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职业教育获奖教材的特征分析与展望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职业教育获奖教材的特征分析与展望
作者：王启龙，孙佳鹏
来源：《职教通讯》2021年第12期
摘要：分析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奖项分布，发现职业教育相关奖项在专业分布、编写主体、编写模式、再版次数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特征，反映了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总体水平，同时也暴露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方面存在总体水平偏弱、内部层次之间差距明显、地方和院校建设力度不均、行业企业参与不足及多次再版教材数量偏少等问题。

提高职业教育教材建设质量，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出版机构等协同发力，全面提高教材建设重视程度，增强教材发展均衡水平，优化校企联合编写机制，形成经典教材发展导向。

关键词：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一体化教材;企业参与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研究2018年度一般项目“基于课程标准的职业院校教科书编制研究”（项目编号：C18128）
作者简介：王启龙，男，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材、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孙佳鹏，女，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高职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1）12-0031-09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我国教材改革发展领域的最高奖项，是我国教材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缩影，通过表彰奖励优秀教材和对教材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个人，可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教材质量水平整体提升[1]。

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开展了首届全
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设立全国优秀教材、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三个奖项，共评选出先进集体99个，先进个人200名，全国优秀教材999种[2]。

其中，全国优秀教材分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三个大类。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其获奖教材和单位、个人能总体反映出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领域的最高水平。

分析全国教材建设奖职业教育获奖教材的分布特点，对总结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经验，把握教材发展规律，提升教材编写质量，推进“三教”改革，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奖项分布的总体情况
（一）优秀教材奖
此次全国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优秀教材共评选出400项，按教材的适用范围可分为职业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军队教育三大领域。

适用于中高职院校的教材合计314项，占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获奖教材的78.5%，占全部1 000项优秀教材的31.4%。

其中，适用于高职教育的教材共计238 项，占比最高，为59.5%;适用于中职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教材分别为76项和70项，各约占17%左右;适用于军队教育的教材16项，占比低于5%。

同时，各奖项的等级分布也基本遵从这一比例。

400項获奖教材中，特等奖3项，占比0.1%;一等奖80项，占比20%;二等奖317项，占比79.3%。

其中，适用于高职和继续教育的教材获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占比均在21.4%左右，而中职和军队教育这一比例均低于19%。

这说明，此次评奖无论是总量分布还是等级分布，均侧重于高职教育领域。

具体见表1。

（二）先进个人奖
此次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出先进个人200名，其中来自职业院校和相关机构的共24人，占比为12%。

从获奖人所在单位的分布来看，高职院校有19人，中职学校有3人，另外2人来自职业教育研究和教材管理机构。

从职务分布来看，获奖个人主要来自院校或单位的管理层，全部具有行政管理职务。

从职称分布来看，24人全部具有高级职称，其中，23人为正高职称，仅1人为副高职称。

从地域分布来看，24人分布在15个省（市），其中，东部地区15人，占比62.5%;西部地区5人，占比20.8%;中部地区4人，占比16.7%;东北地区未有人入围。

从省份分布来看，广东、江苏获奖人数最多，各为3人;安徽、北京、河北、山东和重庆各有2人入围。

（三）先进集体奖
此次全国教材建设奖共评选出99个先进集体，其中，职业教育相关单位7个，占比7%。

获奖单位类型可分为三类：高职院校（含本科）4个，研究机构2个，政府行政部门1个。

从地域分布上看，3家单位位于东部地区，占比最高;中部地区单位2个;西部和东北地区单位各1个。

二、奖项分布的特征分析
优秀教材奖是本次教材建设奖的核心奖项，能够反映当前各领域教材质量的总体情况。

本文尝试从专业分布、主编单位、编写模式、教材版本及出版机构等五个维度对优秀教材奖做进一步分析，归纳其呈现的特征。

本文着重分析面向中职和高职院校的教材，以下分析如无特殊说明，均不包含继续教育和军队教育领域的教材。

（一）专业分布：基本涵盖所有专业大类，对部分专业大类有所侧重
2021年，教育部印发了《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等不同层次的专业进行了一体化设计，共设置19个专业大类。

在本次评选出的314项适用于职业院校的优秀教材中，专业课程教材有290项，涉及除新闻传播大类外的18个专业大类，基本涵盖所有专业大类;公共基础类课程教材共24项，占比
7.6%。

从获奖教材的专业分布看，总体和高等级奖项数量最多的前三个专业大类均为财经商贸大类、装备制造大类和电子与信息大类。

在获奖教材中，特等奖和一等奖共65项，占获奖总数的20.7%，涵盖15个专业大类，其中，装备制造大类（12项）、财经商贸大类（10项）与电子与信息大类（9项）获奖较多，而轻工纺织大类、文化艺术大类、新闻传播大类、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等4个专业大类无教材入围。

装备制造、财经商贸和电子与信息等专业大类面向当前国家重点发展行业，是职业院校重点建设的专业，开设专业广、办学规模大，因此在本次评选中获奖比例较高。

具体见图1。

（二）主编单位：高职院校牵头为主，多数位于东部地区
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单位编写制。

统计发现，本届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的编者所在单位分为四种类型，即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和其他单位。

其中，高职院校主持编写的教材数量最多，共计221项，占比最高（70.4%）;中职学校编写的为48项（占比15.3%）;本科院校编写的为32项（占比10.2%）;由其他单位编写的为13项（占比4.1%）。

314项获奖教材共涉及266家单位。

获奖教材达3项的有4所院校，其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新建本科院校，其余3所为高职院校;获奖2项教材的共有40个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职业大学等2所本科院校，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和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等2所中职学校，高教出版社和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余34家单位为高职院校。

从教材主编单位的地域分布来看，共涵盖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获奖教材超过20项的有5个省（直辖市），分别是江苏（14.3%）、浙江（9.2%）、山东（8.6%）、北京（7.3%）、广东（7%），而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4个省（自治区）无教材获奖。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职教材和高职教材获奖数量在前五名的省份重合，反映出这些
省份的中高职教材均有较高质量，这也与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相一致。

具体见图2。

（三）编写模式：院校独立和校际合作为主
通过分析教材编写团队的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当前教材的编写模式和校企合作深度。

本次获奖教材可以分为独立编写和合作编写两种编写模式，其中合作编写又可分为院校间合作和院校与校外机构合作两类。

统计发现，本次获奖教材以职业院校独立编写和院校联合编写为主要编写模式。

在314项获奖教材中，由高职院校（115项）、中职学校（18项）、本科院校（8项）等独立编写的有142项，占比45.2%，其余为合作编写。

在合作编写的教材中，跨校合作的为109项，占比34.7%;与校外机构合作的为63项，占比仅为20.1%。

也就是说，近80%的获奖教材为院校独立编写或院校合作编写。

（四）再版次数：新编教材占主體，公共课教材、本科院校主编教材版次高
教材的版本是教材“新”“旧”程度的直观体现，可以侧面反映教材使用的广泛性、经典性和认可度。

统计发现，本次职教获奖教材以“新”教材居多，其中，第1版、第2版、第3版、第4版、第5版、第6—8版的教材分别占比21.3%、29.9%、24.8%、16.6%、5.4%和1.9%，即版次在3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占比超过75%。

从层次上看，高职238项获奖教材中，版次在1—3版之间的共计172项，占72.3%;中职76项获奖教材中，3版以内的教材67项，占
88.2%。

由此可见，相比而言，中职获奖教材更加以新教材为主。

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再版次数较多。

在获奖教材中，再版5次以上的共23项，其中，第5版的17项，第6版的3项，第7版的1项，第8版的2项。

在这23项获奖教材中，5项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占比 21.7%;9项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占比达到39.1%;而再版6次及以上的教材中，有5项获奖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均远超过该类型教材在获奖教材总体中的比例（见表2）。

换句话说，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相对而言更加注重版本的不断更新。

（五）出版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部分出版社占比较高
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出自50家出版社，其中，有22家出版社（44%）各获奖1项教材;获奖2—4项的出版社共计16家，占比32%;12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5项（含）以上，占比24%。

获奖教材数量最多的前5个出版机构分别来自北京、辽宁、吉林、上海和重庆。

出版社所在地为北京的共计获奖教材275项，占比87.6%;辽宁23项，占比7.3%;吉林4项，占比
1.3%;上海和重庆的出版社各为3项，各占比1%左右;来自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四川、浙江等6省的出版社获奖教材各为1项，合计占比1.9%。

此外，获奖教材所在出版机构相对集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获奖教材132项，占比42%;机械工业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12—18项之间，分别占比5.7%、5.4%、4.8%、3.8%，合计占比近20%;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7—9项之间，分别占比2.9%、2.9%、2.2%、2.2%、2.2%，合计占比12.4%。

上述10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合计占比74.2%，其余40个出版社获奖教材81项，占比25.8%;除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位于辽宁以外，其余9家出版社均位于北京。

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总体水平偏弱
分析获奖优秀教材、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所面向的教育类型和层次，可以看出各教育类型和层次在教材建设水平上的总体情况。

分析发现，职业教育领域教材建设水平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总体相对偏弱。

一是从优秀教材奖的分布看，职教大类共400项，除去面向继续教育的70项和军队教育的16项，高职与中职的获奖教材合计为314项，仅占优秀教材奖总体（1 000项）的31.4%。

二是从先进个人奖来看，200个奖项中职业教育领域获奖仅24人，占比12%，其中还有1人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相比之下，来自普通高校的获奖人数为153人，占比高达76.5%。

三是在100个先进集体奖中，职业教育相关单位仅7个，其中院校获奖数仅为4个。

上述获奖分布反映出基层职业院校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教材建设的成果规模偏少、质量偏低、成效偏弱。

可以说，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教材建设方面亟待加强。

（二）主编单位：高职院校牵头为主，多数位于东部地区
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单位编写制。

统计发现，本届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的编者所在单位分为四种类型，即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和其他单位。

其中，高职院校主持编写的教材数量最多，共计221项，占比最高（70.4%）;中职学校编写的为48项（占比15.3%）;本科院校编写的为32项（占比10.2%）;由其他单位编写的为13项（占比4.1%）。

314项获奖教材共涉及266家单位。

获奖教材达3项的有4所院校，其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新建本科院校，其余3所为高职院校;获奖2项教材的共有40个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职业大学等2所本科院校，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和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等2所中职学校，高教出版社和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余34家单位为高职院校。

从教材主编单位的地域分布来看，共涵盖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获奖教材超过20项的有5个省（直辖市），分别是江苏（14.3%）、浙江（9.2%）、山东（8.6%）、北京（7.3%）、广东（7%），而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4个省（自治区）无教材获奖。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职教材和高职教材获奖数量在前五名的省份重合，反映出这些
省份的中高职教材均有较高质量，这也与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相一致。

具体见图2。

（三）编写模式：院校独立和校际合作为主
通过分析教材编写团队的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当前教材的编写模式和校企合作深度。

本次获奖教材可以分为独立编写和合作编写两种编写模式，其中合作编写又可分为院校间合作和院校与校外机构合作两类。

统计发现，本次获奖教材以职业院校独立编写和院校联合编写为主要编写模式。

在314项获奖教材中，由高职院校（115项）、中职学校（18项）、本科院校（8项）等独立编写的有142项，占比45.2%，其余为合作编写。

在合作编写的教材中，跨校合作的为109项，占比34.7%;与校外机构合作的为63项，占比仅为20.1%。

也就是说，近80%的获奖教材为院校独立编写或院校合作编写。

（四）再版次数：新编教材占主体，公共课教材、本科院校主编教材版次高
教材的版本是教材“新”“旧”程度的直观体现，可以侧面反映教材使用的广泛性、经典性和认可度。

统计发现，本次職教获奖教材以“新”教材居多，其中，第1版、第2版、第3版、第4版、第5版、第6—8版的教材分别占比21.3%、29.9%、24.8%、16.6%、5.4%和1.9%，即版次在3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占比超过75%。

从层次上看，高职238项获奖教材中，版次在1—3版之间的共计172项，占72.3%;中职76项获奖教材中，3版以内的教材67项，占
88.2%。

由此可见，相比而言，中职获奖教材更加以新教材为主。

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再版次数较多。

在获奖教材中，再版5次以上的共23项，其中，第5版的17项，第6版的3项，第7版的1项，第8版的2项。

在这23项获奖教材中，5项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占比 21.7%;9项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占比达到39.1%;而再版6次及以上的教材中，有5项获奖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均远超过该类型教材在获奖教材总体中的比例（见表2）。

换句话说，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相对而言更加注重版本的不断更新。

（五）出版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部分出版社占比较高
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出自50家出版社，其中，有22家出版社（44%）各获奖1项教材;获奖2—4项的出版社共计16家，占比32%;12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5项（含）以上，占比24%。

获奖教材数量最多的前5个出版机构分别来自北京、辽宁、吉林、上海和重庆。

出版社所在地为北京的共计获奖教材275项，占比87.6%;辽宁23项，占比7.3%;吉林4项，占比
1.3%;上海和重庆的出版社各为3项，各占比1%左右;来自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四川、浙江等6省的出版社获奖教材各为1项，合计占比1.9%。

此外，获奖教材所在出版机构相对集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获奖教材132项，占比42%;机械工业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12—18项之间，分别占比5.7%、5.4%、4.8%、3.8%，合计占比近20%;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7—9项之间，分别占比2.9%、2.9%、2.2%、2.2%、2.2%，合计占比12.4%。

上述10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合计占比74.2%，其余40个出版社获奖教材81项，占比25.8%;除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位于辽宁以外，其余9家出版社均位于北京。

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总体水平偏弱
分析获奖优秀教材、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所面向的教育类型和层次，可以看出各教育类型和层次在教材建设水平上的总体情况。

分析发现，职业教育领域教材建设水平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总体相对偏弱。

一是从优秀教材奖的分布看，职教大类共400项，除去面向继续教育的70项和军队教育的16项，高职与中职的获奖教材合计为314项，仅占优秀教材奖总体（1 000项）的31.4%。

二是从先进个人奖来看，200个奖项中职业教育领域获奖仅24人，占比12%，其中还有1人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相比之下，来自普通高校的获奖人数为153人，占比高达76.5%。

三是在100个先进集体奖中，职业教育相关单位仅7个，其中院校获奖数仅为4个。

上述获奖分布反映出基层职业院校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教材建设的成果规模偏少、质量偏低、成效偏弱。

可以说，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教材建设方面亟待加强。

（二）主编单位：高职院校牵头为主，多数位于东部地区
职业院校教材实行单位编写制。

统计发现，本届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的编者所在单位分为四种类型，即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和其他单位。

其中，高职院校主持编写的教材数量最多，共计221项，占比最高（70.4%）;中职学校编写的为48项（占比15.3%）;本科院校编写的为32项（占比10.2%）;由其他单位编写的为13项（占比4.1%）。

314项获奖教材共涉及266家单位。

获奖教材达3项的有4所院校，其中，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新建本科院校，其余3所为高职院校;获奖2项教材的共有40个单位，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职业大学等2所本科院校，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中学和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等2所中职学校，高教出版社和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其余34家单位为高职院校。

从教材主编单位的地域分布来看，共涵盖2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获奖教材超过20项的有5个省（直辖市），分别是江苏（14.3%）、浙江（9.2%）、山东（8.6%）、北京（7.3%）、广东（7%），而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等4个省（自治区）无教材获奖。

进一步分析发现，中职教材和高职教材获奖数量在前五名的省份重合，反映出这些
省份的中高职教材均有较高质量，这也与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发展水平相一致。

具体见图2。

（三）编写模式：院校独立和校际合作为主
通过分析教材编写团队的人员构成，可以看出当前教材的编写模式和校企合作深度。

本次获奖教材可以分为独立编写和合作编写两种编写模式，其中合作编写又可分为院校间合作和院校与校外机构合作两类。

统计发现，本次获奖教材以职业院校独立编写和院校联合编写为主要编写模式。

在314项获奖教材中，由高职院校（115项）、中职学校（18项）、本科院校（8項）等独立编写的有142项，占比45.2%，其余为合作编写。

在合作编写的教材中，跨校合作的为109项，占比34.7%;与校外机构合作的为63项，占比仅为20.1%。

也就是说，近80%的获奖教材为院校独立编写或院校合作编写。

（四）再版次数：新编教材占主体，公共课教材、本科院校主编教材版次高
教材的版本是教材“新”“旧”程度的直观体现，可以侧面反映教材使用的广泛性、经典性和认可度。

统计发现，本次职教获奖教材以“新”教材居多，其中，第1版、第2版、第3版、第4版、第5版、第6—8版的教材分别占比21.3%、29.9%、24.8%、16.6%、5.4%和1.9%，即版次在3次（含）以内的教材合计占比超过75%。

从层次上看，高职238项获奖教材中，版次在1—3版之间的共计172项，占72.3%;中职76项获奖教材中，3版以内的教材67项，占
88.2%。

由此可见，相比而言，中职获奖教材更加以新教材为主。

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再版次数较多。

在获奖教材中，再版5次以上的共23项，其中，第5版的17项，第6版的3项，第7版的1项，第8版的2项。

在这23项获奖教材中，5项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占比 21.7%;9项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占比达到39.1%;而再版6次及以上的教材中，有5项获奖教材为本科院校编写，均远超过该类型教材在获奖教材总体中的比例（见表2）。

换句话说，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和本科院校编写教材相对而言更加注重版本的不断更新。

（五）出版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部分出版社占比较高
职业教育领域获奖教材出自50家出版社，其中，有22家出版社（44%）各获奖1项教材;获奖2—4项的出版社共计16家，占比32%;12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5项（含）以上，占比24%。

获奖教材数量最多的前5个出版机构分别来自北京、辽宁、吉林、上海和重庆。

出版社所在地为北京的共计获奖教材275项，占比87.6%;辽宁23项，占比7.3%;吉林4项，占比
1.3%;上海和重庆的出版社各为3项，各占比1%左右;来自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四川、浙江等6省的出版社获奖教材各为1项，合计占比1.9%。

此外，获奖教材所在出版机构相对集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获奖教材132项，占比42%;机械工业出版社、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12—18项之间，分别占比5.7%、5.4%、4.8%、3.8%，合计占比近20%;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人民交通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等5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在7—9项之间，分别占比2.9%、2.9%、2.2%、2.2%、2.2%，合计占比12.4%。

上述10家出版社获奖教材合计占比74.2%，其余40个出版社获奖教材81项，占比25.8%;除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位于辽宁以外，其余9家出版社均位于北京。

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总体水平偏弱
分析获奖优秀教材、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所面向的教育类型和层次，可以看出各教育类型和层次在教材建设水平上的总体情况。

分析发现，职业教育领域教材建设水平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相比，总体相对偏弱。

一是从优秀教材奖的分布看，职教大类共400项，除去面向继续教育的70项和军队教育的16项，高职与中职的获奖教材合计为314项，仅占优秀教材奖总体（1 000项）的31.4%。

二是从先进个人奖来看，200个奖项中职业教育领域获奖仅24人，占比12%，其中还有1人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相比之下，来自普通高校的获奖人数为153人，占比高达76.5%。

三是在100个先进集体奖中，职业教育相关单位仅7个，其中院校获奖数仅为4个。

上述获奖分布反映出基层职业院校和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对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重视程度不够，教材建设的成果规模偏少、质量偏低、成效偏弱。

可以说，作为“类型教育”，职业教育在教材建设方面亟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