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的艺术_从柳永和周邦彦的词看宋词的雅与俗.
柳永词与宋词之间的雅俗之
柳永词与宋词之间的雅俗之刘阳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1183122摘要：严酷的封建专制思想对人性和自由的压抑是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被它所奴化的人们对于“白衣卿相”柳永的打压是不遗余力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处世观铸就了他辛酸的一生。
且柳永处在词风变化的时期，故而人们多诟病其词之俗！实则雅俗乃是因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中华民族审美的发展变化所产生的不同看法罢了！关键词：封建思潮，程朱理学，转变期，俗，雅柳永，北宋词人，婉约派创始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景佑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由于为人放荡不羁、仕途坎坷，终身潦倒，连死时都是靠妓女捐钱安葬。
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人，词风纯真、大胆，善于铺叙白描，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多直语、市侩化，大量运用“俚词”，使得“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从而成为词史上的又一位伟人!世人皆言柳永的词俗，与其他的大词人如苏轼、辛弃疾等的雅逸豪放相比，实是俗不可耐！批判柳词中的风月艳词，多直语、市侩化，失去了作为文人的那种清高之气——或于自然之中怡情养性，或于朝廷之中忧国尽忠，或于社会之中助民生息……但我认为这些并非柳永之俗，造成柳永词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思潮方面，也有词的发展上的原因，这是那些自命清高、所谓文雅之士的俗！而柳永如此真性情、真爱恨的真男人却在那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儒家文化思想、程朱理学的“去人欲，存天理”的禁锢下变成了为人所不齿一、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必然要求保证自己的统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那些自由思想，代之以统治者自己制定的能够统一所有人的思维、为自己服务的充满压抑了人性及自然气息的思想文化，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宋朝时的“程朱理学”的出现及明朝时推广的“八股文”和清时令人发指的“文字狱”，这全都是作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压制社会思想进步、人性自由的手段！而这些却恰恰成了许多文人豪士悲凄之处，在那种已经完全被污染的社会中，那一丁点的文化思想上进步的闪耀光华只会招来更多人的嗤笑及打压，而柳永就是这些人中有名的代表！（一）封建儒家思想文化的压抑随着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文化成为社会思想上的正统，让人们遵从儒家文化上的“忠君”、“爱国”、“恪己守礼”来奴化人民，清洗个人的自由思想，维持自己封建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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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词与周邦彦词之比较中文学院0803班何龙萍（14080601920）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崇安人。
原名三变，字景庄。
后改名永，字耆卿。
排行第七，又称柳七。
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
柳永是北宋婉约词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唐五代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他扩大了词境，唱出了盛世中部分落魄文人的痛苦；他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景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他发展了词体，以旧腔改造或自制新调，对词的解放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其词讲究章法结构，风格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他上承敦煌曲，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下开金元曲。
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
周邦彦（1056年－1121年），中国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
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
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
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
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
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
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
柳永和周邦彦，一个是北宋词史上划时代的大词人，一个是北宋诃坛的集大成者。
周邦彦较柳永晚出几十年，且中间又隔苏、辛等众多词家，然周邦彦和柳永的词作却包含着深刻的承传性，特别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选择、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两人存在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关系，本文拟就此谈谈笔者的看法，以便深入具体地了解两位词作家的创作个性。
第一，题材内容：柳词丰富，周词单薄。
柳永、周邦彦的早年生活经历极为相似，都曾长期在歌妓舞女在打滚。
柳永生性狂放不羁，不拘小节，但仕途坎坷，屡试不第，晚年才中进士，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周邦彦却仕途得意，几历官场风云。
这种生活际遇，反映在各自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说得直白点，就是柳词在题材上有拓展性，而周词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从柳永说起的宋词雅俗之辩
从柳永说起的宋词雅俗之辩词之雅俗，论争弥久，与其囿于文体之一种，不如将它放在文学整体中看，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文学之雅俗。
以中国文学之始观照，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源出，乐为谢神之工具，舞为惑神之容姿，诗恐怕也不过是些许祷文，今人多以为这些是俗之又俗，鄙之又鄙的神秘心理作祟的产物，但参照社会学成果我们发现，祷文多出自当时的巫筮之手，而巫筮之人在部落中的地位，多与部落首领职权相交或相同，用封建时期的概念，也可以称之为“贵族”，他们写作的祷文，一则用以敬神，不可能不庄重，二则自身身份显达，不可能类同俚语，于是，文学究其根本，是雅之又雅的“贵族产品”。
如今论及文学，倘还说是“贵族”专享，恐怕要遭人驳斥。
前后对照，不能不让人心生不解，文学的形态究竟该趋向于哪一种？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应从史学领域寻找。
笔者在葛兆光先生撰写的思想史中的得到了一些感悟。
葛先生在论述思想史写法的过程中，谈到了“道”与“终极依据”的问题，他引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观点，认为“每一个文化的根基，都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概念，它是这种文化所特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种基本的象征，它提供出对于世界的理解，这种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由这种象征的建立所决定。
”这段话给出的观点是前人对宇宙的理解方式，内化成“基石”，也就是“预设”，这种“预设”构成了后人解释问题的逻辑起点，但是，这些不言自明的起点，恰恰是最大的盲点。
基于此，从文学的大范围中退回到宋词，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宋词的源出问题，我们不断地吟诵着宋词，感受着千年前人们的世界，当我们回溯词的历史，却莫衷一是。
这一方面出于文物实证很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我们现今的“预设”是个巨大的谎言。
笔者在上一次作业中提及了吉林大学教授木斋先生关于词发生方面的一些观点，木先生认为词的本初不在民间，而在贵族，更认为李白的几首词作是真实的，并且是词的源头就在李白处，认为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宫廷通过教坊流向民间的俗话过程，又经过文人再度加工成为诸如花间词的样式，而柳永无疑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一人就将词的形式、内容、语言革新得非常到位，木斋先生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俗词暗流一直存在着，与上层的雅词并行不悖，不能简单地将词的源头无端地挂在曲子词上，也要看到柳永其实只是在对民间的俗词进行整理而已。
柳永词之“雅”、“俗”考辩
柳永词之“雅”、“俗”考辩摘要：柳永是我国北宋时代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的词在不同时期的评价也不同，基本上可以说是从“俗”到“雅”，其实他的词本身也可分为“雅”、“俗”两方面。
文章就从不同时期关于柳永词的评价，以及柳永词本身所具有的“雅”、“俗”进行分析。
关键词：柳永词；“雅”、“俗”考辨一、引言在北宋时期，柳永是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
由于他本人放荡不羁、藐视礼法，所以他的词也不被当时的封建社会以及正统文人所推崇，致使大量流失。
现在所流传的《乐章集》是后人所收集到的他的词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作品也多被人们认为是“淫俗”之作。
随着时间的变化，关于柳永词其实可以分为“雅”、“俗”两大类。
二、柳永词在不同时期的评价自柳永所生活的时代到现在，关于他的词评价的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宋元金、明清以及现代。
这三个阶段关于柳永词“雅”、“俗”的评价可以说发生了此消彼长微妙的变化，其大致的变化趋势是“俗——雅俗并存——以雅为主”[1]。
在宋元金时期，人们关于柳永词的评价爱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以李清照、严有翼等为代表的，认为其词“鄙俗”、“声态可憎”、“辞语尘下”等，这是关于柳永词的主流看法；第二类是以范镇和黄裳为代表的，认为其词“典雅文华”甚至可以和杜诗以及苏词相提并论，但是这只是很少一部分的看法；还有一类的观点处于以上两种态度之间，则其文人，但赞其在音律以及创调方面的成就，这种看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南宋后期人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法。
明清时期也都是以上第三种态度吗，而且比之前的评价稍微高一点。
到晚清时期，人们对柳永词的评价越来越高，陈锐曾说：“百年以来……言清空者喜白石，好浓艳者学梦窗，谐婉工致，则师公谨、叔夏。
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其只字已……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如柳三变，纯乎其为词矣乎。
”这一“纯乎其词”的观点也得到了郑文焯等人的赞同，所一说柳永词的地位一下得到了提升，和清真词的地位几乎相同，柳永也不再被认为是另类词人了。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
浅谈宋词由俗至雅的转变宋词，乃我国宋代最具特色及代表性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我国重要的文学成就之一。
宋词前与唐诗并称双绝，后与元曲争奇斗艳，无疑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丽闪耀的明珠。
犹如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晏殊，欧阳修等流芳千古的人物，无一不是宋词鼎盛的代表人物。
然则，无论宋词曾发展到何等高度，在那之前，总会有一段从有到无，从坏到好的变化过程。
在此，便谈一谈宋词如何完成由俗至雅的重大转变，乃至成为国家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文化瑰宝的存在。
一．宋词的起源到出现（一）词的起源词乃诗歌的一种，始于唐朝，定型于五代，兴盛与宋朝。
词又因是合乐的歌词，故还有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琴趣等多种别称。
词最初是起源于民间，是一种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适合寻常百姓的通俗艺术形式。
广泛地流传之后，文人依照乐谱上声律节拍而创作新词，称为“填词”或“依声”，有些类似于当今部分先有曲，后有词的歌曲创作形式。
（二）词的音乐性“音乐性则是诗词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其主要包含两点:音乐的节奏美和音乐的语音美。
诗词是脱离了音符用文字表达的音乐。
”①可以说，词的出现，传播，创作都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撇去最初词的创作是由乐谱填词不说，词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唐朝时期西域各民族的音乐传入所致。
当时以胡乐为主产生的燕尔，整齐的五言，七言诗已无法适于。
这才出现了句子长短参差不起的格律诗，亦为“词”。
这样的转变使得诗词的形式更为的灵活多变，以歌曲所唱。
（三）宋词的出现就前文提到的燕尔，最初是由北周至隋时期的民间曲与西域胡乐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宴会娱乐之用，同时期便已形成配合燕尔的词地出现，二者早在隋代民间便已流传开来。
直到中唐时期，诗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才开始写词，正式将这一文学体式引入文坛。
随后到晚唐时期，文人所作的词已得到较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温庭筠等人所代表的“花间派”。
而后词不断成熟发展，进入人才辈出的宋代之后更是逐步呈现大观，名篇佳作层出不穷，蔚然成风。
从柳永_周邦彦_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
［收稿日期］2011－04－12［作者简介］王梦（1989—），女，河南安阳人，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从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看宋词中女性形象之流变王梦（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0）［摘要］在宋词中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反映了宋词流变的趋势。
女性主体对象由“写实”、“唯美”到“抽象”，女性形象所寄托的情感由“单调”向“复调”、“个人化”向“时代化”转变，艺术手法呈现出描写的遗形取神，语言避俗求雅，叙事时空逐渐交错叠合，情感表达渐曲渐涩的变化。
女性形象的流变体现了宋词词体的演进过程，反映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关键词］宋词；女性形象；柳永；周邦彦；姜夔［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1）03－0083－04本文选取柳永、周邦彦、姜夔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已有的宋词女性形象的研究中，柳永词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成果最多。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将柳永词的表现内容分为了四类，其中有三类都与女性形象有关，包括表现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的，表现被遗弃或失恋女子的痛苦心声的以及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愿望的。
［3］（P34）以后的研究者也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分类标准。
透过柳词中展现的女性形象，研究者看到柳永对于下层女子最大限度的同情，宋代商业经济繁荣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少有的人文关怀。
对于周邦彦和姜夔恋情词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少。
周邦彦词的研究总体上重艺术轻内容，对其词中女性形象的分析往往从审美价值的角度进行。
姜夔在创作的题材上主要为咏物和恋情两方面，后人对于姜夔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咏物词以及艺术技巧上。
探究女性形象的流变，一方面为周词和姜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整体发展。
从宋词中女性形象的流变入手看宋词的发展，可以从表现主体、表现情感、表现手法三个层次考察。
一、主体对象的转变柳永、周邦彦、姜夔恋情词中展现的女性主体对象经历了“写实”、“唯美”到“抽象”的转变。
论柳永词的雅与俗
论柳永词的雅与俗一、本文概述柳永，这位北宋时期的词坛巨匠，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远的影响力，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存在。
他的词作，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被誉为雅俗共赏的典范。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柳永词的雅与俗两个层面，以期更全面地揭示其词作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我们将对柳永词的“雅”进行分析。
柳永的词作中，不乏对自然风景、人生哲理的细腻描绘和深刻思考。
他善于运用典故，化用前人诗句，使得词作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他的词作语言优美，意象丰富，意境深远，展现了高度的艺术造诣。
这种高雅的艺术风格，使得柳永的词作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中广为流传，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将探讨柳永词的“俗”。
柳永的词作不仅高雅，而且通俗易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他的词作中，有许多反映市民生活、描写爱情故事的篇章，这些篇章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这种贴近生活的创作风格，使得柳永的词作在民间广为传唱，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永的词作既具有高雅的艺术风格，又充满了通俗的生活气息。
这种雅俗共赏的特点，使得他的词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柳永词的深入分析，揭示其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以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位词坛巨匠的卓越成就。
二、柳永词的雅柳永的词作，不仅以其独特的俗味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喜爱，更以其深厚的雅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柳永的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柳永的词作语言华美，词藻丰富，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拟人、夸张等，以生动的描绘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构建出一个个美丽的艺术世界。
他的词作语言既典雅又优美，既有文人墨客的精致，又不失市井小民的生动，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使他的词作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深受读者喜爱。
柳永的词作情感真挚，意境深远。
他善于以词抒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人生百态，表达出对人生、爱情、离别等主题的深刻思考。
柳永词语言的俗与雅提纲
天性风流，才性高妙——论柳永词的俗与雅姓名：夏杰引言：柳永，宋代著名词人，中国历史上专业写词第一人。
他将词由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上流社会的宠儿发展到市民阶层也可以接触到的新的文学娱乐，他所创作的词具有鲜明的特色。
有人说柳永的词艳俗至极，也有人说柳永的词“不减唐人高处”，有雅气。
那么对于富有争议的柳永词的俗与雅具体表现在哪呢？今天我们就结合柳永的词来具体分析。
正文:一.俗柳永大量创制通俗歌词，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他将自晚唐后属于上层社会由文人士大夫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练高雅绮丽的语言创造出的产物通俗化，带向日益扩大的市民阶层。
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叶梦得《避暑录话》“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
原因有以下四点：（一）直白的语言，不留含蓄的表达，叙事详尽，抒情直白。
直观的表达以附和市民的心理。
（二）“艳冶”的话题，世俗的点点滴滴，符合市民的市民情调。
（三）大量采用市井方言俗语，语言俚俗浅近，易被市民接受。
（四）词的创作时运用大量色彩艳丽的词藻。
二.雅尽管有人谓柳永的词为“淫冶讴歌之曲”，但依旧有很多为柳词欢呼的声音。
柳永在创作词时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学素养，写出的作品自带一种儒雅的情愫，别有一番风味，值得人细细品味.联想和感悟。
这就是他的词带有一种“雅”的气质（一）.注重把握对意境的营造，即景生情，融情入景。
在情景交融之中表达自己的无限情感。
（二）.典雅通俗的语言风格，不仅受市民阶层喜爱，也令上层人士不得不赞叹其美妙。
（三）.词作与音律配合的天衣无缝。
结论:柳永创作的词有俗有雅，那到底是俗过于雅还是雅过于俗抑或二者本没有分明界限而相互交融呢？纵观柳永词，其实并没有明显的雅词俗词之分，只是表现的内容表达的情感相异而已。
他的词风发生转变与他的人生际遇有密切联系。
六年的漫游江南，羁旅行役，使他的情绪明显不同于以前。
由原先的轻狂逐渐转为对穷途的悲哀，词风也由俗逐渐转变为雅，寻求到一个雅俗共赏的表达形式——通俗又不失文雅。
由柳永之词看宋词的雅俗
由柳永之词看宋词的雅俗谈论宋词常常会有许多困惑，似乎宋词诸家之间的差异太大。
他们好像在各行其是，又好像不断地争吵，有雅、俗之争，还有婉约、豪放之争。
其中雅俗之争一直是大家谈论的一个重点，那么下面我通过柳永来谈谈词的雅俗。
首先，我们知道宋人雅俗词论形成原因有六点，一是宋人理想人格的选择。
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摒弃。
二是宋人对中和之美的再释，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批评、三是宋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导致了对雅的推崇，对俗的鄙视。
四是宋人伦理型文化观念与消费型文化观念的互渗，导致了对雅的崇尚，对俗的贬黜。
五是宋人理学的大力张扬，影响了词论的尚雅弃俗。
六是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也推动了崇雅黜俗的进程。
下面来谈谈柳永的词与生平。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崇安人，排行第七，又称柳七，是工部侍郎柳宜的幼子。
柳永的一生可分为2个阶段，以景佑元年中进士为界。
在前期他一个长期混迹与汴京的歌楼妓院的人，浅斟低唱的浪漫生活让他很多词都难免染上风尘之气。
像：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
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连。
（《戚氏》）帝城当日，兰堂独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
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
（《笛家弄》）满搦宫腰纤细。
年纪方当笄岁。
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柳双鬓。
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
举措多娇媚。
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
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缸，却道你但先睡。
”（《斗百花》其三）这些词中都透露着世俗的气息，写着在歌楼妓院的欢乐生活，主要表现在意俗，毫不避讳地描写情场生活，而主题又多与歌妓相关，着力刻画她们的声貌容态，其中不乏猥亵香艳之作，对女性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描画。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柳词俗，并对其持强烈的贬斥态度，某些论者虽承认柳词雅俗结合，但贬其俗显然胜过称其雅。
显然这些评论是片面的。
这倒不在他们只见其俗，不见其雅，而在他们缺乏"历史"的眼光。
从柳永词之争观_雅_与_俗_
2000年第4期第16卷(总66期)唐都学刊Tangdu JournalNo14,2000G eneral No166,Vol116从柳永词之争观“雅”与“俗”Ξ邓安丽(安康教育学院中文系,陕西安康 725000) 摘 要: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对包括柳永词在内的任何艺术形式的雅俗之辨的首要前提要求论者指出雅与俗范畴的真正涵义及其所持的价值尺度,以此为基础方可勾画出所论艺术形式雅俗的真实图景。
雅俗关系的历史特征是传统与嬗变的对立统一。
因此能否在新的审美价值论基础上建立审视人类文化与艺术成果的新标准将成为对雅俗价值进行现代阐释的理论课题。
关键词:雅俗之辨;柳永词;历史性;审美价值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0)04-0085-05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历代对各种文艺形式进行雅俗价值判断成为文艺领域的基本倾向之一,柳永词的雅俗之辨即为这种倾向的典型事实。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雅俗范畴的涵义、划分标准及所依据的价值尺度是各不相同的。
雅与俗正式作为一对范畴最早出现在伦理道德领域,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横跨文学、艺术、伦理道德、人物品藻、审美各大领域的“万能性”概念。
雅俗关系的历史性特征是传统与嬗变的对立统一,传统是“源”,嬗变是“流”,二者的对立统一生成了不同历史空间雅俗关系的基本特征。
概言之,其一是雅俗二元对立的结果是以雅为尊、尚雅鄙俗。
其深层原因是精英文化的权力意识对话语权进行垄断的文化心理,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并且这种文化心理已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
其二是在雅俗相激对峙、尚雅抑俗的同时,理论上对“俗”价值的张扬和“俗”文化的并存发展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二律悖反的矛盾性说明人们对“俗”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审美价值的一致肯定。
对雅俗观念的现象学还原及历史性梳理,无论是对于论柳永词还是其它艺术形式之雅俗,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柳永词的俗与雅
论柳永词的俗与雅柳永，南宋末期著名的词人，其词作承袭了诸多唐宋词派的传统元素，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在其词作中，既有清新脱俗、高雅深沉的情调，又有通俗易懂、富于生活气息的情感表达。
因此，论柳永词的俗与雅，不仅需从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等角度思考，还需考虑其文化传承和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因素。
从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角度来看，柳永词的风格受到了南唐词派的影响，形式上注重韵律和押韵，语言上借鉴了古体文言的表达方式。
其中，高雅之作以清新脱俗、优美温婉著称。
例如《雨霖铃》中的“相思灭，肝肠断，天涯地角有穷时。
只是人间四月天，草木知春，路尽踏青”，表达了浓烈的抒情情感和深厚的人生哲理，体现了词人高尚的情操和文化修养。
此类词作的意境深远、艺术性高超，充满着哲学、文化等领域的内涵，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因而被认为是词作中的精品之作。
而在柳永的通俗之作中，词作所表现的情感则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常常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现实等方面，表达了人们共同的感受和体验。
例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虽然此作并未使用过于华丽的辞藻和文言古语，但却表达了普通百姓的情感，使得读者能够在文字中感受到深厚的人情味儿。
此类词作体现了词人天衣无缝的文学才华，以及对生活细节的深刻观察和感悟。
这些词作，虽然形式上较为简洁平实，但是许多句子犹如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成为了流传至今的文化经典，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美。
此外，柳永词的俗与雅还涉及到文化传承和社会背景等因素。
柳永所处的是南宋末期，此时社会和文化处于一个十分动荡的局面。
人们对于文化、语言和审美都有着诸多的分歧和争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柳永词在风格和主题上兼容并蓄，包含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征，具有较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
例如，有些词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和邪恶，如《破阵子》：“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从柳永词的“雅”与“俗”看他在宋代词史上的双面地位
作者：唐雪玲学号：52531841从柳永词的“雅”与“俗”看他在词史上的双面地位一，概说中华文学，浩浩汤汤，其源头来自《诗经》和《楚辞》，其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一直沿着以《诗经》为代表的民间文学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士大夫文学这两条线向前发展。
双线发展并不是并行不悖的，而是总处在相互交错中。
纵览那些为一代之要的文学形态，绝大部分最初便来自于民间。
民间总是和社会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民间总是最初领略到什么是需要的，是民间鲜活的土壤酝酿了新的音乐形式，而后才在士大夫手里衍化成文学形式并发扬光大逐渐走向文人化、雅化和庙堂。
词最初缘何而来，历来众说纷纭。
有说来自于燕乐，有说来自于盛唐宫廷教坊，有说来自于李白，有说来自于六朝梁武帝和陈后主，有说来自于乐府的“格律化”。
这些观点或从音乐出发看词的来源，或从词体和文字出发，或从作者出发，都只是对词的来源做了某一个切面的探索。
然而词是一种综合体，在苏轼改造它成为脱离音乐的案头文学前，它仍是一种音乐和文学的结合形式，因此来源肯定是很多个方面的结合。
笔者认为，在探讨词的来源时，不必拘泥于“词从某一点发展而来”这个思路，而可以看成“不同的点在不同的时期汇合而成为词”。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可以把词最初的起源放下，而肯定一点：那就是词与生俱来具有“雅”和“俗”的双重特质。
我们可以说“雅”的这个方面承接着盛唐宫廷教坊，承接着李白、白居易等等文人，承接着中国古代的诗文传统，捡起了“诗言志”的余续，发展而为“诗余”，最终成为中国文人文学的一部分；而“俗”这个方面又承接着燕乐，承接着乐府，沿着民间文学的发展路径，最终发展而为宋金元曲，成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这两个特质一个来自士大夫，一个来自民间；一个走向审美、自娱和文人游戏，一个则走向民间最质朴的表达。
在词的“雅”“俗”双向发展过程中，柳永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柳永以前，词在民间和文人的双线之间一直做着雅化运动，和过去与后来的大多数文学形式一样，词在一个个阶段中不断脱俗为雅，从民间朝着文人的方向运动，经过文人的改造，最终成为和诗、曲、赋并驾齐驱的“有宋一代之文学”。
柳永与周邦彦词作之比较
柳永与周邦彦词作之比较【摘要】在北宋词坛上，柳永是第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多写歌姬愁苦和城市风光，尤长于书写羁旅行役之情，表现封建文人怀才失意的情绪。
他创作的慢词居多，音律谐婉，擅长白描，铺叙刻画，情景交融。
柳永词以接近市民文艺的俚俗色彩而著名，从创作方面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从而使得其词流传甚广，在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邦彦是继苏轼之后的词坛领袖。
其词作多作恋情，还有咏物、怀古伤今，表现羁旅行役的作品，音律严整，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丽、缜密的艺术风格。
此外，他对创制新词也有重要贡献，从而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
柳永和周邦彦作为北宋词坛颇有盛名的两位词人，其词作各有特色，也各有其独特的成就。
柳永在北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胡云翳《宋词选·序言》中认为“北宋词至柳永而变”，而周邦彦则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
”虽然柳周二人的创作并非同时进行，但他们一前一后的历时性中包含了深刻的承传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本文拟从二人词作的选材、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切入，通过对比来展现柳周二人词作之间的差异及宋词的发展。
一、从词作的选材范围来看，柳词比周词更为广阔首先，柳永写了许多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以写都市风貌、都市生活风俗与反映尽享太平的市民思想为先。
如《望海潮·东南形胜》，词人以大开大阖、直起直落的笔法，描绘了钱塘江的壮观，西湖的情景和杭州的繁荣景象，仿佛在读者面前展开一幅宏伟壮丽的历史画卷，这在词的题材方面是一个开拓；其次，与歌姬往来所作的词，这些词虽不乏秦楼楚馆的放荡和情欲赤裸裸的宣泄，但更多的带有才子佳人恋爱的情调，如《迷仙引·才过笄年》“万里开霄，何妨携手同归去？”全词摹拟一个妙龄歌姬的口吻，道出她厌倦风尘、追求爱情的心理活动。
比较柳永词与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不同
比较柳永词与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不同生活在北宋强盛时期的柳永和生活在北宋日渐衰落阶段的周邦彦都被后世人誉为婉约派大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在题材的范围上柳词广阔于周词，但在艺术特征方面，二人各有千秋。
在词的结构上，柳词层次分明，构思完整，而周词则前呼后应，首尾一气。
如柳词《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上片，起句一个“对”字引出雨后天之清澈，又一个“渐”字描绘出风紧日斜之冷落之境，读者可从几个接词中领悟秋景中的情，从而一幅清秋江天图印于脑海深处。
而周词《蝶恋花·早行》，扣着一个“别”而将别前、方别、别后依次展出，显得一气贯注。
在词的语言上，柳词通俗明白，不避俚俗，有些时候便显浅露庸俗，而周词则典雅工丽。
柳词《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全篇语言浅显明白，末句更是不避俚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二句就是柳永力求口语化的明证，读之更觉亲切。
周词《风流子·新绿小池塘》，极写怀人的深情，却无一丝的粗鄙。
在词的音律上，柳词虽富有音乐性，然格律不太严整，而且可以随意变动，而周词则格律整严。
柳永因其生活多和下层人接近，为了便于歌妓唱词，于是尽量方便于唱，而改去拗口之词，从而显得格律性不严。
周邦彦比柳永更精通音律，他不仅讲平仄，而且严守四声，这与他大晟乐府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在词的表现方法上，二人都善于铺叙，长于勾勒。
然柳词接近于平铺直叙，周词则曲折婉转，开阖跌宕；柳词善于在动作方面白描，周词则在静态中寻求变化。
柳词《雨霖铃·寒蝉凄切》中寒蝉“凄切”、骤雨初“歇”、帐“饮”无绪、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无语“凝噎”等等，通过各种离别时的动作行为来表现离别之情，平实而直切；周词《六丑·蔷薇谢后作》则通过“落花”这一静态景物，设身处地地用变化之词，从各个侧面千回万转、千锤百炼地描绘此景，实际上是借咏叹蔷薇花谢，表达对失意于仕途的自我感伤之情。
在词的体格上，柳词显得狂放不拘，而周词则更觉浑成。
同为婉约竞放异彩——柳永周邦彦词之比较
同为婉约竞放异彩——柳永周邦彦词之比较席晓艳【摘要】柳永和周邦彦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词作存在着明显的继承与蜕变.本文主要论述二者在词创作方面的不同之处,以便深入地了解他们词作的独特风格.【期刊名称】《陕西教育（高教）》【年(卷),期】2010(000)003【总页数】2页(P86,88)【关键词】柳永;周邦彦;词;不同【作者】席晓艳【作者单位】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正文语种】中文柳永是北宋词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词人，而周邦彦则是北宋词坛的“集大成者”。
正如赵圭仁所说“周邦彦虽较柳永晚近一个世纪，中间又隔苏、辛众多词家，但他们一前一后的历时性中包含了深刻的承传性。
特别是在雅俗风格的取舍选择方面以及慢词的铺叙手段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继承、蜕变和发展的关系。
”这为我们对比研究两位大词人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本文拟从题材、写作风格、写作技巧等方面对比二者的不同。
题材之不同：柳词内容丰富，周词内容较单薄柳永、周邦彦虽早年生活相似，都曾过着偎绿倚红的生活。
但狂放不羁、屡试不第的柳永几乎浪荡、漂泊了一辈子。
而周邦彦却几历官场风云。
如此身世反映在他们的词作中，艳情是相同的一面，而不同者居多，也可说柳词有拓展性，周词则在题材内容上显得相对狭隘。
柳词中反映妇女生活、男女恋情、别愁离恨的词作占去了《乐章集》大半，其中妓女生活写得尤为细致、大胆。
如《洞仙歌》，此词即写“洞房深处”男恋女爱的甜蜜、嬉戏的生活情景；《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即写离别之意。
柳词中描写都市繁华的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如：著名的《倾杯乐》咏京城元宵节的盛况；《木兰慢》咏京城清明节，词中所写的“路旁拾簪”、“珠翠纵横”，就大可与《东京梦华录》所记的盛况相互印证；《望海潮》描绘了杭州的繁华富丽；《瑞鹧鸪》写苏州景致，其中“万井千闾富庶”之语，即道出了这个“人间天堂”当时的富足程度。
柳永虽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中，然而他个人遭遇坎坷，曾一度宦游西蜀和江浙，写下了许多表现身世遭遇的“羁旅行役”之思的词篇。
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
柳永与周邦彦词的比较探析摘要：柳永与周邦彦是宋词史上两位很有特色的文学大家。
通过对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艺术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和探究可知，在词体形式上，二人虽均做出了不懈的开拓与努力，但柳词具有开创性比较大，而周词则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在语言艺术上，柳词兼有雅俗共赏的特点，而周词则侧重词体的雅化；在艺术手法上，柳词多具有赋体的艺术特色，周词则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和拓展。
总之，柳永与周邦彦均以不俗的艺术才情为宋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柳永；周邦彦；词体形式；语言艺术；艺术手法“风格的形成是文体成熟的标志，因此也是文体的最高体现。
没有风格的作家，其作品也就谈不到文体，其创作也就没有获得真正的胜利。
”[1]160而作家的艺术风格“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2]89对于周、柳二人的词风，尽管前人多有论及者，然而笔者以为，这些评述虽然精辟独到，但似仍未尽惬人意，为了深入探究二人的艺术风貌，笔者不揣浅陋，不避繁言，拟从词体形式、语言特色、艺术手法等方面略加分析，以期能对宋词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体形式作为艺术作品的骨骼，它不仅对作品起着支撑的作用，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的创作特色。
在宋词史上，周、柳二人皆以识音知曲，善于创调而闻名于词坛，这不仅体现出二人杰出的艺术才能，而且也为词体的创作树立起了可供效仿的艺术模范。
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北宋词史的词调创制上，二人都属于开拓型作家，但就具体创作情况而言，“耆卿似乐天”，“而词中老杜非先生（周邦彦）不可。
”[3]60换句话说，柳永类似于词坛的开荒者，周邦彦则类似于收获者。
柳永创制词调的主要途径有二，其一，“变旧声作新声”，如《少年游》、《安公子》；其二，自制新调，如《望海潮》、《黄莺儿》，[4]94而且自柳永起，始有三段词体式，如《浪淘沙》、《戚氏》、《安公子》等。
可以说没有柳永，诸如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一大批词人可能还在词体体式上，左冲右突而不得其道。
周邦彦词与柳俗、苏雅
作者： 范晓燕
作者机构： 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深圳518021
出版物刊名： 求索
页码： 167-170页
主题词： 周邦彦;柳俗;苏雅;集大成
摘要：北宋词坛，柳俗、苏雅各自构体开派，但又未免偏于一端。
周邦彦继之而来，取柳、苏之所长的同时救偏补弊，将词体引入更趋于成熟化、典雅化的发展轨迹。
固然，周邦彦艺术上的开阔气度不如柳永，内容上的拓新境界逊于苏轼，但其词在表现形式上穷极工巧，既讲究言情之含蕴清丽、辞句之精工圆润，又着力于篇章之缜密变化、声律之谨严和婉，这是柳、苏词未能所及的。
周邦彦词折中于柳俗、苏雅之间，另开浑雅典丽一派，亦雅亦俗而又去俗从雅，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至高审关境界。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称“清真，集大成者也”，客观地看，周邦彦词技巧功力之博大精深．实为北宋词集雅俗之大威者。
雅与俗，有时真的很难共赏
雅与俗，有时真的很难共赏
胡中惠
【期刊名称】《乐活老年》
【年(卷),期】2018(000)012
【摘要】当年做报纸副刊编辑，很想让自己编辑的作品赢得更多的受众，于是选发一些相对浅显通俗的作品。
可是结果并不美妙，新的读者群难以建立，原有的读者也不买账了。
于是只能改弦更张——报纸虽然是大众传媒，但它的文学副刊还是小众的，喜欢的也就喜欢了，不喜欢的，你刊发的作品无论多么好懂，人家也不喜欢。
【总页数】1页(P60-60)
【作者】胡中惠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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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以及词风由雅向俗转变
❖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 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 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 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迭巘清嘉，有三 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 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 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 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 魂梦与君同。今宵剩（一作胜）把银釭照，犹恐相 逢是梦中。（晏几道《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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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 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 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已而君宠疾废 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 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 晏几道《小山词 自序》）
❖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 遂使《金荃》、《兰畹》（唐人词集）之音， 流入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彭 孙遹《金粟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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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 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 上耳。（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
❖ 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
19
历代对柳词的不同评价
❖ 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 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王灼《碧鸡漫志》）
❖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 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 妓者多以金物资之。（金盈之《醉翁谈录》 丙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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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 “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 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侯鲭集》卷七引 苏轼语)
好作千骑行春，画图写取。（张先《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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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总第７０期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Ｒａｄｉｏ＆ＴＶ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ｏ．４，２００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７０雅俗共赏的艺术———从柳永和周邦彦的词看宋词的雅与俗陈琦（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福建三明，３６５０００）摘要：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绚丽的彩霞，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享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与唐诗，元曲，明清小说并重。
宋词又大致分为婉约和豪放两派，柳永及周邦彦是婉约派中常常被同称并举的两位著名词人，两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词品上也属于同一风格，对宋词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都是里程碑似的人物。
本文主要从他们词中所体现出来的雅与俗的艺术特点进行讨论，探讨宋词的雅俗共赏。
关键词：宋词；柳永；周邦彦；婉约派；雅俗共赏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３４６（２００８）０３－００１４－０４词，是宋代重要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宋词发展史上有许多人常常是被同时提及的，其中一对是柳永和周邦彦。
在北宋文学发展史上，他们每每被同称并举，这是由于这两位著名词人在词的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点，在词的品格上属于同一类型，且周词对柳词又有着直接继承发展的关系。
宋词大致分为两类：婉约派和豪放派，并以婉约为正。
其实宋词的分法多种不一，这种分法未必准确，也很粗略，是后人由于不同词人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而划分的。
但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柳永，周邦彦是婉约词派词人，并可作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婉约词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俗不伤雅雅不避俗之后，赋予了它一些内涵，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那就是词。
宋词是在唐五代文人词的基础上发展的，已成为文人手中成熟的创作形式，雅与俗两种艺术趣味的分流而又相互渗透，成为宋词发展的主要线索之一。
自柳永开始在花间词的基础上扩大词的题材，表现与都市生活有关的内容，并将市民阶层的艺术趣味引入词作，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认为柳永的词俗，并不加以重视，这样的观点未免偏颇。
柳永生活的北宋，当时进入了承平时期，京都汴梁繁盛至极。
同时由于市民阶级的扩大，也有多种多样文艺娱乐的需要，他们到处争唱新声、新腔、新调，而词适于言情，自上至下的普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全都雅好词章。
在这种文艺新风的陶冶下，柳永就禁不住以民间俚曲为基础，勇创新曲新词，逐渐成为蜚声词坛的新秀，深受乐工和歌伎们的欢迎。
柳永的词的确有俗的一面，这从当时的许多记载里都可以看到。
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于俗：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词，从产生之初就以其音乐性有别于诗，在民间广为流传，是与高雅文化对立的俗文化。
早在诗还很发达的唐朝，就有了词这种文学样式，有些著名诗人，也有许多优秀的词作流传。
起先，是一种曲子，用作宴乐之乐；后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填词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２－１２作者简介：陈琦（１９５９－），女，福建广播电视大学三明分校中专讲师。
１４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陈琦：雅俗共赏的艺术府，骫骨皮从俗，天下咏之。
”李清照《词论》“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
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徐度《却扫编》卷五谓柳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
”这类词作中，有的如《定风波》，的确俗，描绘一位歌伎被弃以后的懊悔心情，被晏殊讥刺，视为艳词的实证，但他用的却是同情的口吻，并无淫亵之话语。
所谓“从俗”、“尘下”、“鄙语”正好说明柳词语言符合市民阶层的口味。
《戚氏》中曾描述了他少年时和一些“狂朋怪侣”在汴京歌楼中朝欢暮宴，对酒流连的光景。
在这种环境中，他曾应乐工歌伎之请，写下了大量歌词，这些新词应是与婉媚风流的教坊词一类，是当时很受市民欢迎的“乐艺”的传布主要是汴京为中心。
可是，当时的达官贵戚，文人雅士，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对柳永创作所采取的态度是极端蔑视，谤辱交加，这与市民阶层对柳词的反映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
这里主要牵涉到统治阶级对“艳曲”的看法，可看出封建道德对文人思想的束缚。
但是，柳永的词并非一味浅俗，而是雅俗并陈。
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不乏风致。
如《雨霖铃》，历来被视为其代表作。
其中“执手相看泪眼”等语，诚然市井浅语，近于秦楼楚馆之曲，但下片设想别后景况，“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二句，表明别后冷落凄清之感，写出一种典型的怀人境界，足以与诸名家的“雅词”相比，本词就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显示出柳词的特色。
再如他的另一经典代表作《八声甘州》，其中“想佳人妆楼颙望”之语，可谓俗矣。
但“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在深秋萧瑟寥廓的景象中，表现久滞异地的游子之怀，连鄙薄柳永词的苏轼也不禁叹赏。
赵令畴《侯鲭录》卷七记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
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柳永的许多名作，在宋代不但“市井之人悦之”，而且实际上是雅俗共赏的，因此其传布既广且久。
刘克庄诗：“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
”并非夸说。
张耒《明道杂志》记韩维“每酒后好吟柳三变一曲。
”《挥麈后录》卷八，言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朱翌为之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拼画堂，一枕春醒。
”皆柳词中语，甚至佛门释子、道教真人，也爱好柳词。
《皇朝事实类苑》记“刑州开元寺僧法明，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
临终作偈曰：“早生醉里颠噘，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金全真道士王喆有《解佩令》词，自注：“爱看柳词，遂成。
”他们不仅从柳词中参禅悟道，柳词还远传至西夏，又传至金国，作词能流播如此久远，两宋词人中是并不多见的。
“明白而家常”很恰当地道出柳词的语言特色，通俗口语化。
其实他也善于融入前人诗句入词，如他的“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事”（《曲玉管》），“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迥眺。
动几许、伤春怀抱”（《古倾杯》），“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即来自《楚辞》的《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和《九歌》“悲莫悲兮生别离”。
而“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八声甘州》），则是来自南朝谢眺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又“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满朝欢》）是从唐代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诗中化出。
再如“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
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望远行》），即整句用唐人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化诗入词，表情达意，烘托自己的艺术情境。
在这方面也可看出柳永词中的俗不伤雅，雅不避俗。
这种手法对后来词人影响很大，到周邦彦更是以善于融化唐人诗句著称于世。
二、承前启后，变俗为雅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受柳永影响很深。
《柯亭词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法。
特清１５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总第７０期）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５日真有时意较含蓄，辞较精工耳。
细绎《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数者，十居二三。
”周邦彦的一生正当北宋王朝盛极而衰，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时候。
周邦彦以少年学子，生活在当时“歌台舞席，竟赌新声”的汴京，加上他知音协律，很快就卷进上层社会诗酒交游，倚红偎翠的时潮中。
这时期，其词以软媚绮丽为风格特点的，在词法精严，声律规范化方面开创了两宋格律词派。
周词的题材和主题，没有太高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度，但经由柳永所开拓的词的表现疆域，他都有所涉及，有所发展。
周邦彦词妙解音律，工夫极深，而又典雅细致，融会自然。
词人不仅带着同情心写出了大量的反映歌伎悲欢生活的作品，也以多种艺术手法书写羁旅愁思，政治失意，述史咏怀，以及描绘城市繁华和优美的山川风物；也多用慢词，多采用铺叙写法，但柳永平直袒露，而周邦彦则曲折回环（从审美效果的角度上来说）；周的手法少用白描，多用重笔勾勒（柳则恰恰相反）。
周词中作品虽间用俗语，但较之柳词，则更多地作了提炼净化，有出于俗而达于雅的特点，无粗率之病，主要是其善于融化唐宋诗的精华。
南宋的沈义父指出“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
”（《乐府指迷》）当时的民族危机，阶级矛盾已达到极点，但周词并无反映当时时代，民族危机，而是粉饰太平，说明其远离时代现实生活，他反映歌伎生活的作品，也和柳永作品中一样，往往带有轻薄狎玩的情调，暴露封建士大夫文人固有的阶级习性。
周邦彦词名晚起，并不为当时人所重视。
陈师道论“今代词手”，晁补之《评本朝乐章》，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历评当代词人，对周皆无只字提及。
李清照《词论》谓词“别是一家”，知之者举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四人，其间亦无周。
北宋末之载籍，似乎未见有论述周词者。
其词受推崇是南宋开始的，而且愈往后影响愈大，评价愈高。
陈郁《藏话腴外编》：“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１６学士，士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
”《乐府指迷》：“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
”周词遂被推到两宋一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晁公武《鹧鸪天》：“倚阑谁唱清真曲，人与梅花一样清。
”连能唱周词的也显得品格不凡。
实际上反映出了南宋词风的变化，是南宋后期崇尚雅正的风气下，周词派愈益流行的表现。
说到周邦彦的雅词，真是“举不胜举”。
因为他“富丽精工”向来以雅词见称。
首先，周词以“本色”“当行”、盛行于世。
所谓“本色当行”要求维护词体传统的风格和作法，其一，是他知音，识曲；其二，前人一致称赞周作词善于融化唐诗，是其“本色当行”的又一重要方面（《词源》以善于炼字面，多从唐诗中来，“方为本色语”）。
其词多用唐人诗句，尤其是李长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等中晚唐诗人的清辞丽句。
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起拍“风老莺雏”二句就各有所本：一本于杜牧《赴京初入汴口胜景即事》诗中的“风蒲莺雏老”，一本于杜甫《游何军山林十首》之五中的“红绽雨肥梅”，但既经作者点化，则不仅比原句更见工巧奇崛，而且平添了画面的动感和景物的活力。
仅此二句，初夏光景已直逼眼前。
“午阴嘉树”句脱胎于刘禹锡《昼局池上亭独吟》中的“日午树阴正”，但改以“清圆”二字形容佳木蔚秀、繁阴如盖的景象，却较刘诗更为传神。
而“溅溅”出自《木兰诗》：“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黄芦苦竹”出自白居易《琵琶行》：“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
“莫思身外””出自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之四：“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再如其词《风流子》中“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化用了刘禹锡诗“秦嘉镜有前时结，韩寿香销故箧衣”。
《少年游》中“吴盐胜雪”化用李白《梁园吟》“吴盐如花皎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