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070311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张 希 清
范仲淹（989～1052）以《岳阳楼记》一文，名传千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几为妇孺皆知。

但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他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蔡齐榜进士及第，四月授官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到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死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途中的徐州，先后为官从政37年。

他既历知州县，又位登两府；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又入朝廷为相（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王安石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

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1韩琦称赞他：“雄文奇谋，大忠伟节。

充塞宇宙，照耀日月。

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

”2黄庭坚则称：“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

”3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而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

朱熹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又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

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4《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亦云：“及陕西用兵，天子以（范）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

及（吕）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关于范仲淹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胜枚举，但对其“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

现简要论述如下，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忧患意识：“有忧天下之心”
（一）忧国忧民忧天下
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

5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

6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人生、社会所遭遇的苦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

”7又说：“德之不修，学之
1 王安石撰、唐武标校点《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颍州仲淹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3
页。

2 李裕民、佐竹靖彦共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汲古书院，1993年，第364页。

3 张照、梁诗正等《石渠宝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第193页。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7、3088页。

5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983页。

6 参见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1孔子的忧患主要在于“君子”个人的道德情操。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2孟子认为，如果没有“苦难”的磨炼，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是不可能的。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

孟子的忧患意识则成为一种人生哲学。

西汉初年，贾谊多次向汉文帝上书陈述政事，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

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

”3贾谊所忧患的是国家的安危治乱，他的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有忧天下之心”一语大概最早见于唐朝韩愈的上宰相第三书，他说：“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

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

”4韩愈是“有忧天下之心”的，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目的在于“行道”于朝。

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也说：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

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5
范仲淹的心与韩愈是相通的，都是“有忧天下之心”，而谏诤不已。

同时代的欧阳修也认为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

他在《与范希文书》中写道：
自去岁在洛阳，闻以言事出睦州。

及来京师，又知移常州，寻复得苏州，迁延南方，岁且终矣。

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

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6
这里的“有忧天下之心者”，即是指因极谏废郭后被贬而出知睦州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但自己“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认为其他臣僚也应该有忧天下之心。

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道：“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择而必行，不在其诱于必赏。

言而无赏，则真有忧天下之心者，不废其进焉。

”7他在知苏州时的《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也说：“某已具此闻于相府，仰惟中丞有忧天下之心，为亦留意于此焉。

”8他还以此衡量他人。

如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宰辅大臣应该有忧天下之心，建议仁宗广为询访，精意求贤，“其深于正道，有忧天下之心，可备辅相者，记之”。

9其《举张昪自代状》亦云： 右，臣伏蒙圣慈特授尚书礼部侍郎。

臣伏见工部郎中、集贤院修撰、知润州张昪筮仕以来，清介自立。

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

朝野推重，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述而篇第七》，第67页。

2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二《告子章句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298页。

3 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0页。

4 韩愈撰、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三《后廿九日复上书》，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6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第983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4页。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范仲淹全集》，第233页。

臣所不如。

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议。

1
范仲淹举张昪自代的理由之一就是“有忧天下之心”。

张昪后历官御史中丞、参知政事、枢密使，均有政绩。

他“见帝春秋高，前后屡进言储嗣事，卒与韩琦同决策”。

“王曾称其有公辅器”。

司马光称其“为人忠谨清直，不可干以私”。

2确实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

此外，范仲淹在《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中也特意表彰其同年状元蔡齐“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

3他认为蔡齐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

（二）“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般士大夫均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4而范仲淹因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5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任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曰：
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识书学文，为衣冠礼乐之士；研精覃思，粗闻圣人之道。

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岂所谓不知量也？……而当世大君子，以某雕虫之技而怜之者有矣，未有谓某之诚可言天下之道者。

今复吏于海隅葭菼之中，与国家补锱铢之利，缓则罹咎，猛且贼民，穷荒绝岛，人不堪其忧，尚何道之可进！……恭惟右丞，播洪钧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

……使某会遇之日，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乃右丞之道传传而不朽矣。

6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自荐书，而是北宋中期一位新兴士大夫的自白和呼唤。

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只是一个从九品33阶的身处海隅荒岛的监当官，但他“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

这充分展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的广阔胸怀和远大志向。

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

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

7此时范仲淹仍为文林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只不过其阶官升为“守大理寺丞”，即从33阶升为26阶。

仍然是身在海隅，心忧天下，而且其忧患更为具体了。

真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忧而执教于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书院，教学之余，他又向宰相王曾、张知白，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

范
1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举张昪自代状》，《范仲淹全集》，第385页。

2 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八《张昪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62--10363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范仲淹全集》，第294页。

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第304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第168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范仲淹全集》，第181页。

仲淹在这封万言书的开头即写道：
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
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

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
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

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
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

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

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

1
居父母之丧期间，按礼是不应该上书言事的。

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呢？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利禄吗？不是。

而是“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即心忧天下，为国尽忠。

如何磐固国本、复行王道呢？范仲淹说：
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

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

2
《上执政书》中的这六项改革措施，较之两年前《奏上时务书》中的八项建议，更加完备成熟、切实可行了。

苏轼评论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

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

”3
范仲淹平生所为或有超出此书者，但由此足可以看出他“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

此书一出，天下传诵。

相府宰执虽未付诸实施，但却获得当时首相王曾的极力赞赏。

次年，晏殊入朝为御史中丞，当荐馆职。

王曾遂指示晏殊推荐范仲淹应试学士院。

于是，在服丧期满之后，范仲淹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踏上立朝行道之路。

十五年后，他被擢为执政，遂得以将当年的《上执政书》付诸实施。

范仲淹“进亦忧”，为国事直言极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庆历三年（1043）八月，入朝为参知政事；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

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当他遭贬黜，到外地做官，则“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如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以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

他在《谢授知邠州表》中说：“臣敢不即日首途，奉召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询求，边塞机宜，更当筹虑。

用罄臣节，以
1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2--184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酬圣知。

”1十一月，改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州），范仲淹在《邓州谢上表》中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上酬圣造，少罄臣诚。

”2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病逝于赴知颍州任的途中。

他在临终所上《遗表》中还说：“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

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

尊崇贤良，裁抑侥幸。

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如此，则不独微臣甘从于异物，庶令率土永寖于淳风。

”3真可谓心忧天下，进退皆忧，死而后已。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六年（1046）九月，范仲淹在邓州，应谪知岳州（治今湖南岳阳）的挚友滕宗谅的请求，撰写了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

其末篇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虽然在他58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

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

其所有为，必尽其力。

”4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孟子劝告齐宣王：与天下百姓同忧同乐，才能使天下归服。

欧阳修曾对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做过解释。

他说：
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

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

众人之豫，豫其身耳。

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6
欧阳修进一步解释说，圣人是“以天下为心者”，所以“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

而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不但“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而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思想境界显然远远超过了亚圣孟子。

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一生为官清白，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

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7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

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
1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谢授知邠州表》，《范仲淹全集》，第367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邓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71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范仲淹全集》，第378页。

4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3页。

5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第33页。

6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六《易童子问》卷一，第1109页。

居之。

”1又史载：“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

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

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

汝母又已蚤世。

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2
范仲淹的为官清廉与清官包拯极为相似。

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

3范仲淹亦是“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包拯与妻子同甘共苦：“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

”4范仲淹亦是“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宋夏战争前线上《让观察使第一表》云：“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

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

”5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每抚边，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

”6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

他断然拒绝，说：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

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

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

7
于是，“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

8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经远远超出“形骸”、“居室”之外。

“心忧天下”即是其乐。

正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到处受到尊敬与爱戴。

正如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所云：“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

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亦载：“死之日，四方闻者莫不嗟惜。

为政忠厚，所致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为举哀于佛寺，号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10
二、主体意识：与天子“共治天下”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局面。

11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大概最早起源于班固（32～92）的《汉书》。

1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附录一《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常以俭约率家人》，《范仲淹全集》，第793页。

3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国史本传》，黄山书社，1999年，第270页。

4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第281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第353页。

6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

7 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引《遗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219页。

8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

9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6页。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7页。

11 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3期（1999
年5月）；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学报》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王瑞
其卷八十九《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

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

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

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

与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
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者”，即“与我共治天下者”。

《晋书》卷六九《孙波传》即直接写作：“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而“共治天下”一词大概最早见于张衡（78～139）《论衡》卷十《刺孟篇》：“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

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元年》云，天子应“通贤共治，示不独专”。

至曹魏时，则始见于曹操的《求贤令》。

《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北宋之前，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尚不常见，检索《四库全书》，仅约有二十处；到北宋真宗之后，才开始多起来。

据初步考察，出之于其口中或笔下者，就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待制张知白（？～1028）的上言：“《汉史》载宣帝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责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传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称颂哉！”1，真宗时，右正言夏竦（985～1051）所进《议选调》策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

”2胡瑗（993～1059）所撰《周易口义》曰：“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

”3蔡襄（1012～1067）所撰《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夫人制》云：“敕：进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

而于其家必极褒崇者，非特慰夫幽途，亦以伸人子之荣遇也。

”4沈遘（1028～1067）所撰《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云：“凡尔守令师帅官，吾所以共治天下者也，岂不念此！”5熙宁八年（1075），张方平上言：“昔尧舜之为君，选于众，举十六官，而与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犹且明四目，达四聪，而后能协和万邦。

虽大圣贤，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务也。

”6等等。

此后，谈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就更多了。

“共治天下”亦作“共理天下”，如《唐大诏令集》卷一○四《察访刺史县令诏》即云：“汉宣帝云：‘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范仲淹文集中未见“共治天下”一词，只有天圣三年（1025）四月《奏上时务书》说：“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

”7但言“共理天下”者，则至少有十处之多。

如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

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

此设官之大端也。

”8天圣五年（1027），
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五章第三节“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三联书店，2006年；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

1 李焘《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己巳，第1774页。

2 夏竦《文庄集》卷十三《进策·议选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62页。

3 胡瑗《周易口义》卷十《未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第448页。

4 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十三《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 国夫人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5 沈遘《西溪文集》卷四《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四部丛刊》三编本。

6 李焘《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丁巳，第6613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