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疾病史视域下的云南省疟疾研究综述

社会疾病史视域下的云南省疟疾研究综述
王彤
【摘要】近60年来,云南省疟疾史研究在理论、个案、区域等方面呈现出研究成果丰富、研究人员广泛、研究时段集中等特点,但亦存在重视专题而忽略整体、重视现当代而忽视古代、个案分析多而综合研究不足等问题.未来的云南疟疾研究中,需拓宽疟疾史料的范围,创新研究方法和手段,要着重加强疟疾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研究,将云南省疟疾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期刊名称】《保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7)004
【总页数】9页(P1-9)
【关键词】云南省;疟疾史研究;回顾;反思
【作者】王彤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0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R-09
疟疾无论在历史和当今都是对人类健康威胁最大的寄生虫病之一。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地区间人员、货物往来的密切，疟疾发病率呈回升趋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总结人类防治疟疾的经验教训，更好的为当今预防医学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医学界、史学界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重要任务，因此，不同学科学
者从不同视角，对疟疾的流行及防治，疟疾传播的影响、传播的媒介、预防药物及成效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

本文将从社会疾病史
角度，对近60年来疟疾史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简要述评，并在分析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今后的研究重点、目标和方向。

一、医学领域的研究
（一）疟疾流行趋势的研究
1、全国性研究
从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领域进行的研究，成果尤为凸显。

研究者多为专业的疟疾防制工作者。

他们用流行病学方法对疟疾发病状况、流行趋势、特征及消除疟疾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闫润泽等分析了疟疾传播时空分布特征，将2002-2010
年全国疟疾传播与发病率分为稳定期（2002-2004年）、高峰期（2005-2007年）和下降期（2008-2010年）3个时期，认为我国疟疾疫情在时间和空间上已走向
消除，但安徽省和云南省的部分地区仍有本地感染疟疾病例集中分布，仍是我国疟疾防治的重点[2]。

李亚楠等同样分析了疟疾发病趋势和时空分布特征，认为中国
疟疾发病率大幅降低，但安徽、云南和海南3省以及江淮流域还应是疟疾防控重
点地区[3]。

丰俊、夏志贵在收集2004-2013年7月全国疟疾疫情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全国疟疾发病趋势和规律，认为主要分布在安徽、云南、海南、河南和湖北五省，全国疟疾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但输入性疟疾尤其是输入性恶性疟所占比例呈大幅度上升趋势 [4]。

除对一段时期内疟疾流行趋势的分析研究外，疟疾专家们还对某个年份的全国疟疾疫情进行了分析，夏志贵，丰俊，周水森详细分析了2012年疟疾的分布情况，认为云南省（20个县）、安徽省（15个县）、湖北省（4个县）为疟疾主要分布区，以恶性疟为主，境外输入病例占大多数，输入性疟疾疫情突出，全国消除疟疾工作虽取得明显成效，但抗疟形势依然严峻[5]。

张丽
等认为2014年全国消除疟疾工作成果显著，云南边境和西藏墨脱仍是我国消除疟
疾的重点地区，境外输入病例的管理与重症病例救治需进一步加强[6]。

由此可见，无论是某个时期或某个时间点的疟疾流行趋势的研究成果都十分丰富，这里不一一列举。

他们都认为中国疟疾流行态势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不同地区的疟疾流行情况又有所不同，在临近江河流域及边疆地区的省份如安徽、湖北、云南等疟疾流行趋势仍较为严峻，有明显回升趋势，输入性疟疾病例比重增加，这主要和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2、云南省域范围内的研究
关于云南疟疾流行的专门著作很少，目前仅有王文仁、杨恒林的《云南疟疾防治与研究》[7]详细介绍了云南的疟疾流行史，及云南疟疾的流行与地理、气象、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还从流行病学的角度进行了观察、试验和监测，最后总结了云南省疟疾防治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书中介绍了各个地区疟疾流行态势调查及其防治措施等。

除上述疟疾研究专著外，还有一些医学、流行病学的疟疾论文，对云南全省的疟疾流行的趋势和特征方面做了简要的介绍。

杨芑简要介绍了云南疟疾流行情况、疟原虫的类型及分布，几种主要的按蚊媒介、疟区的划分、以及流行态势[8]。

赵声能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分析了云南46县防疟前(1952-1956年)5年疫情报告中的疟疾，提出以海拔为主要指标，划分了云南疟区[9]。

张希昆分析了疟疾的纬度分布规律、海拔分布规律、疟疾流行与地形的关系、城镇和乡村、坝心与坝边山脚的疟疾流行差异等，认为城镇与乡村的疟疾流行差异主要和当地的医疗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差异有着密切的关系[10]。

朱力平主要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云南疟疾流行的概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疟疾的分布和控制措施[11]。

杨沧江介绍了云南疟疾流行概况，恶性疟的现状，恶性疟原虫的抗性情况[12]。

这些研究虽然对云南全省的疟疾流行态势做了总体性、规律性的总结，但是内容过于简略，不能细致的反映出各个地区疟疾流行的具体情况。

除全省区域内的疟疾流行态势研究外，还有许多针对州（市）、县（区）、乡、村等不同次级区域的疟疾研究。

李加全、杨和仙根据对保山市1990-2014年报告的疟疾疫情数据的处理分析，认为疟疾发病呈下降趋势，且与当地传疟媒介的季节
性消长时间不一致[13]。

王丽娟等对保山市隆阳区疟疾发病情况、病例时间、地区、人群等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认为发病整体呈下降趋势，自2011年均为输入性病例[14]。

关于云南省各州、县等地的疟疾流行研究成果相当多，他们在分析当地疟疾流行态势的同时，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对本地疟疾的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3、云南边境疟疾研究
除对全省及各州、县、乡等地疟疾流行防治的研究外，还有医者对中缅、中越、中老边境的疟疾流行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认为缅甸、越南、老挝疟疾的发病和流行对云南边境地区疟疾有着很大影响。

双印、庄国正主要介绍了1991-1995年间云南西部和南部边境26个县中有潞西、盈江、勐腊等11个县疟疾暴发流行情况，认为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口岸开放及边境贸易增多，流动人员增加和传染源输入导致的[15]。

李华宪、黄国珍、陈国伟通过间接荧光抗体试验的调查，认为境外为高度地方性疟疾流行区，疟疾流行比我国境内严重得多。

但边境地区由于受境外传染源输入的影响，致使疟疾流行水平依然较高，对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难民应以根治疟疾为主[16]。

李奔福和蔺应学回顾性分析了2012-2013年云南
省盈江县和缅甸克钦邦第二特区拉咱市疟疾疫情资料，并对双边居民开展带虫率调查，认为中国边境地区疟疾流行主要是由于双边居民流动、特别是境外（缅甸）务工人员流入我国增加了输入性病例的传播[17]。

范建华通过调查中缅边境境外疟疾突发疫情情况，认为中缅边境缅甸地区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疟疾易于爆发性流行，经常波及我国边境地区[18]。

对云南边境地区的疟疾流行态势的调查和研究，有效的防范和控制了境外疟疾的传入，对云南省的疟疾防控有着重要意义。

（二）疟疾治疗的研究
1、传疟媒介研究
为更好的防治疟疾，阻止其传播，对传疟媒介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云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传疟媒介复杂多样，是典型的复合型媒介流行区。

医学工作者对云南传疟媒介的形态特征、生态习性、自然与社会因素对传疟媒介等影响以及传疟作用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研究。

周红宁通过对云南大劣按蚊的生态习性、地理分布的调查分析，发现其季节消长与当地疟疾发病曲线相吻合，认为该蚊是云南热带森林与次森林地区重要的传疟媒介[19]。

董学书认为复杂的疟区分布与众多的按蚊种类，是云南疟疾流行的特点之一，传疟媒介主要有微小按蚊、嗜人按蚊、昆明按蚊等[20]。

张国才等认为微小按蚊是滇西地区重要的传疟媒介，特别是在海拔低的地区，种群数量较大，传疟效能高[21]。

施文琦等通过在中缅边境的中国云南省盈江县及其相邻的缅甸昔懂县6个自然村的按蚊调查，发现当地蚊虫密
度高、种类多，在传疟作用中以微小按蚊最为重要，乌头按蚊和伪威氏按蚊亦为当地的传播媒介[22]。

余果通过捕捉中缅边境4个自然村按蚊的捕捉和鉴定，微小按蚊是该地区按蚊群落的优势种群，是主要的传疟媒介，且随着季节的变化呈现季节性消长[23]。

周晓俊选择了中缅边境5个自然村，用诱蚊灯在人房和牛房捕蚊，发现缅甸克钦地区微小按蚊A型居多，且以吸人血为主，具有较高的疟疾传播潜势[24]。

如上所述，关于疟疾传播媒介的研究成果丰富，云南地形地势复杂，立体气候明显，不同地区的传疟媒介受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各有不同，传疟媒介种类多样，但主要以微小按蚊为主，中华按蚊、乌头按蚊等多种按蚊并存，且随着季节变化而消长。

特别是微小按蚊，以吸人血为主，故具有较高的传疟风险。

2、疟疾药物研究
疟疾的发生和传播，都会感染大量的疟疾患者，并造成一定的人员死亡，因此疟疾的药物治疗也在不断研发和更新非常有必要，相关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陈昌介绍了
青蒿素、甲氟喹以及其它治疗疟疾新药的效果，认为任何一种抗疟药，都难免不会产生抗性，因此保护现用的新药，防止产生抗性，延长其使用寿命，显得更为迫切[25]。

韩韬、代勇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抗疟疗法和人工合成类抗疟药的临床应用，青蒿素的发现和临床应用以及新型抗疟药物的研制等情况[26]。

青蒿素类似物由于抗疟效果显著，并具有高效、低毒的特点，得到普遍认可并在临床上广泛的应用，陈毅平、王勤分析了奎宁（奎尼丁）、蒿甲醚，青蒿琥酯等药物在临床治疗重症疟疾的现状，认为青蒿琥酯具有水溶性，有利于吸收，具有其他青蒿素衍生物没有的药代动力学优势[27]。

卢珊珊等对青蒿素类药物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疟疾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28]。

随着药物服用和吸收常用剂量或病人耐受较大剂量的药物，疟原虫株仍有存活或繁殖能力，由此产生了疟原虫的抗药性，许多医学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Wernsdorfer WH、黄在松认为恶性疟原虫对氯喹的抗性出现于1950年代后期，现已遍布绝大部分恶性疟地方性流行区，抗性的发生和扩散是疟原虫、人、媒介和药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并因特殊的生态状况而增强，还论述了与抗药性疟疾发生和扩散有关的流行病学因素[29]。

潘波等分析了媒介按蚊产生抗性的原因，为疟疾防治中合理使用杀虫剂提供了科学依据[30]。

姚寿南、管惟滨全面分析了疟原虫抗性株的遗传机理和特征，疟原虫抗药性的生化机制，从而揭示了疟原虫抗药性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31]。

张晶敏介绍了按蚊对菊酯类杀虫剂出现了抗性的情况，发现嗜人按蚊对溴氰菊酯的抗性是由常染色体遗传所致的多基因遗传，抗性遗传表现为不完全显性[32]。

关于云南地区的疟原虫抗药性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他们不仅分析了恶性疟原虫抗药性机理和表征，还研究测定了疟原虫对不同药物的抗药性特点。

张艳梅等通过对盈江县中缅边境恶性疟原虫对氯喹、哌喹的体外敏感性的监测，得出了云南省盈江县中缅边境的恶性疟原虫对氯喹、哌喹耐药的情况严峻，尤其是氯喹的结论[33]。

此外，昆明医科大学王丽琼[34]、马宁[35]、郝明明[36]的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
对中缅边境地区的恶性疟原虫对不同抗疟药的抗药性情况进行了测定。

3、疟疾监测和预警研究
了解疟疾发病现状和趋势，摸清疟疾流行规律，评估疟疾防治的实际效果，为疟疾消除阶段防治策略与监测手段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流行病学专家们对疟疾的发病和流行实施了监测，产生了一系列成果。

冯欣宇等利用疟疾监测数据，对包括疟疾病例个案调查、发热病人血检、等监测指标，采用统计学分析法，完成了2013年的疟疾监测工作，认为2013年全国疟疾疫情较2012年有所上升，媒介种群构成以中华按蚊为主，且对大部分杀虫剂均产生抗性，这一方面可能与监测方法有关，但全国疟疾监测工作总体运行正常[37]。

盛次星等分析了云南省1991-2000年疟
疾监测结果，发现云南省疟疾发病总体稳中有降，但在云南边境地区，受境外发病和流动人口的影响，疟疾的控制工作仍很艰巨[38]。

陈国伟等通过对云南省疟疾发病率较高的瑞丽市户育乡、沧源县班老乡等地的监测，认为2005-2008年监测点范围内的疟疾流行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提高当地居民尽早就医的行为意识和探索与周边国家接壤地带的疟疾防制策略仍是今后需要考虑的任务[39]。

李胜国等分析了腾冲县2013年疟疾监测结果，认为改年该地疫情基本稳定，但在疟疾防治及实现疟疾消除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难，今后应加强输入性病例监测和流动人口管理，以及疟疾防治队伍能力建设[40]。

除对疟疾监测结果的分析外，还有学者对疟疾监测的方法进行了论述，这些监测方法的应用为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性提供了可能。

娄培安介绍了发热病人血检、厚血片法的带虫调查以及居民滤纸血滴标本做间接荧光抗体试验(IFAT)的三种监测方法，发热病人血检和IFAT可作为灭疟后期监测疟疾流行态势的主要方法[41]。

这些疟疾监测和预警方法的研究，可以对疟疾病情进行及时跟踪和治疗，并给予合理反馈，在改进疟疾防治措施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4、居民疟防知识研究
居民对疟疾相关知识的认识、态度及行为对疟疾的防治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了解居民疟疾知识的认知和教育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有学者对云南及中缅边境居民对疟疾知识的认识和态度进行了调查，为疟疾防控措施的实施提供相应借鉴。

周升等在云南省疟区47个县，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疟疾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正确率越高，但农村居民缺乏正确的疟疾防治知识，加强健康教育仍十分必要[42]。

王丽丽通过对中缅边境15岁以上疟疾相关知识、态度的调查，发现中国居民疟疾知识知晓程度得分及疟疾防控行为得分水平低于缅甸居民，而缅甸居民疟疾态度得分水平则低于中国居民，认为缅甸地居民疟疾态度认识有待改进，中国地居民疟疾知识、行为有待提高[43]。

徐其章选择在中缅边境地区缅甸方疟疾流行程度较严重的佤邦孟冒县的格龙坝区和芒东区为调查点，对两地23个佤族村寨居民的疟疾知识、疟疾认知、防疟意识、求医方式等做了详细调查，发现当地佤族居民认为疟疾是他们地方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但对疟疾传播途径的理解较差[44]。

除对普通民众疟疾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研究外，一些学者还对疟疾防治人员的疟疾知识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研究，周兴武等介绍了云南省临床医生疟疾诊治知识远程培训情况，培训学员学习了消除疟疾政策、疟疾流行病学及诊断治疗3方面知识，认为此种培训方式符合当前消除疟疾和消除后监测阶段需要大量培训医疗卫生人员的实际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45]。

汪丽波等通过对大水平、东峨等7个乡镇的村级卫生室医生的调查，发现乡医的疟疾知识较低，执行疟疾防治工作质量不高。

究其原因，似与其多为中、小学文化程度,疟防专业培训时间短，劳务报酬低等有
关[46]。

通过对防疫人员疟疾知识的调查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到疟疾防治的成效和不足，推动疟疾防治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5、疟疾防控项目研究
随着近年来疟疾发病的回升，国际社会对疟疾的关注也日渐增多，联合国医疗疾控部门成立了全球疟疾基金项目，云南省自2003年第一轮全球基金项目启动，至今已进行了第六轮，目标之一就是针对云南边境县份和中缅跨境疟疾的控制，项目实施以来，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医学者通过对这些项目都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和效果评估，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多从大量详实调查材料入手，运用医学和统计学的学科方法对之进行病理化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专业性和具有操作性的防治措施等，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

杨增源等认为通过跨国实施疟疾联防，中缅双方建立了疟疾防治协调机制，提高了中缅双方疟疾防治技术和应急能力，控制和减少境外疟疾疫情输入[47]。

蔺应学等认为自2008年以来，盈江县通过与缅甸克钦地区建立中缅边境地区疟疾疫情信息及其会议交流机制等联防联控措施后，中缅边境地区疟疾联防联控措施成效显著，但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应继续加大联防联控力度[48]。

蔺应学还收集了盈江县2003-2013年疟疾网络疫情报告、全球基金疟疾项目监测与防治统计报表等资料，在此基础上对盈江县实施全球基金疟疾项目效果进行了评估，认为自2003年以来实施的全球基金及中缅边境疟疾联防项目以来，盈江县建立了可持续控制疟疾工作机制，提高了全县疟疾预防及应急处置能力，传染源得到及时发现、及时处理[49]。

20世纪90年以来，关于云南疟疾的研究者多为云南省及各个地区的医疗卫生人
员和专业的医者，内容也多侧重于自然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调查、分析和总结，呈现出时段较短、区域较短、方法单一的特点，不能很好的反映出疟疾流行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疟疾防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
（一）疟疾的基础性研究
疟疾作为人类最漫长、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也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的关注，
并从不同视角，对疟疾的流行、预防、控制、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每个阶段，都有专著、论文问世[1]。

早在清代，就有学者对其进
行了研究，如清人韩善徵的《疟疾论》参照清代温热病诸学派的理论，采用历代医家治疟论述，对疟疾脉、因、症、治等多方面内容予以充分论述，文末附有古今疟疾医案和治疗方剂[50]。

民国时期，胡安定《疟疾》则详细介绍了疟疾的历史流变、地理分布以及传播方式和途径等[51]，李涛的《我国疟疾考》则对古代文献中“疟疾”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辨析，为疟疾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52]。

新中国成立后，疟疾作为卫生防疫的主要传染病之一，更是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庞京周的《中国疟疾概史》从古至今简略、全面的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53]。

史永超的《疟疾介绍》[54]首先介绍了疟疾的俗称如“打摆子”、“寒热病”等，从现代医药卫生角度认为疟疾是一种寄生虫病，然后介绍了疟疾地理分布、种类、症状、发病机理、发病过程、发病的分布情况，及疟疾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引起的其它疾病、治疗方法、预防措施等，从中我们可以对疟疾有全面的了解。

这些研究专著和论文从疟疾的名称、源流、分布、种类等基础性问题出发，对疟疾发病和流行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概括，让人们对疟疾有了整体性的认识。

（二）“瘴疟”、“瘟疫”方面的研究
“疟疾”和其他疾病名一样，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现代医学发展出来的概念，随着西方医学东传，根植与于中国之后才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中国的古典医学文献和云南省地方文献中对“疟疾”的称谓各有不同，有关学者对疟疾的称谓等基础性问题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瘴疟”问题，民国时期的学者就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瘴疟”是什么？人类学家凌纯声通过对云南疟疾的调查，认为“瘴疟，医学上谓之恶性疟疾”，恶性疟疾是疟疾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熊秉信通过对金河上游的实地调查认为“瘴气”
是疟疾、霍乱等多种疾病的结合体，后晋修也通过在云贵川等地的长期实地调查认为“烟瘴是一种不科学名词，盖一般普通称呼……故思茅所谓之烟瘴，即系科学医所称之疟疾及少数黑水热也。

”张印堂则指出，“瘴气不过是一种恶性疟疾”[55]。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者多认为“瘴疟”为恶性疟疾或疟疾与其它疾病的混合体。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者对“瘴疟”做了进一步研究，吴缉庵对中国古代医学文献中分析出古代疟疾有“痎疟”、“寒疟”、“温疟”、“瘅疟”“风疟”、“牝疟”等名称，但他同时指出所有的古代文献中所称的疟疾，并不一定都属于现代所指的由于传染疟原虫所引起的疟疾，其中有些理论涉于玄虚而不合实际[56]。

可中认为“瘴气”通常多指疟疾，我国西南一带至今仍将疟疾俗称为“瘴气”[57]。

周琼是目前关于云南瘴气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其《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著作中认为“瘴”是由于地理、气候、生物群落的生存繁殖及各生态要素间发生的生物化学或物理化学变化反应等因素混合产生的自然生态现象，同时，她还指出云南不同区域瘴气变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58]。

历史文献中，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过于简洁，一般均以“疫”、“大疫”等字眼概括之，这些“瘟疫”包含的内容甚为广泛，其中疟疾、饥荒、霍乱等传染病等都属于瘟疫之列，因此许多瘟疫的研究中也包含有疟疾的内容。

许新民通过对《新纂云南通志》、《海关医报》等历史文献的梳理，认为云南的自然环境是瘴气流行的主要原因，但人口增殖和流动速度加快，商业交通增多，助长了瘴气等瘟疫的传播[59]。

伍法同主要分析了清代、民国及至建国后云南境内爆发的鼠疫、疟疾、霍乱、天花等各种痕疫及其流行状况的概貌[60]。

胡蝶详细分析了清代云南省疟疾等灾疫流行的时间、地理规律以及环境原因等[61]。

宋玉梅对民国时期云南传染病的流行概况、特点、影响极其防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分析了防治措施的成效和不足，其中包括疟疾[62]。

此外，国内关于历史时期云南疾病、瘟疫等综合类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中都包含有云南疟疾的分析和研究[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