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秦律的基本内容

秦律的基本内容
一、行政法律内容：
1、皇帝制度的建立。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

皇帝制度的建立是其集中体现。

其基本内容包括：1、详备的仪礼规范。

皇帝之称号自秦始，秦朝之前的最高统治者或称王、或称天子、或称君，不称皇帝。

《尙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

古有“三皇五帝”之称，秦统一六国，始改称皇帝。

赢政有一个希望，由他开端为帝，故称始皇帝，然后二世、三世、子孙帝王万世，源源不断的沿续下去，无穷无尽的威风下去。

皇帝自称曰朕，臣下尊称陛下，史官记事称之为上，皇命曰制，皇令曰诏。

皇印曰玺。

驾临曰幸，所在地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

皇帝的用物前面一律冠一“御”字以示专用。

2、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是皇室家长，天下之尊，国家元首，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

权力无所不包、无远弗届，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一言可以尽之。

3、花样繁多的特权。

除了在性满足方面的挥霍无度，皇帝还享有服舍与器物的专用权，祭祀封禅的独享权，车马冠服都要别具一格，显示皇帝的尊严，他人不得效仿。

此外，尚有对国家行政事务的最后处断权。

赐爵权、奖赐实物权、减免租税权、官吏任免权等。

4、森严的朝仪制度。

皇帝南面为尊，高高在上，群臣听传令官之令趋步入殿见皇帝；群臣上书奏事，一律采用“臣某昧死言”的格式。

2、三公九卿制度：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

丞相是皇帝下面的最高行政官，佐皇帝总理百政，有左右丞相之分。

(丞相一职始於战国時期的秦国)。

对国家任何政事，均可管治，其权力极为庞大。

为文武百官之長。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总领图书秘籍，四方文书奏章以及监察和弹劾百官之职，故实权有时超越丞相，御史大夫与丞相彼此牵制、互相制約。

丞相府及御史府常被称为“二府”。

九卿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行政长官：奉常为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及文化教育；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守卫，为宿卫侍从长官；卫尉为宫门警卫之官；太仆掌皇帝车马，兼掌全国马政；廷尉为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典客掌民族事务及朝聘;宗正专管皇室亲属事务;治粟内史负责征收盐铁钱谷租税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
业制造，以供皇室之用。

九卿之外，尚有掌京师治安的中尉，掌宫室、宗庙、陵寝等土木营建的将作少府，掌宣达皇后旨意与管理宫中事务的大长秋。

秦九卿除卫尉、廷尉和治粟内史诸卿主要掌政府行政事务外，其余诸卿职能主要为皇帝及皇室内廷服务。

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是秦中央官制的特点之一。

3、郡县制。

缘起：秦朝统一后，围绕行分封还是行郡县问题，宫廷颇有争议。

丞相王绾等提出“封诸侯，建藩卫”的建议，认为，燕、齐、楚等地方遥远，不易控制，应封王室子弟前去治理，以弹压旧贵族反抗。

此为分封派；廷尉李斯则引用分封导致“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的历史教训，主张“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

此为郡县派。

争议未定，由皇帝裁决。

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卒从李斯议，废分封，行郡县。

概况：郡县制雏形于秦国，定制于秦朝。

商鞅变法时“集小乡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

这是郡县制的雏形；至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置郡守、尉、监”，此为郡县制的完形。

地方行政构分两级：郡和县。

郡是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机构，长官为郡守，掌全郡政务；郡尉辅佐郡守；监御史掌监察工作。

郡下设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设道。

县有大县小县之分，万戶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万戶的小县设县长。

县令、县长下设县尉、县丞。

县尉掌管全县的军事和治安，县丞為县令和县長的助手，掌全县司法。

秦朝建立時，將全国分为三十六郡，以后增至四十五个。

县下设乡，乡下设亭，亭下设里。

乡设三老，分别为有秩、啬夫、游徼，分掌地方教化、民政、诉讼、治安。

这一套制度，后世虽屡加变革，但基本精神却相沿两千余年。

郡县制是对西周以来的分封制的否定，在政治学上属于政体（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变革。

此项变革，商鞅开其端，始皇继其事，由秦国局部终而推行全国。

特点：1、皇帝总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大权于一身，乾纲独断，权力通吃。

中央机关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地方机关是皇帝的应差雇员。

由此根除了在分封制下可能造成的任何权力死角。

2、不必说三公九卿，即使是郡县的行政官员，都要由皇帝直接任命。

其考核、监督、撤换、晋升，都由皇帝左右。

其政治命运一操君手，要直接对皇帝负责。

从君主的角度，借用柳宗元的话，就是，“摄制四海，
运于掌握之内”；从君驾驭臣的角度的角度就是“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

3、郡县作为地方政权机关在辖区内只有行政、司法和税务权。

其主要行政官员则上承君命,下理庶政。

任命而不非世袭，食禄而不领土，行政兼理司法。

二、刑事法律内容：
1、罪名制度①谋反叛乱罪。

此是反叛朝廷、挑战皇权的大罪，自是法律惩处的重中之重。

《秦始皇本纪》：“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李斯）狱。

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

赵高治斯，搒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

②侵犯财产罪——盗窃罪。

秦连年用兵，征战不已。

天下一空，盗贼蜂起。

“令：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失职？）不斗律论”。

（《文物》1995年第3期）为维护王朝稳定和财产私有，把盗窃罪也作为惩处重点。

法家“重刑轻罪”的法律思想也被发挥到极致。

个体犯罪，惩罚已重，团伙犯罪，处罚尤厉。

《法律答问》：“盗采人桑叶，脏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

“五人盗，脏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二十钱，黥为城旦”。

犯罪性质不同，在定罪量刑上也有区别。

“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

”这相当于后世的挪用公款，与盗窃一样惩处。

③侵犯生命安全罪---贼杀伤罪。

贼：意为毁、为害。

贼杀伤罪是指侵夺、危害人的生命和安全的犯罪。

秦律中有贼杀人、贼伤人之类的罪名，前者是杀人至死，剥夺人的生命；后者是杀人致伤，危及人的安全。

“相与斗，交伤，皆论不（否）也？交论。

”
“斗决人耳，耐”。

“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眉，论何也，当完城旦”。

“或斗，啮断人鼻或耳或唇，论各何也？议皆当耐”。

遇到杀人案件，冷眼旁观、见死不救。

要接受经济处罚。

有贼杀伤于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野，当赀二甲。

④侵犯皇帝尊严、权力罪------不敬罪、废令罪。

在君主专制条件下，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尊严。

臣民对皇帝要保持最大的敬意和最高的虔诚，不允许有丝毫不敬。

否
则要受法律惩处。

《秦律杂抄》：“听命书……不避席立，赀二甲，废”。

避席而立是表示对皇帝的尊敬，否则既构成不敬罪，撤职永不叙用。

对于皇帝的诏令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秦律谓之“废令”。

照《管子·重令》的说法：“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

五者死而无赦”。

以达到“令重而下恐”的效果。

秦律对此处罚较为宽容：“废令，耐为侯”。

⑤“偶语诗书”（挟书罪、以古非今罪）。

偶语诗书是指谈论诗书，讨论儒家学说；“以古非今”是指引用前代史事、先圣学说来讥剌当朝政治。

二者都有影射现实之嫌，会搞乱人心，不利于统一思想。

挟书罪，杜佑《通典·刑法典》解释：“挟者，藏也”。

即藏匿诗书，消极与国家焚书令对抗。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管子主张“作议者尽诛”、商鞅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

秦统一以后，有足够的条件使管商之主张成为现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根据李斯的建议，秦始皇用焚书的残酷手段终止了百家争鸣，一是焚烧各国史书和诸家学说，只保留秦国史册和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籍；二是禁止私人讲学，全社会都向掌握国家法令的官吏学习，把思想统一于国家法令。

规定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

司马迁谓之“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⑥以言论治罪——诽谤、非所宜言、妄言。

诽谤是对皇帝心有不满发于言辞。

《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率军攻克咸阳，对关中父老宣布秦的罪状：“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刘邦做过秦朝的亭长，专门负责案件侦破拘捕罪犯，他的话是可信的。

而看他上面的宣讲，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刘邦坐了天下，要废除这些恶法。

其实，马上打天下时的承诺，在马下治天下时多半是靠不住的。

诽谤之罪，终刘邦之世并未废除，而到他的孙子汉武帝那里，不但一仍旧惯，而且变本加厉。

诽谤之外，又加上心谤（腹诽）。

这是后话了。

秦始皇三十五年，儒生和方士对始皇不满，说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等等。

秦始皇说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

就把他们逮捕，严加拷问。

先后逮捕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全部在咸阳坑杀。

非所宜言是指说不了不该说的话，这是一项界定相当模糊的罪名。

《韩非子·初见秦》：“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

为人臣者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

”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沉默的自由。

法禁如此，真令人无所适从。

《史记·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诸生或言反，或言盗。

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
者下吏，非所宜言。

”
“妄言”就是胡说八道，清朝雍正皇帝谓之“大肆狂吠”。

此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

《史记·郦生列传》：“秦法不可妄言，妄言者无类”。

《项羽本纪》：“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族指族刑，指杀死全家，亦即“无类”。

2、刑罚制度：①死刑（生命刑）：戮、磔、腰斩、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头）、定杀（《法律答问》：“生定杀水中之谓也”。

即把人活活沉水淹死）、坑（活埋，秦国一直保留着野蛮的人殉传统。

考古发掘：秦景公人殉186具，史载秦穆公卒，从死者177人。

将此野蛮习俗用于对付敌国，就有长平之战坑赵卒四十万；施于刑罚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就有“坑儒”460余人）、夷三族（夷者，消灭;杀尽。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具五刑）
②肉刑（身体刑）。

刻剥、摧残人的肢体的刑罚。

旧五刑在秦朝皆沿用以续，报应刑色彩颇浓。

《列子·说符》：“鲁人孟氏有二子，一好学，一好兵。

好学者以术干秦王。

王曰：‘当今诸侯力争，若以以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也’。

遂宫之。

”又，秦修郦山墓、阿房宫“隐宫刑徒七十万人”。

秦朝肉刑制度的特点：第一、与死刑结合。

如具五刑；第二、与劳役刑结合。

如“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

③徒刑（劳役刑）：强制犯人劳动。

劳动是作为一种强制手段，也是一种惩罚手段。

城旦、舂。

男犯为城旦、从事筑城的劳役；女犯为舂，从事舂米的劳役。

《汉书·惠帝记》注引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豫参加外徭。

但舂作米”。

此大概为五年刑。

在劳役刑中属于较重的。

鬼薪白粲。

男犯为鬼薪，女犯为白粲。

男犯为祠祀鬼神伐薪，女犯为祠祀择米。

此刑源于西周“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稁”。

鬼薪白粲较城旦舂为轻，城旦舂往往有附加刑，此刑则无。

刑期大概为三年。

司寇、作如司寇。

男犯为司寇，即伺察、侦察贼寇。

秦律“废令，耐为侯”。

我理解此处的“侯”字即指司寇。

此地点往往是在边疆，一面服苦役，一面防敌寇。

身体是不自由的，依然是囚犯身份。

女犯作如司寇。

如者，“相当”之谓也。

根据女犯的生理特点，不宜从事男犯所做的体力活，更不能发配边疆，只能在内地从事相当于司寇的劳役。

无非是干点舂米、搓绳、缝补、洒扫之类的活计。

刑期大概为二年。

隶臣妾、《睡虎地秦墓竹简》：“耐为隶臣”（罚作）、“完为隶妾”（复作）。

即男犯为隶臣，女犯为隶妾。

强制男犯到边境戍守；女犯到官府服役。

刑期大概为一年。

④财产刑、主要有赀、赎、没和收等。

赀刑是判处犯人缴纳财物或以劳役抵偿的刑罚。

它分三类，一是赀金，二是赀物（甲或盾），三是赀劳役。

这里有一个历史事实要注意。

让我先引清朝人陈刚中的一首诗，诗名《博浪沙》：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惊摇。

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消。

后面这两句诗，联系着一则史事。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既然天下兵器已收，民间私藏兵器，那就是违法的。

民间不可能有甲或盾。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一条法律应是秦朝统一以前制定的。

假如在秦统一之后，继续使用这种赀刑，那就只能是缴纳与甲或盾相当的金而不是实物。

比如，赀二甲，就意味着将两套铠甲折合成金、以货币形式缴纳官府。

赎刑。

如果说赀刑是依法判处罪犯缴纳一定的金钱或财物，是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那么，赎刑则是允许罪犯用财物抵免刑罚，它不是独立的刑罚种类。

没收。

没收财产谓之没，即抄家；收录妻子谓之收，《史记·商君列传》：“举以为收孥”。

司马贞索隐解释：“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

就是将犯人妻女解送官府成为官奴婢。

明成祖继之，发明转营（将罪臣家庭之女性做军中性奴隶）。

⑤身份刑。

此种刑罚属吏制内容，适用于政府官吏，带有行政处理的性质。

主要有夺爵（削去爵位）和废（开除公职永不叙用）。

⑥流放刑、秦代谓之迁。

在秦代次于徒刑（劳役刑），后世升级，仅次于死型。

秦代的流刑约有三种形式：有罪流：对罪犯判处的流放刑，《秦本纪》：“武安君白起罪，为士伍集解引如淳曰：“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迁密阴”。

赦罪流：对重罪犯人采取的一种减刑处罚。

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这里所谓“迁”即是赦罪流。

以上两种都是涉及刑事犯罪的刑罚。

还有一种叫做无罪流。

是对有犯罪的条件和可能、却无犯罪事实的人采用的人采用的政治性防范措施。

该项措施主要针对六国旧贵族，后世称作“遗老”。

此辈人对秦政权有对抗情绪，有伺机作乱的嫌疑。

秦王朝采用强制性措施，将他们迁到都城或者距都城较近的地方，便于监管。

学术上有
个名词：“预防性杀戮”。

套用之，不妨称之为“预防性流放”。

它是一种有罪推定。

⑦耻辱刑。

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刑罚。

主要指髡、耐等刑罚。

《汉书·高帝纪》引应劭注:“轻罪不至于耏,完其耏鬓。

故曰耏。

”《睡虎地秦墓竹简》。

“从事有亡,卒岁得,可（何）论?耐”；《后汉书·高帝纪》“耐罪亡命”下注:“耐,轻刑之名。

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

”
髡刑是剃去头发，比如髡钳城旦，意味着要剃去头发，带刑具服劳役，显然是重犯人。

何谓耐刑？《后汉书·高帝纪》“耐罪亡命”下注:“耐,轻刑之名。

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刑以上为耐。

”在刑期上、耐为二岁刑，刑种上属轻刑；《睡虎地秦墓竹简》又说：“从事有亡,卒岁得,可（何）论?耐”；这大概相当于渎职罪。

此外象“盗徙封”、斗决人耳等都要处耐刑，惩罚的都是轻罪；耐刑的执行总位是在头下部，“完而不髡曰耐”，即剃去鬓毛和胡须，完好保留头发。

在这个意义上，耐刑也称为完刑。

附说：耐刑为什么属于耻辱刑？这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判断有关。

照《孝经》上的讲法：“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身体发肤是从父母那里传承下来的，是整个生命的组成部分，虽一毫亦不能损。

因而，人生天地之间要特别爱惜自己的生命，珍视自己的身体。

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不立于岩墙之下”，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意义上，保重自己的身体，“努力加餐饭”，“善保千金躯”，使之毫发无损，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对父母生身艰难的尊重，换句话说，是孝的表现。

不可等闲视之。

先秦有个杨朱，一向被我们看作自私自利、缺乏公心的典型。

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后世传为成语，曰“一毛不拔”，再配上一个铁公鸡的形象，于是，杨朱的反面典刑就做定了。

姑且不论他的这种精神是否值得提倡，单说他的这种想法本身也不是毫无理由。

一毛是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本为父母所赐，与生俱来。

现在拔一毛而利天下，意味着慷慨父母所赐而去取悦天下，这于天下何厚，于父母何薄啊。

这个理由杨朱没说，我替他说了，不知他是否同意。

唐朝李白有“白发三千丈”的诗句，我们觉得他是在夸张。

但这句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他的头发长了。

头发长了怎么办呢？去理发馆找理发师？古代的第三产业里没有这个行当。

现在我们说的剃发，不知源于什么时候，我怀疑是从和尚那里学来的，在
佛教沙门，剃度是进入涅磐的入门证。

俗传理发店对联：“握一双拳，打尽冲冠英雄，谁敢还手？持三寸铁，削平肮脏世界，无不低头。

”这对联做得颇有气魄，理发师也很威风。

其实至少放在先秦时代，干理发师是要失业的。

因为无发可理，大家都舍不得。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知道了剃去毛发是何等严重的事。

它既是对生身父母的不尊，也是对人身直至人格的侮辱。

不到做了囚犯、被逼无奈，那是决然舍不得的。

剃毛发和剃鬓须作为刑罚，轻重有别；在心理、伦理和价值上，也有高下之分。

毛发是先天生就的，是原始生命的组成部分；鬓须则是后天长成的，属生命的追加成分。

比较来说，是次要的。

比如，汉字的“首”是个象形字，代表了生命的原始形态。

好比绘画，这是个粗线条的画法，要把有代表性的抽出来，省略某些不重要的细节。

我们看到这个字，有头发，却没有鬓须。

为什么呢？这固然是由于这东西只有男性到了一定的年龄才长，还有半边天是不长的，换句话说，它概括力不够，涵盖性不周。

但也说明它不是生命的原生形态，是相对不重要的部分。

现在做一个简单的重要性递减序列：身体—毛发---鬓须。

在刑罚轻重上则逆向呈递加状态。

3、刑罚原则：①规定刑事责任年龄。

秦朝建立了名籍制度，就是官府将百姓的姓名、财产登记入册。

入了名籍，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在刑罚适用上，秦律规定了应负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

以身高五尺、即年龄十五岁为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犯罪可以不负或减轻刑事责任。

②规定刑罚时效。

刑罚时效是指对犯罪者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有效期限。

《法律答问》：“甲杀人，不觉。

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后告甲，甲杀人审（属实），问甲当论及收不当？告不听（回答是不再追究）。

”这就是说：罪发时，犯罪者已死亡便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不再株连其家属。

《法律答问》又涉及一个案例：“或以赦前盗千钱，赦后尽用之而得（捕获）。

论可（何）殹（语气词，也）？毋论”。

这是说赦令颁布前发生的犯罪行为也不再追究。

依秦律“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现在盗过千钱，显然是重罪，依律应从重处罚。

但因为盗窃行为发生在赦令发布之前，故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③区分故意与过失。

故意，秦律中称“端”；过失，秦律中称“不端”。

前者是有意识的犯罪，后者则是无意识的，而原心定罪，在量刑上是有区别的：故意从重，过失从
轻。

《法律答问》：“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

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诬告罪）；不端，为告不审（控告不实）。

”
④盗窃以赃值定罪。

盗窃定罪强调以事实为根据，根据脏值定罪。

数额越大，定罪越重，量刑比较客观，也便于操作。

⑤共犯、累犯加重。

关于共犯加重，前面已及，此处从略；累犯加重在秦律中体现为合并论罪。

即在数罪并发的情况下，将诸罪合并一起判刑。

《法律答问》：“诬人盗值二十，未断；又有它盗，值百。

乃后觉，当并脏以论。

”
⑥自首减轻处罚。

秦律称自首为“自出”。

《答问》：“把其叚（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当？（答曰）自出，以亡论；其得，坐臧（脏）为盗”。

判亡罪刑罚从轻，定盗罪处罚从重。

三、民事法律内容：
1、民事权利主体：在秦朝，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国家是最完全的民事主体，贵族官僚、有爵位者、士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民事主体，商人、赘婿社会地位低于百姓，是受限制的民事主体。

隶臣妾是国家奴隶，只有很少一点民事权利；人臣妾是私家奴隶，是交易的客体，无民事权利。

人貉：此见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因貉不善营巢，常攫取占用其它动物弃置的巢穴，所以用来形容流浪之贫民。

这部分人亦不受法律保护，而是法律惩处的对象。

2、土地所有权。

秦朝实行“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政策，允许农民开垦荒地，百姓对其少量土地与财产有所有权，并受国家法律保护。

秦律有“盗徙封”的罪名，私自移动田界是侵犯他人土地所有权的行为，依律当处耐刑。

3、婚姻家庭关系。

《法律答问》：“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
第一、婚姻的缔结和解除必须经官方登记，方受法律保护。

秦代的女子婚龄据秦简：“女子须六尺二寸成人方可许嫁”。

达到法定的身高，经官方登记，才可以谈婚论嫁，否则就是不合法的，不受法律保护。

换言之，秦代只承认依法登记的婚姻，不承认事实婚姻。

法律允许解除婚姻关系，但也必须经官方批准，才有法律效力。

私自离婚即构成“弃妻不书”罪，男女双方均判罚二甲。

第二、秦律禁止男子“娶人亡妻”；女子“弃子而嫁”。

此处之“亡”，指离家出走。

对于离家出走的妇人，无论他人撮合，还是自己一见衷情，都只可心悦之而不能娶之，否则要被处以黥刑。

同时，秦律禁止妇人“弃子而嫁”，抛弃未成年子女改嫁他人是违法的。

这一条法律规定虽然对妇女有失公平，但对保障儿童的合法权利还是有益的。

第三、秦律允许妻子揭发、控告其夫的犯罪行为。

夫妻有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丈夫犯罪，妻子也不能免。

但妻子也有自新之路，秦律鼓励妻子告发丈夫，如此，则自身不会被收为官奴婢，陪嫁衣、物、奴婢也不会被没收。

所谓王法高于亲情，这里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第四、秦律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保护妇女权益、约束丈夫行为。

古代家庭关系中，妻子无疑是弱势群体。

秦律在夫妻关系上，主张和平相处，反对家庭暴力。

“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肤体，问夫何论？当耐”。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七年会稽刻石：“夫为寄豭，杀之无罪”。

《索隐》解释：“豭，牡猪也。

言夫淫他室，若寄犌之猪也”。

《左传》定公十四年：宋朝相貌俊美，成为卫灵公的男宠，又被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包下。

一次卫太子过宋，宋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

意思是说：已经把你们那头求欢的母猪搞定了，为什么还不归还我们那头漂亮的公猪？“寄豭”就是寄托在别人家里传种的公猪。

“夫为寄犌”，妻子可以杀之，并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这在客观上确实对夫权有所限止，而对妻子的权利有所保障。

应当说，这一条法律规定是比较特殊的。

在中国古代法制中，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比如，《游宦记闻》有个故事。

宋代有个人叫赵士杰半夜醒来，对妻子说：“我梦见和别人家妇女交接，不知你们妇女也有这种梦没有？”妻子回答：“男子和妇人，有什么差别。

”赵士杰于是将老婆打了一顿。

当时留下一句俗语：“赵士杰，半夜起来打差别。

”男权时代，男子怎么都行，妻子则做梦也要守规矩。

否则就要打差别。

后来的《元史·刑法志》记载了元代的刑罚制度：“夫获妻而妻拒捕、杀之无罪”；明律和清律都规定：“本夫于奸所获奸夫、妇，登时杀死勿论”。

假如我们做一个对比，就很容易看出秦朝这条法律的价值，它在保障妇女权利，约束丈夫行为方面确实别具一格、引人注目。

但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秦始皇尊重妇女权利，赠他一顶古代女权主义者的桂冠？不能。

为什么呢？联系秦始皇的个人身世和其母后的后宫艳史，我们也许有理由认为，秦始皇是把个人私愤发挥为国家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