通讯社签订合约，掌握着国际新闻在中国的发稿权。

一旦控制了国外通讯社在中国的中文发稿权，中央社就有权利对其发布的新闻进
行监管，以防有与我国有关的不实虚假新闻的出现。

1939年，接收哈瓦斯社在重庆的英文发稿权，与美国合众社续订新闻合约，并接收德国海通社的电台，由中央社抄收该社柏林总社所播发的新闻电讯，选择编发。

中央社为外籍记者提
供中国抗战的资料，为了增加资料的供应，在海内外发行
《中国半月刊》，而这本杂志也成为国际上了解中国战时情况的主要刊物。

国宣处在抗战时期十分注意与外籍记者的交往，因为他们代表着各国媒体，从外交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国与
国之间沟通的桥梁。

为外籍记者提供方便，为他们写作提供资料，甚至帮助他们完成稿件，都有助于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国宣处在战时搜集了大量与战事相配合的各报言论、社
评、特稿及关于我国抗战经验的报道等，逐日写成新闻稿印送各国记者，备其发用。

而这些特稿和社评多来自于中央社。

（三）“随军组”深入战场实时报道战况“随军组”由战地记者和报务人员组成，他们在战场进行战地报道并随身携带小型发报机，在战地工作中独具特色。

在国外，“如史迪威将军总部、蒙巴顿将军总部、麦克阿瑟元
帅总部、
意大利战场、西南太平洋战场、中太平洋战场、西欧盟军总部也都有中央社记者活跃的踪迹，和国内各战场记者
同样辛苦。

”[8]
正因如此，中央社掌握充足的一手新闻资讯，随军组发回的报道十分抢手，国内各大主流报刊如《扫荡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国共产党的报纸如《新华日报》、《抗敌报》（江北版）、《江淮日报》，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报纸如刘文辉系统的《新康报》等都以中央社报道作为主要新闻来源。

“随军组”的倾力报道势必给战场上作战士兵们留下深刻印象，同时还会给各国政府展示出我国对于该国战事的关
心，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四）配合国宣处做好对敌宣传193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设立了对敌宣传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敌宣传，包括新闻宣传、广播宣传、艺术宣传、战地宣传等工作。

该委员会制定的宣传方式通常是将简单且富有感召力的文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漫画、通俗易懂能增强日军思乡之情的音乐等，通过明信片、印刷品、广播等媒介进行宣传。

对敌宣传委员会除了进行对敌宣传之外，还搜集各种有关情报加以分析，并对相关情报进行编辑和翻译。

在对敌宣传中，中央通讯社提供了很多前线战地记者拍摄的珍贵照片，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一本揭露日军暴行的《日寇暴行录》，其中大部分照片都是来自于中央
通讯社。

[9]
对敌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对敌国人民和士兵的宣传和煽动，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减弱敌人的战斗力，瓦解敌人的队伍。

战时日军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损害中国的言论，制造舆论，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大打折扣。

而国民政府在重视宣传之后，对敌宣传这方面也加大了力量。

如果可以利用大众传播向日本民众展示出战争的罪恶和日军的残暴，这样势必会打乱日本政府的阵脚，从而达到对敌宣传的目的。

（五）成为新闻流通的有效介质战时的中央通讯社还负责主办英文电讯的国际广播，将
国内的新闻，用英文电讯，以两种频率向欧美播发，“各国情
报机关以及主要通讯社、
报纸，均抄收以资参考”。

[10]
一个现代化全国性的通讯社，必须以新闻电讯的广播为主要业务。

除了甲种广播CAP 、乙种广播CBP 、专电CNG 三种中文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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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外，还编发英文新闻电讯CSP对亚洲各国广播。

通过将国内新闻以电讯的形式传播出去，既扩大了受众范围，也有利于在海外的分社快速及时地接收来自国内的消息，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在抗战期间，宣传和动员相当重要。

国民政府重视宣传，因此需要中央社以及各新闻单位营造出全民抗战的氛围。

因此，中央社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其他工作都围绕着抗战而展开。

社内报道、社论、评论等必须符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战时宣传要点。

战时，全国的宣传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国民党中宣部的指导或控制。

国民政府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颁布了一系列的《战时新闻禁载标准》，在军事、党政、外交、财政经济、社会五大方面，严格规定了战时新闻的注意事项，其涉及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是以往任何时期颁布的新闻标准所不能比拟的。

”[11]即便是中央通讯社的稿件仍然要经过新闻检查机构的审查才能发表，一旦被查出不符合标准，新闻检查机构就会将情况呈报至国民党国宣处或新闻事业处进行修改或者扣留。

通过严格的新闻审查，国民政府控制了新闻内容。

严密的监管制度规避了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新闻，从根源消除由于宣传不慎带来的威胁。

三、由抗战时期中央通讯社的媒体外交引发的思考
中央社的国际宣传工作是对国宣处的国际宣传的深入，利用通讯社的特有优势，了解国际反法西斯战场战况以及国际舆论导向，了解各国对于中国战场态度以便于更好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帮助。

同时及时报道战地动态，让国内民众更加了解国外战场，激发抗日热情。

因为建有广泛的新闻网并拥有一手信息，中央社情报搜集工作一直处于顶尖水平，他们对于战局的分析精准而到位。

从专业性的角度来说，中央社发出的新闻稿和评论无疑是具有权威性和参考价值的；中央社工作人员的新闻素养和专业素质高。

在战争中，他们不畏危险在战地传回一线战报，令人钦佩。

此外，中央社还派出大量的驻外机构，记者们采访当地政要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并向国内发回新闻稿，让国内民众及时了解国际动向。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央通讯社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

从媒体外交的角度来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抗战为中心展开宣传工作，注重国际宣传，利用大众传媒获得国际关注度，以期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

媒体是政府对外工作的重要平台，政府控制媒介，利用媒介发声，传播本国思想，塑造本国形象。

媒体工作者在外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外交事务，表达着政府所需要他们表达的立场和态度。

现实主义认为“弱国无外交”，实力弱小的国家无法在外交上拥有发言权。

确实，战时中国实力弱小，但正因为如此更需要利用大众传媒打好宣传战。

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他国公众舆论，从而影响他国政府。

“凡是一个较弱的国家，它更需要致力于外交的运用，以及国际活动的宣传。

由于能够善于运用外交的手段，她可以得到友邦的援助，由于国际宣传能够尽其能事，她可以得到世界上深切的同情。

如果能够得到友邦的援助以及世界上的同情，则有助于抗战建国前途，实至深如锯，且匪言可喻的。

所以一个较弱的国家不应以‘弱国无外交’而妄自菲薄，而反应致力于外交的应用与国际的宣传，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以谋建国之道。

”[12]特殊时期政府控制信息的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民意，统一话语，从而树立所需的国家形象，影响他国民众态度及他国政府行为。

但我们也不能因中央社在抗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反共、反民主的一面。

中央社是政府喉舌，在国民党新闻统制政策之下开展工作，严格按照新闻检查标准进行报道。

所以新闻中必然会带有国民政府的立场，这样新闻不免会出现失真。

中央社所写通讯稿中多有对于事实的夸大和捏造，如夸大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作战实力或污蔑共产党、八路军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国民党军队的神勇。

战时的国际宣传带有政治性，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通过大众传播有助于取得相关国家的身份认同，从而减少对自己的不利影响。

国民政府通过媒体外交在外国政府面前塑造出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同盟同时也急需国际支持援助的国家形象，有助于获得英美等大国的同情和帮助。

太平洋战争之前，由于英美等大国尚未参战，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还相对隐蔽，基本上都是暗中操作。

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让国民政府意识到国际宣传的重要性，所以在战争的同时，政府充分利用媒介来辅助外交工作。

而且在之后的宣传中，国民政府的媒体外交重心从争取国际支持转移到争取同盟国的平等待遇以及提高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上来。

总的看来，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媒体外交是成功的，但是其严苛的新闻监管以及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不可取的。

基金项目：论文系2014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
年项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媒体外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4QNZZ11。

注释：
[1]赵可金.媒体外交及其运作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22.
[2]韩方明.公共外交概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68.
[3]赵鸿燕，林媛.媒体外交在美国的表现和作用[J].现代传播，2008（2）：148.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军事机关长官会报[J].民国
档案，1987（2）：13.
[5]武燕军.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J].民国档案，1990（2）：119-120.
[6]萧同兹.我怎样办通讯社[J].新闻战线，1941（7）：5-7.
[7][9][11]许晔.抗战时期中央通讯社研究[D].南京：南京师
范大学，2010：38，39,23.
[8]政协湖南省常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萧同兹
和中央通讯社[M].政协湖南省常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1988：294.
[10]冯志翔.萧同兹传[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215. [12]周天骥.加紧国际宣传工作[J].统一战线，1938（15-16）：9.
作者简介：
徐惊奇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陈晓静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2级英语（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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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7期（总第131期）东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