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州鼓乐

绛州鼓乐
王秦安
鼓是中国最原始的传统击器，锣鼓又是中国最流行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

绛州鼓乐泛指新绛县流行的锣鼓乐，吹打乐，因新绛县昔称绛州而名，又以擂大鼓称著，得名绛州大鼓，俗称新绛锣鼓。

一
鼓在新绛一带从体鸣到膜鸣，由响器到乐器，又同其它乐器褡裆，逐步形成绛州鼓乐，历经了上万年集体传承，源远流长，历久弥新，鼎立于先秦，鼎新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鼎革于当今，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在网上发布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先秦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立阶段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鼓，是1980年在与新绛县接壤的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甲种墓葬出土的鼍皮革鼓和异陶土鼓，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距今四、五千年。

襄汾、新绛两地曾在汉代同为临汾一县，自古以来，两县邻村近镇住民通婚为寻常事，至今尚有三个乡镇接壤，一路之隔。

其实，陶寺鼓并不是山西南部最早的鼓，革木容易腐朽，尚不见有更早的鼓出土。

1962年在芮城县发现的西侯渡人，距今约180万年，从山西西侯渡人的直接打击石器到山西北部峙峪人的间接打击石器，伴随着击器度过了漫长岁月，特别是襄汾“丁村人”的出现，随着猎食御兽，他们运用木棒打击、石球投击、弓箭射击、矛头刺击，使两物相撞产生了原始击鸣，逐惭在自然音色中寻找到了节奏韵律，从《击壤歌》到《狩猎舞》，击节而歌，踏拍起舞，便使吹拉弹拨诸多乐器尚未产生，而击器已率先问世，鼓在新绛一带出现比陶寺鼓还要早些年月。

相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铁额魔王蚩尤，带了81位弟兄进犯中原，一场涿鹿血战，兵败被俘，黄帝将他肢解解州，血注一池囱水，化作解州盐池。

说是因为黄帝命他大臣风后造了8０面雷鼓，并以雷兽之骨作棰连击9次，蚩尤闻鼓坐失神力，犹如困兽。

又有舜王历山击鼓耕田（一说簸箕）和击鼓报警戏诸候的民间故事；还相传说舜后娥皇，女英回娘家时两地锣鼓迎送。

这些民间传说的发生地距离新绛远不过百余里。

固然，这些口碑近似荒诞，然而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可以说是对“陶寺人”的一个想象补充。

这见诸于《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

”《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帝尧立……置缶而鼓”，一如《尚书•益稷》所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礼记•明堂位》还记载有“夏后氏足鼓”。

伊耆氏即陶唐氏尧帝，夏后氏即虞夏帝禹王（一说是夏禹的后裔），尧都平阳、禹城夏县都距新绛不过百里之遥。

唐尧虞夏时期，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有了乐在其中，鼓巳作为一种主要击节乐器出现在歌舞中。

这时，绛州鼓乐基本上脱离了原始形态，但在新石器时代尚是奠基阶段，商周时期才进入了构筑时期，春秋初期始见倪端。

时有“秦筝晋鼓”之说，“晋鼓”一词见于《国语•吴语》：“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

这是常昭对晋鼓的诠释，出自《周礼》。

晋鼓是建鼓的别称，也是对晋国鼓乐的泛称，时已名闻天下，一是晋国一度称霸天下，况又“晋楚之富不可及也”；二是晋国著名乐师师旷力主“闻鼓声者而悦之”，得到晋悼公和晋平公的颁行之后，晋国鼓乐雀起蜚然，即与“秦筝”齐名。

乾隆年的《山西志辑要》上说：“临汾故城在今新绛县城东北二十里处，”于此可知新绛至少是晋都的畿内之地。

戏曲故事《赵氏孤儿》由历史的“下宫之役”推演而来，则发生在新绛。

《左传》记载的晋灵公“台上弹人，观其避丸”的灵公台在新绛县泉掌，《春秋左传》记载的哺饥坂，唐佚名《故绛行》、宋司马光《故绛城》两诗提到的虒祁宫、九原，也在新绛县境。

新绛当时与今日的太原、临汾齐名，号称“晋国三城”。

在这里的“闻鼓声者而悦之”的晋鼓，一改商周时的靡靡之音，名播四方。

时人荀况出生在新绛县的古水入汾之处的古荀国，今古交乡一带，十五岁时离开荀城去了齐国，著书有数万言，他的《荀子•乐论》一书写道：“鼓，其乐之君邪”，“鼓似天，钟似地，罄似水，而筝笙箫等似星辰日月，鼗等似万物。

”这与1978年在湖北随县鼓墩发掘出曾侯乙墓葬中的乐器种类相差无几，史称“钟鼓之乐”。

山西文物管理所候马工作站于1997年在新绛县柳泉村的墓葬中发掘出战国初期钮钟、甬钟各6件，又据“晋国新田”遗址，东周墓葬群一墓（13）号出土的编钟，邻近的曲沃县曲村遗址晋侯邦父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编钟、晋侯苏墓出土的西周16件编钟、晋侯9号墓陋土的西周早中期甬钟、晋侯93号墓出土的春秋早期6件编钟、接壤的侯马市上马1004号墓出土的东周编缚、5218号墓出土的春秋编缚、闻喜上郭210号墓出土的和211号墓出土的西周晚期钮钟，还有晋国子范的晋文公时代甬钟……都印证了绛州鼓乐早在先秦时期或者更早一些年月，亦为钟鼓之乐鼎立于世。

唐宋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新阶段
秦始皇统一天下，结束了奴隶制社会，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到唐代出现了一代盛世，带来民族文化的一个全新时期，，宋代又开启了以戏曲为艺术表演中心的时代，整个民族一代新的文化艺术蓬勃兴起。

李唐王朝是在山西发迹，太原一度曾为北都，而新绛县是李世民东渡北伐的根据地。

时为州治，与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相距甚近，又是邻近东西两京的“李唐之雄州”，也是北都晋阳通往东西两京的主要官道，水陆两通，武德元年设总管府，辖15州，还是唐代铸币重地，《旧唐书•食贷志》上说：“天下铸炉九十九，绛州三十”；而且又是李世民的国乐《秦王破阵乐》的源头，直接受到《秦王破阵乐》的正反馈，这使绛州鼓乐伴之而来一个鼎新局面。

《秦王破阵乐》源于新绛民间，最初出自绛州鼓乐的擂大鼓。

这在《旧唐书•音乐志》有记载说：“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时，征讨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资治通鉴》也称“朕昔受威专征，民间遂有此曲”，《新唐书•礼乐志》和《隋唐嘉话》将李世民说的“专征”作了解读，前者称：“破刘武周，军队中相与作《秦王破阵》曲”；后者说：“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队中相与为《秦王破阵乐》”。

李渊定鼎长安不久，刘武周、宋金刚起兵反叛，占领了大半个山西，仅剩河东一隅，身为秦王的李世民请缨出兵，东渡北伐，囤兵在新绛县柏壁的秦王堡，历时半年，一举歼敌，他收复失地得胜还朝时，同河东士庶在此战的根据地新绛举行军民联欢，“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

起初，《秦王破阵乐》是“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后来才修改为雅乐，成了李世民的燕乐大作，《旧唐书•音乐志》上说：“自《破阵乐》以下皆擂大鼓”，《明皇杂录》也说“击雷鼓为《破阵乐》”，迄今在李世民囤兵的秦王堡尚有“擂鼓台”的遗迹可寻。

“擂大鼓”在新绛境内屡见不鲜，与堡理村相邻的阳王和万安两个乡镇，更是村村有鼓车，年年擂大鼓，同新绛接壤的稷山、闻喜边沿地区虽不时有擂大鼓外，其它地方便稀有罕见了。

如今新绛县的车鼓颇以《秦王破阵乐》的“擂大鼓”，车是由古代战车衍变而来，大鼓面径一般都在一米以上，竖立车上，由若干匹骡子，或牛、马、驴拉着奔跑，上有大鼓咚咚，下有车轮滚滚，具有一种披甲执戈和“象征战阵”的“发扬蹈厉，声韵慷慨”。

绛州鼓乐今有三大乐种，除车鼓外，另外两种也传说是从唐朝兴起的，杨明索先生探寻
花敲鼓（又名花庆鼓）时，曾访问过三泉镇时年八十六岁的郭春林，他说：“我们这儿的锣鼓是唐朝兴起的，古堆水浇地时有了花庆鼓，到梁公祠迎神赛社闹热闹”。

梁公祠是古水受益村民纪念凿山原，引古水，施惠于民的临汾县令梁轨而兴建的，志书记载说是隋开皇十六年的事，到了初唐代武德年间，古水流域村民才受益见效了，于是建起了梁公祠，这才有了“闹热闹”的花敲鼓。

古堆一带又传说是李世民从父起兵，进攻长安，沿着官道从九原山下来，他的人马车辎途经古堆，淌水而过，水下是青石板，足踏蹄践，车过轮碾，声若擂鼓四响，如司马光《鼓堆泉记》所说：“鼓者，言人马践之，逄逄如鼓声”。

从此，这里山水全以鼓来冠名，借李世民圣功，威镇邪恶，力保风水，鼓乐随之而兴。

另外一种“穿箱锣鼓”，也传说是到梁公祠闹热闹时在唐朝兴起的。

三泉村一直在流传的穿箱锣鼓《唐王出城》，是说魏征斩龙王，李世民还愿的故事，从穿箱锣鼓队伍的“竹竿子”来看，至迟宋代已见雏形。

竹竿子是宋代乐舞的引舞人，属“参军色”，手持竹竿而名，三泉穿箱锣鼓《唐王出城》的领队，身着橙色大铠，头戴黄圆公帽，足蹬朝方，左手拿扇，右手持竹竿子，上挑野鸡，而用左右摇扇、上下摆动竹竿子来指挥乐队演奏，与宋代“竹竿子”同出一辙。

汉代塞外吹管乐的流入，魏晋南北朝铜响器的传播，胡音沙锣和西域铜钹的相继加盟，绛州鼓乐逐步完善，后来宋代村落百戏和社火的兴起，绛州鼓乐更加成熟起来，衍生出了锣鼓杂戏，亦称铙鼓杂戏，相传它形成于宋、金时期，是活跃在河东地区的祭祀家戏。

《辞海》载称：“相传锣鼓杂戏起源于山西绛州（今新绛），后来流传到附近的安邑、猗氏、万泉一带”。

是以民间俚曲俗谣作为基础，较多地吸收了诸宫调和唱赚两种说唱艺术，整个演出是以大锣大鼓伴奏，兼用铙、钹、唢呐几种吹打乐器，这使宋代绛州鼓乐一些曲牌在锣鼓杂戏中由打情绪到打情节，变成一种戏曲表演性的锣鼓经了。

从秦汉到唐宋的一千多年间，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杂居中原，经济文化频繁交流，促使绛州鼓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碰撞后的突破，尤其唐代“十部乐”的确立，西域大量鼓的传入，为绛州鼓乐鼎足而立的车鼓、花敲鼓、穿箱锣鼓与擂大鼓、花敲干打、演绎故事三大特点基本确立，并以崭新面目出现。

1981年11月，山西考古所侯马工作站在新绛的汾北吕梁山麓发现一座金墓，墓内仅在南壁有33块乐舞砖雕，其中有击鼓俑、拍板俑，鼓有大鼓、羯鼓、腰鼓，东西两壁也各砌有击锣俑，打鼓俑砖雕，后来在北苏村也发掘出金墓社火砖雕，并发现了如今日的带座堂鼓，这些鼓俑砖雕，正是宋代绛州鼓乐的基本缩影和真实写照。

明清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盛阶段
迎神赛社是上古时期巫术文化的遗俗传承，到了唐宋以后，成为绛州鼓乐赖以生存并充满生命力的一座历史舞台。

两宋以来，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又历经了辽国在山西的长驱直入，三朝外族入主中原，奉行几千年的汉人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不再一统天下，忠孝节义，天神地鬼，凡此种种，在新绛县无不建庙立祠，土神小庙和东岳庙（俗称阎王庙）四处可见。

赵村泰山庙号称是新绛的丰都城，建年失考、碑记重修是元至正元年，内有南台北殿，东廊西庑，正殿左右还有两座偏殿；北张村泰山庙占地二十余亩，俨若一个小村。

庙大有台，凡庙必祀，因而迎神赛社活动越加繁多。

在元、明、清兵连祸结之后，中国连续有六百余年的统一安定局面，城镇商业繁荣，随之，市井行业文化日见活跃，尤其到了清代地方戏的勃兴之后。

新绛是手工业城市，商贸业又颇为集中，又是京津两地发往西北物资的集散地，从陕西、山西两地的民歌《走绛州》，可以看出清代新绛工商业之发达，据1938年前的统计，城内各种商户摊贩多达1300余家，拥有276万银元，日成交额在8万银元以上，票号20余家，“汇通天下”，清末民初，全县工商业的资本总额在山西省仅次于太原市，享有“南绛北代，忻州不赖”之誉。

南绛即新绛县，号称七十二行，行行有祖师庙，庙庙有祭祀日，据老辈人回忆，新绛民初全县还有近五百座庙台，仅在县城有十六座，几经拆毁，现存元建庙台还有三座，明建庙台两座。

庙满全境，遍布四方。

凡是庙会，两“火”不可缺一，一是香火；二是社火。

新绛社火也叫红火，故事，热闹，一般通常是指踩高跷、扛抬搁、游旱船、跑鼓车、甩神鞭、骑竹马、抖扇子、拽高竿、赛花车、舞狮子、耍龙灯、扭秧歌、打花杆、敲锣鼓、玩杂耍、说笑话……这些盖以锣鼓作乐，诚如宋代诗人范成大所说：“民间鼓乐谓之社火。

”社火是集中一地的乐舞游行表演，始于北朝，周明帝在武成年间，“征齐散乐人并会京师为之”，至隋炀帝大业二年，“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绵亘八里，列为戏场……从昏至旦，以纵观，至晦而罢”。

到了明清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百队竞集，赛社盛行。

清光绪五年刻本《直隶绛州志》载“岁时社祭，夏冬两季，亦古者报啬之遗，又乡镇多香火会，扮社鼓演剧”。

人们对一年一度的春祈秋报，当作一件神圣大事，贫富不可抗，老少不可拒，入冬便紧锣密鼓地投入春祈准备。

庙会是民众娱乐的狂欢节，成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这样一来，人民大众把自己的文化娱乐活动也集中到庙会上来，男女聚观，老少咸集。

虽然两宋已将以歌舞为中心的表演转为以戏曲为中心的表演，河东杂剧繁兴和地方戏勃起，大量地流入了新绛庙会，但是社火并未相应减少，反而越加有了活动机会。

《新绛县志》有“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的记载。

目前，新绛县不仅发现了南范庄和董村两处金墓乐舞砖雕，又发现了吴岭庄元墓三十余块乐舞砖雕，其中有“跑毛驴”和“狮子舞”、“扇子舞”、“铜锣舞”。

明清两代，春祈秋报在新绛县无以复加。

重修于明嘉靖二年的东岳稷益庙现存五楹舞庭（戏台），正殿四壁绘有以农耕为题材的大型壁画，其中也有朝圣的鼓乐图。

民国十八年版《新绛县志》上说“本县迎神赛社之盛，无如三月者。

三日，为药王节。

八日，为圣母节。

清明，为孚惠圣母节。

十五日，为土地节、为龙王节。

二十二日，为三皇节。

二十八日，为东岳泰山节。

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

如锣鼓、拐子、闹台、台格（阁）之类，形形色色，令观者有应接不暇之势”。

古堆在新绛县是个小村，一年也有四大庙会：清明节，农历四月二十八、八月二十四、十一月二十四。

尤以清明节庙会为盛，有东八庄十三村、西七庄、南五庄二十五村“上庙”，白村一家社火队伍足有三里之长。

而且是以赛社鼓为中心，这与地处九原山的传说有关，相传在先秦时一夜黄风平了晋城，这里隆起九座山头，如履釜形，履之声如鼓响，所以古堆一带民众尚鼓，凡是迎神，必赛社鼓。

阳王“二月二”庙会，是从明代嘉清正德年间重修东岳稷益庙后，由周围的寨里、北头、南头、裴社、上庄、西头六村轮流主持，社火不绝于途，长达十里，新绛、闻喜、稷山方园几十里的群众赶来逛会，往往不下三五万人。

《新绛县志》上说：“岁时社稷，亦古者报赛之道，然人民变本加厉，每当报赛时，往往扮演各种故事，形态百出，男女聚观。

”县城行业庙会在入冬前连月不断，仅在六月，就有五大庙会，其中六月六的东岳庙会，为期半月不止，正日先后三天迎神赛社。

《新绛县志》上说：“赶会者不远数百里而至，约至二十日始罢，且是时，东街府君庙妆演各种故事，下午三、四钟时，游行街市，男女聚观”。

庙会在新绛县不论战乱灾荒年代，还是平安丰收岁月，直到日本入侵强行拆毁修筑炮楼，从未间断，遭战乱灾荒时祈求长治久安，五谷丰登；遇平安丰收时，祈求家和事兴、人寿年丰。

过去不论大村小庄，村村有锣鼓队，甲甲有锣鼓班，而且一般村庄都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制鼓，城内又有铜铺供应响器。

庙会又是定时、定地、定制举行，几年一轮，并由各村轮流主持。

闻喜县原来隶属于绛州，与新绛县毗连，民国八年版《闻喜县志》上说：“村各有所迎之神，大村独为一社，小村联合为社，又合五、六社及十余社不等，分年轮接一神……凡轮值之社，及沿定之期，锣鼓外必闹会，有花车、有鼓车，皆曳以大牛，有抬歌、有高跷，皆扮故事，竞奇斗异，务引人注目。

庙所在村及途经同社之村，必游行一周。

庙中，则送神之社，预演戏；既至，锣鼓数通后，排其仪仗，舁其行跷，返置社人公建之行宫，演戏三日以安神……次年送神，则仅有锣鼓而已。

亦有闹送不闹接者。

要之，不赛神之村，无几也”。

赛社，锣鼓首居其中，一个赛字谁又不甘示弱，这使绛州鼓乐随着结社轮赛越加繁盛起来。

民间婚丧嫁娶，又“以音乐不备为耻”，不分贫富，行则“动乐”。

《直隶绛州志》载：“婚嫁亲迎，仪仗音乐嗔咽里巷，至于葬事，选使征歌必极……动逾旬月，所费不贷，民间互相
效法，甚至遇租不顾，而以音乐不备为耻。

”这从南范庄金墓，吴岭庄、寨里、东韩元墓的出土文物中，特别是墓内的多室建筑，远远超出当地乡村一般民宅建筑，丧葬之兴，也带来了绛州鼓乐之盛。

现在虽然小鼓行、大鼓行、吹手行的行业组织已不存在，时至今日吹打乐在新绛尚是礼乐。

明清时的春祈秋报在新绛县日益繁盛，人生礼仪日益繁褥，绛州鼓乐出现了鼎盛期。

改革开放是绛州鼓乐鼎革阶段
迎神赛社既有“天理”，又有“人欲”，形为娱神，实为悦人，可以说是一部绛州鼓乐的古代史，在新绛县年复一年，沉淀了千百年，上百代人的文化传统，一村胜于一村，一代赛过一代，凝聚了千百年，上百代人的艺术精华，同时，也给绛州鼓乐留下不少农业社会的陈旧性，封建时代的腐朽性。

日本入侵，一些地方迎神赛社被迫中断，长期处于流失状态，解放以后人民破除迷信，取缔庙祀，一些主要庙会变作物资交流大会，但是唱大戏，闹社火，依然如旧，而且社火在节日庆典中不断出现，元宵节前后最为繁盛，有的是在本村走街穿巷，有的外出到各邻村巡回表演，有的到结对的“亲姑”村子展示，大多还要分批进城汇演。

“文革”开始，破四旧运动的席卷，许多社火被打成“封资修”，不少民间艺人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口传心授，人亡艺逝，而使一些地方锣鼓频临失传。

“文革”后期，由于锣鼓本身没有政治倾向，又是最具欢庆效果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曾严禁，特别是庆九大，全县人民欢聚县城大庆，各公社组织了“社火”进城，许多解体的锣鼓队重新恢复起来。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是对传统经济基础，传统生产模式，传统思想意识，传统文化形态一次不可避免具有无比强大破坏力的冲击，它为绛州鼓乐创立了发展的最佳历史空间，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的崛起，《秦王破阵乐》的故事，一千三百年后又以《秦王点兵》登台亮相，是绛州鼓乐跨入鼎革阶段的成功标志。

绛州鼓乐的“舞台化”，不仅仅是一个演出场地移位问题，是现代空间与历史空间的既换步又移形，是突破传统的一个重大步骤，民族打击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

广场鼓乐求大，求闹，求奇，室内鼓乐求小，求新，求精，一要形式短小．二要内容新颖，三要艺术精粹，本身就是现代意识对传统观念的一次革命，也是现代音乐对传统俗乐的一次革命。

他们把民间广场锣鼓带上舞台，将民族锣鼓艺术带向鼎新，推出一批既富有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又具有现代音乐意识的好作品，走红南北，扬名中外，打入国内市场，打进艺术殿堂，打上国际舞台，打出文化品牌，带动全省乃至全国对民间锣鼓文化的艺术提升，成为中国民族打击乐的优秀代表。

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在网上（www.accu.or.jp）公布的中国音乐、舞蹈、戏曲表演艺十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

二
新绛县有三大区域，一是汾北片，二是汾南片，此以汾河为界，二者中间是河槽片。

汾北片即鼓水流域，延至马首山麓，汾甫片即峨嵋山麓，河槽片即汾河流域。

汾北片以穿箱锣鼓、汾南片以车鼓、河槽片以花敲鼓称著，这是绛州鼓乐在乡村的三大代表作。

花敲鼓又名花腔鼓．花庆鼓．俗称干鼓，为新绛县独有．全套乐器只有鼓、板两类，共计二十八件，其中二十四面扁鼓，代表二十四个节令，另有两副夹板，两副梆子，分别象征牛，虎、狮子、麒麟四种瑞兽，意取黄牛之忠，老虎之猛，狮子之威，麒麟之祥，以求时时吉祥，天天如意，月月平安，年年丰收。

夹板是拍板的俗称，它用三块木板合成，以皮或麻绳串连一起，合击板块相撞发声，以此击拍，持者踏拍起舞，有“金银蛇”(即“大十字步”)、“牛斗虎”(即“八字步”)、“弓步”、“跳步”、“前蹉步”、“横蹉步”几种，可以上击、下拍、左敲、右打、内拍、外敲。

最初仅流行于古堆村和三泉村。

古水下游建起“新庙”以后，
传入了上院村，不久，又被马首山下南行庄接受过去，形成三个流派，南路以上院村为代表，北路以南行庄为代表，中路以三泉村为代表，南、中两路基本相似，只是中路的表演者身系两串金色或银色的马铃，马铃下端结扎一把红鬃，表演起来铃铛作响，以作烘托；北路加了镟子，它的鼓架低于南中两路一尺左右，二十四面扁鼓不再是一字形或半圆形、环形排列，四鼓一组，成双相对，近似于“转身鼓”。

花敲鼓的曲牌有十六套，可以独立演奏，也可联缀其他曲牌连续演奏，虽然三路鼓点编配不同，基调未变，只是称谓有异。

南路以声似命名，有《叽呱啦》、《啦呱叽》等十六套；中路多以《钉缸》、《崴麻秆》、《麻雀踩蛋》、《张生跳墙》之类，以形似而名；北路则以《牛斗虎》、《凤凰单展翅》、《狮子潦绣球》之类动态取名。

据传，过去演奏花敲鼓时，身著剧装，穿扎靠旗，头戴面具，须垂胸前，横眉立目，狞狰可怖．是《方相舞》和《十二兽舞》的遗留，驱除疠疫，镇魔逐鬼。

从襄汾县赵雄村现存的傩鼓推测，此说可能属实，今已不见。

穿箱锣鼓籍演人物，而咏一事，演绎某一历史或民间的传说故事，因表演者身穿传统剧装而得其名，三泉村《唐王出城》有十四路曲牌，是说魏征斩了北海龙王，天庭大怒，喝令天下大旱三年，李世民为了拯救百姓，亲赴地狱招魂，井召集了皇子皇孙、文武百官敲锣打鼓到龙王庙许愿。

这支队伍为首的是院牌，后有数人鸣锣开道，接着是李世民及其仪仗、宫娥、黄门，执御者达数十人，其次是锣鼓队，领队近似宋代的竹竿子和现代管乐队的指挥，其他数人扮太子敲唐锣，数人扮皇孙打小鼓，数人扮文臣击大锣，数人扮武将拍大钹，数人扮丞相打大鼓，整个队伍有上百人，是以演奏套曲为主，大鼓与钹为一声部，唐锣与小鼓为一声部，大锣仅起节拍作用；持唐锣者扮作皇孙，头戴紫金冠，上插野鸡翎，随着锣鼓点的跌宕起伏，翩翩起舞，并作耍翎子的跑锣表演，时而以指挥者出现，时而以伴奏者出现，其程式有《和尚锣》、《颇倒颠》、《踏能能》、《腰里慢》、《连三番》等。

车鼓，又名鼓车，因鼓载于车上演奏得名，鼓面直径一般都在一米以上，腔高也有一米左右，鼓钉盈寸，鼓腔一般绘有龙凤呈祥之类纹样图案,多为赤色，竖立大车首尾两端，稍有倾斜，伴奏乐器有锣、钹、五音锣和“十样景”，全部随车演奏，车的四周以物遮掩，装饰一新，首端高高突起，如同花门彩楼。

车鼓分为人拉车鼓、畜拉车鼓、机拉车鼓三类。

畜拉车鼓又分牛拉车鼓、骡拉车鼓，也有马拉车鼓、驴拉车鼓。

人拉车鼓多分布在汾北沿山地区，由数十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同拉一车，而与对方进行竞技表演，由于它的竞技性和急速行进，人拉车鼓的演奏曲牌一般较短，多是三至五番。

《新绛县志》的记载说“姑射山前一带，民情刚悍，于阴历正月间，以大鼓置于车上，以人曳车周巡邻村，及力赛跑，以禳瘟气”。

牛拉车鼓主要用于祭祀，节奏比较缓慢，但却稳健有力，一般也多演奏套曲，如席村的牛拉车鼓由《路行司》、《厦坡滚核桃》、《老鹰叼蛇》、《老虎磨牙》、《小旦挽袖子》、《正旦摘豆角》、《仙人大过桥》等十二个曲牌组成，这种车鼓用“硬辕车”载运，即牛勾兜被固定在同一根杆上，每车套用一、二十头膘肥体壮的黄牛，前后单行排列．形成一串，牛头披红戴花，中间悬有镜子．似有赛膘之意，骡拉车鼓是这一带最流行的车鼓，遍及全县，尤以阳王、万安两个乡镇为著，每车有几匹以至数十匹经过精心挑选井专门饲养的一色骡子，三匹或者四匹横列一行，佩戴的装饰品有“苏州嚼于铜钉挂”的说法。

多为一鼓双打，是将鼓心、鼓边交错起来进行花敲，近年来出现的机拉车鼓，是将鼓用机动车辆装载，如拖拉机、小四轮或汽车。

绛州鼓乐大部分是多曲联缀而成套曲，是“联曲体”，除了对奏、齐奏之外，偏重音色交替变化、节奏型的华彩变奏，整个乐曲一般有分有合，可以独立成曲，亦能一曲多变。

即在同一地域，尽管同—村庄，又是同一曲牌，各甲不尽相同，归根结底，但同新绛“人性刚悍多勇敢”的性格，横竖相连，与当地的其它民间艺术风格，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