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经济

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

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规。”[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

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即就一千六百部计，在此四百年中，以平均每年当出四部十卷。”[10]

魏晋南北朝佛教之兴盛，可以从寺院经济之繁荣上表现出来。当时寺院之豪奢，南北方大致相类，现以北方为例。《洛阳伽蓝记》中所叙：“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11]“庄严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异，难可具陈。”[12]“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13]此等描绘，虽有言词艳丽之嫌，但从中大致可以反映出当时寺院之富庶。实际上，在中国佛教之发展过程中，寺院经济状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自从传入中国起，就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认为：“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

路。”[14]而丝绸之路主要是商业贸易往来的通道，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就带有某种商业性质。如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沚。”[15]自西域来华的安清，“吴末行至扬州，使人货一箱物，以买一奴。”[16]《弘明集》牟子《理惑论》中也说：“今沙门，……取贱卖贵，专行诈诒。”[17]可见，早期佛教就与商业活动有着不解之缘，而这最初的商业活动，给寺院经济奠定下了起始的基础。

自永嘉南渡至隋灭陈重新统一的这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时期，可谓是寺院经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繁华之状，在前已有描述。现在我们要探求的是，为何这一分裂时期会给寺院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契机，且这一现象在南北方都出现了，这是值得注意的。因此，我们在思考这一问题时，不仅要从这一分裂时期的总体时代特征上加以把握，还要从南北方具体情况上考虑，以便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

关于寺院为何能聚敛大量财富的问题，前人已作了不少研究，总体上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吸收大量流民为寺院劳动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战事频繁，其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一方面，乱世期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安置如此巨额的流民，另一方面，西晋时期的士族，在永嘉之乱中受到很大冲击，大批士族地主南迁，“一般来说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18]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封建庄园也无法起到吸收流民的作用。同时，一些地方性政权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异常残酷的剥削他们所控制的那部分农民，也使其民加入流民的行列。如史书中记载：“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19]可见，当时社会矛盾在于，大量存在的流民与缺乏的社会收容实体之间，于是乎，寺院就自然的扮演了这一“慈善收容所”的角色。寺院吸收大量流民，使之成为其依附，史有所载：“道人又有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丁），尼则皆畜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皆不贯人籍，天下户

口，几亡其半。”[20]此种说法，虽不免夸张，但寺院控制大量依附民，确实不争的事实。寺院吸收流民，往往打着“慈善”的旗号，但事实上，“寺院对孤寡的抚恤并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在寺院大量财富渐渐转为土地资本情况下，这些被抚养的孤儿往往就成为寺院的无偿劳动力。如道安入寺之初，‘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苦，曾无怨色。’（《高僧传》卷五本传）这样，招纳孤寡的行为就成了一种高效的投资，使寺院财富进一步增加。”[21]由此，我们可以定论，乱世所造成的流民，使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上层社会的佞佛施舍之风。当时社会中存在着普遍的佞佛之风气，南北方皆然，其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本文在后会有论述。不可否认的事，上层社会贵族官僚的施舍，也是寺院财富的来源之一。《洛阳伽蓝记》中所载八十多所寺院，宗王所立者十，宦官所立者五，帝王所立者五，官僚所立者五，外戚所立者三，可见舍钱立寺为上层社会之一风尚。若不能立寺者，亦大加施舍，以求立碑，如“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以下。”[22]当时施舍之盛，可谓是“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23]在同时代的南朝，也存在此等现象，“竭财以趣佛，破产以趋佛。”[24]其中，尤以梁武帝为甚，史载他于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三次在同泰寺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25]社会上之普遍佞佛之风，与贵族官僚的大量施舍，构成了寺院财富的重要部分。

三、寺院享受经济特权。寺院经济发达的一部分原因是它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