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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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张 越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后探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途径并批判了“整理国故”后的创新之作，具有“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重要意义。

该书通过甲骨文、金文及古典文献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析以及通过中国古代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的尝试，确曾对古代历史的真相具有“摸着一些边际”的学术价值。

回顾《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引发的长时间的批评与争论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在学术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的今天，这部著作带给我们的启示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Ｋ０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３－０８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ＡＲｏａｄ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ＧｕｏＭｏｒｕ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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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各篇文章的撰写时间大约在１９２８年８月至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间，全书结集出版于１９３０年初，距今已经有８０多年了。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伊始，恰值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各方对该书的各种评价和议论蜂拥而至，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①。

此后，郭沫若本人也在不断提及该书存在的问题、纠正该书存在的错误，而随着唯物史观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发展壮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价值与地位愈发明确地显现出来。

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古史分期观点）被郭沫若本人不断修正并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受到各种质询与批评，然而该书被视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②，“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③，也基本形成共识。

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以来，尽管对郭沫若的评价出现了多种不同声音，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本文是２０１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与历史考证学派关系研究”（１３ＢＺＳ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何刚：《他者叙述与自我“作为”———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典之路”再析》，《郭沫若
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②　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３３４页。

③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２页。

学术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不仅如此，随着对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值得中国史学积极借鉴和深入思考的特点，反而更值得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一、从“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
到“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写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０日的“自序”，是郭沫若将之前完成的五篇研究中国古史的文章及若干研究札记汇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之后的“感言”，简明扼要地写出了作者对新的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认识、对当时中国史学发展趋向的评价和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的强调。

郭沫若在“自序”中提到了他对于“整理国故”的看法。

郭沫若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的讨论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

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创造周报》发表了《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不满于“整理国故”成为“运动”的现象。

他指出，“大凡一种提倡，成为了群众意识之后，每每有石玉杂糅，珠目淆混的倾向。

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息”，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他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

这说明郭沫若是以“新价值的重新创造”为标准来评价“整理国故”的。

对于“整理国故”的前景，他持观望态度：“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

”①
经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潜心研究之后，郭沫若对国学及“整理国故”的认识较《整理国故的评价》一文所表达的观点有了较大变化，即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说的：“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没有辩证唯物论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②。

很明显，结合使用对新旧材料中的古文字研究和唯物史观理论对古代历史的探索后，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郭沫若作出的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评价，从之前的持观望态度发展到持否定态度③。

既然不认为“整理国故”能够认清历史的“真相”，郭沫若转而强调研究中国古史的有效途径应该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通过新史料去廓清古代社会的真相：“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④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他更明确表示：“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决非过论。

言‘整理国故’，言‘批判国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流亚而已”，“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⑤。

在这里不难看出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思路：首先，他在“自序”中两次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其次，“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因为“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王国维的学术则“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而他们的工作才算得上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符合“‘整理’的最终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的要求；再次，尽管“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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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３６
号，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３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８、９页。

郭沫若批评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原因，一些
学者多从当时郭沫若欲与胡适一争高下的角度来解
读，如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东大图书出
版公司，１９９８年）、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
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等。

笔者认为，
此缘由未必没有一点儿道理，然而也并非尽然。

郭
沫若如果没有经过学术层面的悉心研究而仅凭意气
之争便遽然批评“整理国故”之说，恐难成立。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８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８５—１８７页。

会的范围”，但是“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借助于唯物史观能够达到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实事求是”到“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目的，“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①。

这样的研究途径产生的效应，当是张荫麟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②。

已有学者指出：“郭沫若对于‘国学’的认识，划出了与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一派的界限，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王国维为代表的‘考古证史’一派的直接继承。

”③此说表明郭沫若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的研治古史路数的特点，即超越“整理国故”，在王国维等人开辟的古史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对新材料的考证和解释，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

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特点具有“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和“开了一个新纪元”④的意义？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呼吁“史界革命”，倡导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⑤，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激烈批判旧史学，主张用进化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给“历史”下的定义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史学理念。

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史前时代及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等近代意义的历史研究中必须涉及的基本问题，一一作了阐述。

梁启超“新史学”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史学固然功莫大焉，然而也为人们留下了一系列未能解答的问题和诸多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将会不断出现的问题。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是首先需要面对的：第一，怎样对待梁启超曾抨击的旧史学？即怎样处理新旧史学的关系？第二，参照西方史学、致力于融入史学“求真”和“科学”理念的近代中国史学，在研究层面究竟应该如何展开，即新的中国史学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是什么？
前一个问题，对于包括“旧史学”在内的传统学术，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之为“国故”“国学”并对此展开讨论，胡适主张“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⑦，“整理国故”运动随之兴起。

其直接后果是以所谓“科学方法”整理和研究传统学问一时成为风气，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国学门、国学院等国学研究机构，相应产生的负面作用亦十分明显，如胡适所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

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

”⑧其间接后果，如胡适所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

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

”即把“国学”纳入史学的范围，用近代“文化史”的新概念统整传统学术文化。

⑨周予同说：“胡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

” 瑏瑠胡适所说的“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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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６—１０页。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５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１９３７年，第１０４页。

王?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年，第７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１卷
第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
二，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０年，第２０５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１卷
第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４４页。

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史范畴，是新式的历史学的专史分类，即将经史子集的“国学”纳入现代学术的各分支学科中，这对于近代中国史学的意义更为深远①。

然而，“整理国故”却无法解决第二个问题，这正是郭沫若批评“整理国故”的原因。

“新史学”之后，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怎样将其落实于具体的研究层面尚不明确，如期而至的新史料的发现，吸引了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整理、释读、考证，用之于研究上古历史，并根据研究心得总结出“二重证据法”。

郭沫若认同用甲骨文等新材料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新史学研究应该“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

为了“知其然”“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他将唯物史观用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这比仅求得认清历史的“真相”更进了一步。

然而使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郭沫若并非第一人，如陶希圣在１９２９年已经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的创新在于“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的研究”②，并且以新材料为依据划分出中国古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不同阶段，这可能才是张荫麟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评价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出发点。

二、从“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
到“才摸着一些边际”
郭沫若写就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０日的“自序”，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③实际上，１９１９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支配了几年”这样轻描淡写般地表述并非完全符合实际。

及至１９３０年４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第二版时，作者在书中原有的三篇“附录·追论及补遗”中又先后增补了七篇，其中一篇是写于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的《夏禹的问题》，该文开头提及“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最近始由朋友寄来”④，说明郭沫若在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的时候尚未见到《古史辨》第一册，而在他写作《夏禹的问题》时则已经读到了。

《古史辨》第一册收入了堪称与顾颉刚首次提出“层累”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同样重要的另一篇文章———《答刘胡两先生书》，后文引用了胡适给顾颉刚的信，胡适在信中表示他“古史的大旨”是“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周民族”“秦民族”“楚民族”是“铁器时代”，主要史料来源是“金文”和“诗”⑤。

郭沫若从《古史辨》第一册中读到胡适的这些话，尽管并不同意胡适所理解的商为石器时代、周秦楚为铁器时代的观点，但是仅凭胡适使用了这些“术语”，并且提到以甲骨文字、金文为史料的主张，还是得到了郭沫若的部分认可，在《夏禹的问题》中他写道：“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字里去寻找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当求之于金文与诗。

”据此可知，在时隔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郭沫若对胡适的评价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前说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就《古史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

”⑥这个变化至少说明郭沫若对于使用新史料的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只有使用新史料才有可能认识到古代社会的“真相”。

还是在读过《古史辨》第一册后，郭沫若表示出极大兴趣，“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继而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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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张越：《“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
观》，《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
学》第２卷第１２期，１９４９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１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７—９８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率承认“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我而发的”。

他由此称赞顾颉刚的疑古学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

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

”①郭沫若肯定顾颉刚疑古学说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为使用新史料去“摸到”古代社会的“真相”创造了条件。

在十几年后的１９４７年１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顾颉刚评价道：“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②
从“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到“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再到“才摸着一些边际”，可见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从出现到逐渐被肯定的过程，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逐渐得到承认的、对古代社会的真相“摸着一些边际”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包括五篇论文和若干篇“追论与补遗”。

在五篇论文中，初稿完成的时间先后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１９２７年８月）、《〈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１９２８年８月）、《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卜辞中的古代社会》（１９２９年９月）、《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１９２９年１１月）。

新文化运动前后，经王国维等人通过甲骨文对殷商世系、殷周制度的研究和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所引发的古史论辩，对上古三代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

郭沫若从《周易》《诗》《书》入手研究商周时期的社会生活、社会变革、精神生产（《〈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原题《〈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这样的选题在当时有着明显的创新性。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考察的“社会生活”包括“生活的基础”（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社会的结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和“精神的生产”（宗教、艺术、思想）。

如此开阔的研究视野，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景象。

郭沫若通过这项研究后认为：“在《易经》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时的产物。

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以后。

”③在接下来撰写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着力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工具、农业、畜牧业、工商业、宗教思想、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因素为依据，尝试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形态说来解释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后写出了专门论证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且之后用作本书“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阐述了他最初的古史分期观，即“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周代以来至最近时代之概观”“中国社会之概览”，提出殷周之际为奴隶社会、周秦之际开始为封建社会、清末为资本制的分期观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出发，探究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接替演进过程，“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④
郭沫若说：“以上三篇大率均是我在未十分研究甲骨文字及金文以前的作品，在发表当时很有一些分析错误或论证不充分的地方。

”⑤他大约在１９２８年８月开始研读甲骨文，一年后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初稿，同时结合对古文字研究的心得，实践其“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的愿望，先后写出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文章，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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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２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
史论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４０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８７页。

郭沫若：《海涛集》，《沫若文集》第８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３１２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１页。

金文为史料研究古代社会“真相”的重要篇章。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写作持续了近一年时间，是本书五篇论文中研究用时最长的一篇，且“稿成全部更易者亦四五次”。

然而潜心于古文字研究毕竟还不是最终目的，他说：“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

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

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

”①文章通过卜辞的记载，从渔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几方面叙述古代“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又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的阐述，以卜辞中有关“母权中心”“氏族会议”“私有财产的发生”“阶级制度的萌芽”等材料与之对应，描述殷商时期“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

《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则是以金文为材料，证明西周为奴隶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这两篇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的文章，从材料和研究方法上都对前三篇文章的观点作了更有力的证明，从而建立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雏形，董作宾评价说：“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②从当时对古代历史的研究状况看，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便可以大致理解了。

三、关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之后，就伴随着巨大争议，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许多参加论战的人对该书观点的批评，也表现在置身论战之外的人士对该书观点的批评，即如郭沫若的古史分期及相应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商榷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息，更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之时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讨论，成为“十七年时期”史坛“五朵金花”问题之首。

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批评的各种观点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表现得十分复杂。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介绍“郭沫若的新见解与旧见解”时说：“各位参战的朋友，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更可惜的是论争的态度不好，有些参战的人，不一定很热心的去探求真理，往往只闹意气，争高下”③。

水平有限、意气之争反映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中十分明显。

顾颉刚也认为：“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

”④这里的“社会史研究者”当主要指部分活跃在社会史论战中的“参战者”，而非专门研究古史的学者。

还有很多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十分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问题。

如张荫麟认为：“摩尔根和他同时许多人类学先驱者的根本错误，在以为社会的演化有一定之程序与方式，为各个社会所必经……可惜郭先生不出此，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Ｕｎｉｌｉｎｅａｒ）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

”⑤对比郭沫若下面的说法，可见张荫麟的批评是被承认并接受的：“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

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材料的不正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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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３７、１８７页。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经
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６１４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５９—６０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见《顾颉刚全集·顾颉
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第４０７页。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