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人物描写作文

埃德加·斯诺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为人所熟知，他对中国人民、中国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

1936年6月至10月，他访问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写下了那部著名的纪实性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

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

汉学家拉铁·摩尔曾评论说，“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

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

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然而，较少为大众所了解的是，在《红星照耀中国》之前，斯诺还曾花费大量心血，以英文编译出版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一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个他感受到的真实的中国。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
1928年，埃德加·斯诺以记者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开启了他与中国的缘分。

与当时大多数来华的外国人一样，斯诺初到中国时，也曾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

但是很快，一次采访让他改变了态度。

1929年，中国西部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老百姓颗粒无收、食不果腹，许多地方鼠疫横行。

斯诺来到受灾最为严重的内蒙古萨拉齐进行采访，在那里见到的惨烈情状，让他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同情。

在他的相关报道《拯救二十五万生灵》一文中，斯诺写道：“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

一路上，满目凄凉，全无生机，就像刚刚发生过一场火山爆发。

甚至树也被剥光了皮，村子里绝大多数的泥砖盖的房子坍塌了。

屋子里仅有的一些木料也被拆去变卖几个铜板。

”受到极大触动和震撼的斯诺，开始反
思和批判外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谴责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对西北的旱灾无动于衷；此后，在《中国人请走后门》《侨居上海的美国人》等文章中，他多次就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对中国的掠夺进行批判和讽刺。

此时的斯诺，已经摆脱了西方殖民者的歧视心理，开始了解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中国和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民。

而他也意识到，想让中国人民获得更多来自西方的支持和帮助，就要打破西方对中国符号化的刻板印象，让真实的中国为更多西方人所了解。

于是，他想到了文学。

当时在西方能够读到的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写作，往往为了投合外国读者而刻意书写异国情调，乃至夸大落后和陋习。

这些作品，在西方读者中加深了对中国人神秘、愚昧、麻木的偏颇认识。

因此，斯诺觉得翻译也许是更好的形式。

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写给中国人看的中文写作，才能够反映中国真正的世相世态和中国人民的真情实感。

他想通过翻译这些作品，把当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介绍到世界，让西方读者了解“当代上层和下层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真正是怎样工作、行动、恋爱、玩耍”。

他相信，在中国“正在进行时”的文学创作中，必然有“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正在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和文化的力量”。

彼时，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样式正在发生着伟大的革命。

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开端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十年，新文学高歌猛进，鲁迅、茅盾等最重要的新文学作家纷纷登场，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白话新文学作品。

但是，西方世界却
对这一变革所知甚少。

究其原因，是因为西方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主要依赖于西方汉学家，中国人在国际上既没有语言的优势，更缺乏话语权。

然而，大部分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兴趣，仅限于丰富灿烂而又神秘强大的中国古代文明，而对于在贫弱落后的近现代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他们则兴趣寥寥。

同样在中国生活过的意大利学者哈罗德·阿克顿曾批评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死的文学比活的文学更有兴趣”。

而斯诺与一般的西方汉学家不同，他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关心的正是当下的中国。

他看到了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正在发生着的非常重要的变革，认为这一变革正在并且必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间断过的文化解体了，这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斗争迫使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来代替。

千百年来视为正统的、正常的、天经地义的概念、事物和制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一系列旧的信仰遭到摒弃，而新的领域在时间、空间方面开拓出来了。

到处都沸腾着那种健康的骚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

它将使亚洲东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面貌大为改观。

在中国这个广大的竞技场上，有的是对比、冲突和重新估价。

今天，生活的浪涛正在汹涌澎湃。

这里的变革所创造的气氛使大地空前肥沃，在伟大的艺术母胎里，新的生命在蠕动。

”
因此，斯诺决定把白话新文学中那些优秀的、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译介到西方去。

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搜集整理工作，只需要把已经翻译成英文的现代文学作品收集起来，简单加工便可。

但当他着手去寻找白话新文学的英文译作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一领域近
乎是一片空白——“重要的现代中国长篇小说一本也没译过来，短篇小说也只译了几篇，不显眼地登在一些寿命很短的或是读者寥寥无几的宗派刊物上。

”为什么没有白话新文学的译介呢？他向许多外国朋友提出了这一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当代中国没产生什么伟大的文学，没什么值得译的。

斯诺并不认同这样的回答，他认为翻译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社会学的意义：“帮助我们了解正在改造着中国人的思想的那种精神、物质及文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