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结构与中等收入陷阱
陈健
【摘要】The key to across the middle-income trapis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chnical imitation. To make the imitation become the booster of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achieve the late development advantag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void the systematic traps caused by imitation. Therefore, it needs a government that can get rid of local interests and must be clean and effective.%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技术模仿带来的问题.要让模仿切实起到技术进步的助推剂和实现后发优势的作用,就要注意如何避免因模仿而出现的制度陷阱,因此需要一个能摆脱局部利益束缚又必须廉洁有效的政府.
【期刊名称】《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6(037)001
【总页数】5页(P68-72)
【关键词】市场结构;中等收入陷阱;后发优势;后发劣势;技术模仿;人才初次转移;人才再转移;技术进步
【作者】陈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061.3
近年来，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然，之所以热门也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并具有事关全局的重要性。

从2007年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来，这个概念一般是指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突破了人均1 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会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但跨过3 000美元的中
等收入阶段后，却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当然，随着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于同期高收入国家代表，即美国的比例来进行划分。

例如Athukorala and Woo把该比例大于55%的国家定义为高收入国家，20%～55%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转引自蔡昉，2011）[1]。

二战后，全球超过100万
人口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不算资源型富裕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而其他地区基本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拉美出现得较早，以至于拉美陷阱早在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之前就已为人熟知。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以相对于发达前沿国家的收入水平而言，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了相对停滞状态，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比美国快，甚至还慢于美国。

以拉美为例，拉美的许多国家尽管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到2005年，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对美国的水平却比1960年下降了约35%（Agenor，Canuto and Jelenic，2012）[2]。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往往还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前，这些国家往往还经历一段快速增长时期，如当时的拉美和1997年之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存在两个阶段：一段快速增长足以摆脱低收入阶段的时期和进入中等收入后增长长期停滞的时期。

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人均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低收入国家人均资本存量低，边际生产力越高，经济增速就会越快。

到中等收入阶段，边际生产力递减经济
增速似乎就应该较慢。

但为什么是在中等收入阶段而不是到高收入阶段经济增速就下降，新古典理论只能将此归结于人均资本存量之外的技术和制度因素。

事实上，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经济增速显著减慢的主要原因都可归结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降（Eichengreen，Park，and Shin 2011）[3]。

新古典理论也指出，长
期来看，能克服资本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唯一方法就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来源于一国对技术创新的把握，但这主要是对已处于技术前沿国家而言的。

对于落后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并非来自创新，而是技术模仿。

创新本是费时费力的事，对落后国家来说进行技术模仿可以节约大量开支和时间，进行技术模仿成为他们的自然选择。

考虑落后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直接在低收入陷阱里的原因，也要考虑到进行技术模仿所带来的影响。

在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时，一种角度是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进行论证，即在经济起飞前，在农业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通过工业化实现的经济起飞，原本从事农业的低收入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附加值较高的工业中，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过剩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毕，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这导致了经济增速的下降。

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学说无疑是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基石（蔡昉，2011），但关于技术模仿在此中的作用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我们知道，在新
古典理论中技术进步本质上相当于劳动力效率的提高，这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的下降，那些跨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如此。

在考虑到存在技术模仿的便捷方式，与技术前沿国家相距较远的情况下，为什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技术模仿的优势和可能性忽然就不再存在了，而之前却可以一直存在。

刘易斯拐点结合产业结构变动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就是在低收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因为工资低廉获得贸易优势。

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产业升级不畅，而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成本上升，贸易优势被削弱，遭到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两头夹击，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产业结构变动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在于产业升级的受阻，按照钱纳里的发展理论，经济增长可以看
成结构转变的过程，影响产品结构转换能力有各种因素，包括工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程度和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等（李月，邸玉娜，周密，2013）[4]。

我们可以把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转化能力看成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问题又回到刚才：给定技术模仿的便利性，为什么后来这好处又消失了。

流行的观点是（例如Aghion and Howit，2009，chap11）[5]，技术模仿只能
到一定程度是因为模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与发达国家前沿技术差距极大情况下较为有用，但随着向前沿的靠拢，模仿的收益递减，也就是可模仿的越来越少，只能依靠自主技术创新。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就是只知道模仿无法创新导致经济增长最终放慢。

的确，长远来看，创新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但考虑到落后国家的模仿空间，当达到技术前沿的90%或甚至70%，我们可以认为只靠模仿大体是不可行的，必须更加强调创新。

但正如前面拉美国家所表明的，在30多年时间里，拉美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就没有高过40%，而且甚至这种差距有时在放大，这是与
模仿优势相悖的现象。

中等收入国家与世界前沿的差距如此大，说明模仿空间仍然较大①，模仿的优势还在，为什么就不可行了，甚至还可能把差距拉大②。

通常认为发展中国家缺乏发达国家与其技术相匹配的要素禀赋，实际上无法有效利用最前沿技术，但如果把吸收技术看成选择适宜技术逐渐提高的过程，技术追赶也仍然是可以实现的（林毅夫，张鹏飞，2006）[6]，韩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笔者在基于刘易斯二元理论上，结合考虑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尝试解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解释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模仿的后发优势为何在中等收入阶段就丧失，而不能持续到更高阶段。

利用Shleifer and Vishny（1991）所论证的人才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7]，可以认为鉴于技术的复杂性，在一个经济体中能够了解和
吸收技术的是这些人才，而不是一般人员。

人才在人口中的比重是较低的，因此经济体在吸收和模仿技术上存在阶段性限制，即当进行刘易斯范式工业化中，这些人才从原先行业（农业）转移出来，都已相应地模仿了某种相关技术后，如果不存在
进一步更新模仿技术的动力，更新技术的模仿需要的人才就已枯竭，该国的技术模仿就会陷于相应的停滞。

由于人才比例较低，这表明技术模仿的范围可能只是到一个中等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那为什么会出现某个阶段后人才不愿意再更新技术模仿？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制度上问题，在市场结构上，这些人才在其技术模仿行业形成了某种垄断力量和进入壁垒，这就使他们没有动机再去更新技术模仿，尽管仍有现成的技术可供更多模仿。

Agenor，Canuto（2012）考虑的是设
计部门创造的新产品带动增长，设计部门只能利用人才而非普通人员，强调了宽带等高级基础设施对人才进而对增长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考虑模仿的问题[8]。

Benhabib，Perla，Tonetti （2012）研究了模仿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但落后国家选择模仿成了策略行为，既可以选择赶超，也可以选择保持落后以搭便车[9]。

市场结构中垄断和进入壁垒对经济增长的单纯负面影响，并非完全新鲜的概念。

Parente and Prescott（1999）[10]指出了进入壁垒的存在会挡住那些有着更高
技术的新进入者，进而影响了增长。

不过我们同样感兴趣的是在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常出现的情况：之前它们往往有过一段快速的赶超增长时期，垄断和进入壁垒给定存在，那又如何同时解释相继出现的高速和低迷增长。

Acemoglu，Aghion and Zilibotti（2006）[11]强调了在经济增长后继阶段创新的重要性，在之前现成技术可供借鉴的阶段，垄断部门（这里指垄断政治权力的精英）出于自身利益实行低税，这有利于投资与增长，但同样为了自身利益实行经济部门垄断，这却阻碍了新进入者，因此在不同增长阶段不同体制的优劣势也表现不同。

正如之前所评论的，即使在模仿潜力明显未用尽的情况下，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相继高低增长也仍然出现，在即使仍存在模仿的空间下，如何同时解释这种现象，是本文的主要着眼点。

利用Romer（1990）[12]的产品种类增加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可以看成是产品种类增加的结果。

这些产品种类是指中间产品种类，Acemoglu（2006）[13]，潘士远（2008）[14]和胡志刚（2011）[5]等把对中间产品的控制与政治精英的权
力联系起来，研究了无效制度为什么出现并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体中存在单位区间数量的最终产品制造企业，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代表性企业利用普通劳动力，和不同种类的中间产品来制造最终产品，每期t产出为:，其中lt为普通劳动力数量，x（ti）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种类或者行业记为。

经济体中劳动力总数是
固定的，并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普通劳动力，只能从事最终产品的制造，数量设为1，另一种是人才，可以从事最终产品制造或从事新产品种类的开发模仿，这体现在中间产品生产上，其相对普通劳动者数量设为N。

人才当然是一种稀缺资源，比例是极小的。

既然最终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代表性企业依据给定的普通劳动力工资wt和所使用的中间产品价格p（ti）（以yt为计价品）来寻求yt-p（ti）x （ti）-wtlt的最大化，为此导出：
对于某个中间产品，这里设定为一个垄断企业在运作，一单位中间产品的生产需要消耗一单位的最终产品，中间产品企业通过设定pt（i）来最大化利润pt（i）xt （i）-xt（i），将（2）代入，得到标准的中间产品定价pt（i）＝1/α＞1。

这也
表明，所有中间产品的不同时期定价都是一样的，从而中间产品的数量也是一样的，定为pt和xt。

将此分别代入生产函数和（1），（2），注意到普通劳动力数量，得到：
由（5），垄断中间厂商的当期利润πt＝（pt-1）xt＝（1-α）α11＋-αα，这也
表明利润都是一样的。

这里我们假定，πt转化为垄断厂商当期全体人员的工资总额。

如果我们把全体人员看成一个整体为下文讲述的技术模仿发挥作用，这些人员既包括技术人员，也包括管理人员，他们都是属于人才，这个假定是合适的。

垄断中间厂商进行新种类产品的研发创新，还是引进模仿，需要做出决策：Mt＋
1-Mt＝ht。

其中为单位新产品所需要的研发创新或者模仿的人才数④，ht为厂商使用的人才数⑤。

a1，a2分别为创新和模仿所需要的，自然有a1＞a2，即同样
新产品，如选择创新实现总是需要更多的投入，这反映了模仿的优势。

由（3），经济增长率gt＝＝＝1ht，显然，由于a a1＞a2，如果选择模仿，经济增长可以变得更快，这描述了落后国家通过模仿实现的赶超式高增长的现象。

这种通过模仿实现的赶超增长什么时候会面临终结？由于垄断中间厂商有ht的人才，中间产品开发后转入生产，他们的工资水平就是πt/ht。

⑥与普通劳动力工资（4）比较，当α＞Mtht时（人才极小比例以及α不太小保证此式成立），中间
部门的工资更高，更高的工资保证了人才愿意进入和从事新产品模仿工作。

既然工资高低决定了行业配置，回顾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或隐性失业状态转移出来，初始的工资可以看成近似0，人才很容易转移出来，人才转移出来的选择可以是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后者的高工资吸引人才，模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得以实现，但如果这次转移之后人才再转移变得不可能，这种转移就是有限的新品种类或新行业Mt最多只能到N＝hs所决定的t 为止。

大于此的新种类或行业由于模仿所需要的人才在Mt行业已经全部分配而无力得到发展，而这时Mt可能离发达国家水平仍相距甚远。

其原因在于从农业部门初次转移出来的，其比较的是最终产品部门的工资，但要再转移，则要与之前获得的中间部门工资比，这个工资比最终产品部门的工资要高不少。

于是，初次转移的人才很快在可模仿的行业分布完，之后再转移到更新的模仿部门，要困难得多。

因此，以模仿实现高增长的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哪怕仍有可供模仿的机会，但如果模仿人才固化在原有行业，新的行业难以发展，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至此我们初步解释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往往具有的之前一段高增长，之后经济停滞的现象。

当人才在目前行业都实现配置后，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必须要能把人从原有行业转移出来⑦。

在以研发创新为主的国家，新产品创新也往往伴随创新该产品的厂商拥有了一种市场垄断地位，无论是技术开发领先的时间差，还是专利的保护都可以造成。

不过，这种垄断是有期限的，过了一定时期其垄断地位就会逐渐失去，该中间产品
的定价就会趋于1。

那么该中间厂商πt就会趋于消失，所能支付的工资总额也会
变得极小。

由于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只能是人才，这意味着留下的中间产品生产人员将变得极少，这样他们才可以让πt/ht保持不变。

其他人才则转移出来进行更新的产品创新研发，在更新的部门获得等同于πt/ht的工资，从而让新产品种类不断增加，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但如果一种新产品开发后厂商垄断地位始终得以保持，那么垄断利润就不会减少，人才在该部门一样获得较好的收入，人才就没有动力进行再转移，去实现熊彼特式的创新开发。

垄断地位如能始终保持下去，单靠市场是难以做到的，竞争终会摧毁垄断利润，专利期也是有限的。

要维持往往需要政府的帮助，由政府来限制竞争，这就回到了寻租与政府俘获的问题。

为维持垄断，厂商要投入成本进行游说或贿赂⑧，更具体地，可以设定向新产品部门的转移，人才为了掌握新的技术，需要一次付出c的成本
来学习。

对于原先用ht来开发的厂商，总的学习成本就是cht。

但厂商也可以选
择向政府贿赂bht（b是人均贿赂）来维持垄断地位，贿赂越高，维持垄断的可能性当然越大，这时原部门人才不需要付出c来更新知识。

对人才来说，只要
πs/hs-c＞w（t为简单起见不考虑贴现率），更新知识就是值得的。

类似πs/hs-b ＞wt，贿赂也是值得的。

其中s为该部门能维持垄断地位的时期。

对于以创新为
主的经济，s为s′是有限的，πs/hs也相对较小（如果竞争激烈甚至会让πs/hs-
c→wt），这样厂商能支付得起的给政府的b也相对较小，反之模仿为主的经济，当模仿厂商能保持住垄断地位后，s可以很大直至无限，厂商能支付得起的给政府的b就可以更多，而同时仍然还可以有πs/hs-b＞πs′/hs′-c（政府可以跨期收取）。

这意味着厂商宁愿贿赂政府来维持目前的垄断格局，也不愿意去选择更新知识再去做新的模仿。

而且，厂商的贿赂选择一旦做出，这种选择序列是稳定的。

对于那些已经投入进行更新模仿技术的厂商，这减少了πs′/hs′-c可供的剩余去贿赂的数额，相对的不可
能有能力去贿赂政府寻求维持长期垄断。

既然维持不了长期垄断，竞争压力使之继续付出c再更新知识就是合理的选择。

当然，厂商更新技术后拿钱贿赂保持垄断尽管因c会受到制约，但并不能排除πs′/hs′-c仍可能有足够大于的空间去行贿，但行贿目的要是能实现，维持住原有垄断即可，就没必要再花c去更新模仿新技术。

这里的关键在于厂商选择更新知识取决于政府是否容易被俘获，因此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否十分重要。

而对政府来说，政府的自利得以实现的话，它会选择给予厂商垄断，以收取更多贿赂。

这些讨论说明如果政府容易被俘获，依靠模仿实现进入的部门会行贿来维持垄断地位，并且会一直做下去。

但如果一开始给不出足够的bht的愿景，政府也未必一开始会给予垄断地位，那后面的垄断可能也不好建立。

模仿与创新存在的区别在于a1＞a2，模仿厂商如果垄断能获得的利润（Mt＋1-Mt）πt也会更大，这对政府就有了足够的吸引力以一开始就在模仿中建立垄断，给予厂商特权地位。

实际上，这在模仿的后发国家中并不罕见，这种垄断也完全不同于依靠创新获得的先行市场垄断地位。

总之，在模仿型经济中，垄断部门之所以能维持下去，要害在于模仿在它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提供的收益比从事创新要多，这个收益为类似寻租的做法提供了足够的吸引力，就像自然资源诅咒所揭示的那样（Sachs and Warner，1995）[16]。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假定的是人口规模不变忽略了人口变更问题。

在更新技术的过程中，无论是创新还是模仿，人才一旦进入某一技术部门，可能往往是终生以此为职业，这是因为更新知识的成本可能过高而具有了锁定效应，特别是上面假定的多次更新知识可能不会出现。

在更新的技术部门中人才的进入主要是新加入的人才。

那么模仿型且政府容易被俘获的经济是否也可以借助这些新的人才来拓展新产品部门？在创新型或模仿但无法寻求长期垄断的经济中，通过新兴学科教育等方式，新人才主要进入新部门，老部门人才相对固定⑨，但随着其在世代交替中消失，老部
门中的人才自然萎缩。

但在模仿且易形成垄断的经济中，老部门人才会被进入的新人才接替，这样新人才可能大多进不了新技术部门，这仍然影响了后续经济增长。

最后，上文假定人口规模标准化，但现实中还存在人口规模相差较大的问题，在创新型或模仿但无法寻求长期垄断的经济中，付出更新知识成本下，人才或者新增的人才是可以不断流动到新部门的，这个规模可以抵消因人口规模大具有的人才行业配置范围优势，除非人口规模相差实在过于悬殊。

从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能鼓励出现创新技术的制度安排，总体上这种制度安排的各方面使得贿赂不可能实现，政府是摆脱局部利益羁绊和受到监督的政府。

相反，模仿因对制度要求较低，贿赂更可能有操作空间，政府更容易被俘获，只有那些能够摆脱原有垄断厂商影响的政府才能够实现模仿技术的持续更新。

因此，模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后发国家在赶超增长上具有优势，特别是在急需增长的初期阶段更是如此，但模仿本身又是把双刃剑。

模仿在带来快速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同时，也为某些部门迅速带来丰厚收益，而这些收益在这些部门成为既得利益之后，却可能用来做为捍卫既得利益的制度寻租之用，而不是用在进一步的研发甚至模仿上。

这些收益相对来得多，以至于这些部门有足够的能力用之去影响和俘获政府，这就是模仿可能带来的发展陷阱。

要让模仿切实起到技术进步的助推剂和实现后发优势的作用，就要注意如何避免因模仿而出现有能力进行寻租的制度陷阱。

制度要在模仿的开始时候就要保持良好治理，特别是无论何种政治制度，政府都应能避免被俘获。

如果开始没有一个良性的制度，模仿更可能的是在一定发展阶段后会腐蚀和扭曲制度，影响后续的经济增长，这也是为什么进行模仿的国家众多，但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寥寥无几的原因。

为了避免模仿对制度的破坏，政府要着力避免被这些部门的寻租能力所羁绊，政府需要超越这些部门的利益，即使这些部门曾经因为模仿而取得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功而变得有势力。

否则，在那些政商关系盛行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国家，基本都难逃
中等收入的陷阱。

这也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政府必须是强有力的，能摆脱局部利益束缚，又必须是廉洁有效的政府。

一个腐败严重的政府自然容易接受这些既有部门的贿赂而对它们提供保护，一个腐败严重的国家也是一个很大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强有力的反腐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必须的。

最后，在既有部门领域，保持开放的经济和积极溶于世界对于化解既得部门的消极影响也是有益的。

在面临国际竞争下，既有部门的垄断更容易被消解，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更不容易出现。

进一步，即使既有部门试图寻求保护，它们也会变得缺乏财力。

当然开放必须是先行的，否则既有部门壮大后仍有能力寻求保护。

这也重复了出口替代优于进口替代的观点：进口替代仍是保护了国内产业，但当其通过模仿发展起来成为既有部门，在制度存在缺陷下就会通过游说和行贿得到保护，出口替代则避免了这点，甚至当国内厂商成为国内的垄断企业，当它的主要市场是在国际市场时，它仍会面临国际的激烈竞争。

注释：
①当与技术前沿差距越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可以越足，随着与前沿的差距缩小，相应的增速可以降下来。

但这是自身的纵向对比，相对发达国家增长率只要技术差距的存在总是可以更快一些。

②现实中，创新者当然可以通过专利保护和技术秘密等形成对技术的保护，这会使模仿者的模仿变得成本高昂，甚至变得不可能。

但如果我们以稍宽的视角看待模仿的优势，很明显对创新者来说，创新的风险是极大的，甚至包含彻底失败的风险。

而一旦创新者创造出一条路，这至少为模仿者指明了方向并对研发提供了极大的启示，因此模仿优势始终是存在的。

③为了简化，生产函数没有资本，无需考虑居民最优储蓄及资本积累动态问题。

④可以看成既有的知识存量，这反映了产品开发既有基础的正外部性。

⑤从t到t＋1期，新中间产品种类可以增加很多种，这可以相对应地由与新增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