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质疑的“天马战争”

公元前102年，汉廷征调六万骑兵，仍由李广利统领。同时，为保证此役成功，汉武帝在河西地区部署18万步卒，做战略预备队。鉴于第一次进兵大宛道远乏食、士卒饥疲的教训，西汉此番特别调集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及上万头驴、骆驼转运粮草和兵器，尽可能地保障远征大军的后勤转运。
二征大宛，汉军如此浩大声势，所过沿途小国，无不出城迎接，供其给养。唯独兵过轮台国（故址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时，遭遇轮台国拒城自守，于是汉军急攻数日而下，屠城西进，以后再未遇到任何阻碍，一路顺利抵达大宛都城贵山城（故址在今乌兹别克纳曼干附近的卡桑赛）。大宛军队迎击，被汉军击退，大宛军只能固守，汉军围其城，断其水源，强攻四十余日，迫使大宛贵族杀其王毋寡而降汉。最终，大宛尽出其马，让汉军选择，并如约供给粮草。汉军挑选善马34匹，中马以下3000多匹，又选立亲汉的大宛贵族昧蔡为王，与其订立盟约，撤兵而还。在李广利班师东归时，沿途小国听闻汉军攻破大宛，纷纷遣使来长安进贡，质子于汉。
汉朝出征大宛的胜利，不仅大大削弱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也改变了西域诸国关于汉军途远路险难以到达的传统认识。自此后，汉之声威远播西域。但也有观点认为，李广利两次攻打大宛，经四年之劳，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畜力不可胜数，而仅获善马数十匹，实为得不偿失，从而全面否定攻伐大宛的意义。其实，在匈奴西移，西域诸国“皆役属匈奴”，西汉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种种努力均告失败的形势下，西汉出兵西域已箭在弦上不可避免。至于征伐大宛，也是汉武帝推行其“断匈奴右臂”战略的必然步骤。尽管西汉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对于巩固张骞“凿空”的成果，实现“图制匈奴”并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还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因而，对于“天马战争”的陟罚臧否，不能仅以战事耗费以及缴获马匹的数量作为评判依据。
征伐立威
公元前119年的漠北大战，西汉虽然大胜，但损失惨重，以至于“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匈奴远遁漠北后，转向西北，加大了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及榨取，以期尽快恢复实力，与西汉进行大规模决战。随着形势的变化，进军西域，贯彻“断匈奴右臂”战略，就成为西汉“图制匈奴”的必然选择。
初战不利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虽“去汉可万里”，但“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此外，作为张骞最早接触的一个西域国家，它也是汉连接西域诸国一个交通枢纽，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作为西域的一个大国，大宛“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且“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可谓物产丰富，国力强大。
公元前11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日益频繁。但此时，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也不容小视，有些国家还必须听命于匈奴，尤其是楼兰和姑师（亦称车师）。两国虽是西域小国，但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楼兰在罗布泊附近，地处天山南北的分界点，而吐鲁番盆地的姑师，在天山北部和东部都与匈奴接壤。因此，两国也就成了匈奴控制西域三十六国的主要通道。同时，姑师也是匈奴联络诸羌部落的主要孔道。不仅如此，楼兰、姑师还在匈奴的唆使下，为匈奴充当耳目，提供汉使活动的情报，使匈奴得以屡派“奇兵”劫杀汉使。汉匈争夺楼兰和姑师，必不可免。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决然派军攻破楼兰、姑师。这一次试探性进攻的胜利，增添了汉武帝此后征伐西域的决心。
备受质疑的“天马战争”
2017年04月27日 来源:《世界军事》 作者:汉卿 浏览次数:928
题目：备受质疑的“天马战争”
作者：汉卿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7年四月下，第53～55页
西汉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先后两次派李广利征讨大宛（西域古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地区），为此调动近20万军队，负重转运牲畜十万余头，耗资巨大，以至天下骚动。这场张骞“凿空”以来西汉首次对西域大规模用兵，最终仅得到“悬大宛王母寡头，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三千余匹”的战果。这场战争因“天马”而起，故也被称为“天马战争”。巨大的耗费与微小的所得，使后世对此役争议不断。
当然，西汉征伐大宛也有现实诱因。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产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为大宛汗血宝马的后代，它体形饱满、头细颈高、四肢修长、蹄坚硬，奔跑速度快，耐力好，非常适合用作军马。从汉武帝的军事发展战略考虑，当时匈奴骑兵来去进退迅捷，占有战场主动权，这就要求汉军也必须装备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而连年征战，西汉战马损失很大（仅漠北一役，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急于补充马匹并改良中原马匹品种。这也使大宛成为汉武帝首伐西域的理想目标。
大宛之所以敢藐视西汉，拒绝汉使重金求购汗血马并杀之，是由于它自恃强大且西汉对其鞭长莫及。然而，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而言，如果能对这个西域大国进行成功控制，不仅会对西域诸国产生空前的震慑作用，进而压制已对汉心怀不轨的西域诸国，也可作为汉以后经略西域的根据地。试想一下，如果远在万里之外，有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之隔的地区强国大宛，都能被汉军征服，那么西域诸国又有谁敢不唯西汉马首是瞻呢？基于上述理由，汉武帝明确感到，要实行“断匈奴右臂”战略，不能不远征大宛。
再征大宛
同年夏，浚稽将军赵破奴部两万汉军被匈奴伏击，全军覆没，汉匈边界两军对垒，陈兵十余万，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如果再度伐宛，兵少显然无法取胜，兵多实在难以负担。鉴于第一次伐宛失败的教训，第二次伐宛，除了必须解决道远乏食问题外，还应考虑匈奴以及西域沿途各国可能阻截汉军、援助大宛等问题，根据当时国情，西汉必须倾国而动，并且不惜陷入匈、宛两面受敌之困境。因此，汉廷诸公卿皆建议应暂停出击大宛，而“专力攻胡”。但汉武帝认为，大宛对西汉态度的变化，由之前对张骞的亲善态度，变为杀人越货的敌对态度，不再是局部问题，已事关汉在西域战略的全局，若就此罢兵，深恐比大宛强大的大夏、乌孙等国会更轻视西汉，山国、莎车、轮台等小国则随之附和，西汉最终会被西域诸国所耻笑。换言之，攻伐大宛，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胜负问题，而是解决整个西域问题的焦点，成为打击匈奴的一个重要步骤。
然而，汉军进展并不顺利。史料如此描述过敦煌以西的塔里木沙漠：“此沙漠甚长，骑行垂一年，尚不能自此端达彼端，狭窄之处，需时一月，方能渡过。沿途尽途行军非常艰难。由于大漠阻隔，后勤补给转运艰难，李广利部饥疲交加，在越过盐泽（即罗布泊）后，沿途诸国坚壁清野，不肯供给粮草，汉军被迫一路攻城略地以获取军需，攻克者得其食用，攻之数日不下者，舍之而去。如此且战且进，汉军行军2000多公里，抵达大宛东边的郁成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奥希市）时，仅剩数千饥疲之士。汉军以少敌多、伤亡甚众，李广利不得已只好引兵返回敦煌城（今敦煌以西），所剩人马只有出兵前的十之一二。汉武帝闻之大失所望，严责李广利：“军中有敢入玉门关，斩之。”广利闻之恐惧，只好留屯敦煌。至此，汉对大宛的首次用兵遂告失败。
汉军要远征西域，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机动兵力匮乏，尤其是骑兵不足。不过，汉武帝受到赵破奴部七百骑兵破楼兰战绩的鼓舞，简单比照了一下大宛与楼兰人口比例（大宛三十万，楼兰约四万），为首次出征大宛调拨了六千骑兵。此次的出兵规模，与曾出使过大宛的姚定汉等大臣声称，大宛兵弱，只需3000士卒即可破紧密相关。此次出征，汉武帝虽然还是实施孤军深入、长途奔袭的战术，但并未像以前那样破格提拔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优秀将领统军出战，而是起用了毫无军事统帅之材的李广利。因为在汉武帝看来，此番西征是一桩不可多得的立功封侯的美差，故而于公元前104年以其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匈奴对西域的控制，不仅仅体现在楼兰、姑师两国上。据《史记》载，西域诸国路途遥远，汉军难以到达，汉使者过境时，诸国往往要求汉使用布帛财物购买食物和马匹，不给提供任何便利（“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必市乃得所欲”），而匈奴使者过境时，仅凭单于的一封信，这些国家就免费轮流供给他们食物，毫不敢怠慢（“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为削弱匈奴在西域的影响，西汉一方面直接以重币财物相笼络，让汉使携“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厚赂乌孙、大宛等，以表达结盟诚意；另一方面则大张旗鼓以炫耀的姿态，把汉使的消息传至匈奴，使匈奴抱怨诸国，加深匈奴与诸国间的矛盾，想借匈奴之手拉西域倒向西汉。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以买马为名，遣使者带20万两黄金及一个金马出使贰师城（今土库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但大宛王毋寡（也称：母寡）“因汉绝远”，执意不予，并截杀汉使，取其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