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弓形虫

猪弓形虫
摘要: 弓形虫病是一种分布广泛、危害严重的人兽共患病，不但在公共卫生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对养猪生产也曾造成过巨大经济损失。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猪弓形虫病的流行情况、致病作用、诊断方法以及防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本文就该病的研究进行简要概述。

关键词: 猪;弓形虫病;流行情况;致病作用;诊断;防制
弓形虫病是由龚地弓形虫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疾病，广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地。

人的先天性弓形虫病在胎儿或婴幼儿可出现发育畸形、智力障碍、脑炎、脑膜炎甚至死亡等的临床症状。

在免疫抑制及免疫缺陷人群，如器官移植、恶性肿瘤及爱滋病患者中，弓形虫病是常见的致死病因之一。

弓形虫病对家畜的危害也很严重，许多畜禽如猪、牛、猫、犬、羊、马、骆驼、家兔、鸡、鸭等都可以感染弓形虫且出现病症。

其中以猪的感染率较高，20世纪70～80年代，弓形虫病曾在我国养猪场中大规模暴发流行，死亡率可高达60%以上，曾给养猪生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本文主要就国内猪弓形虫病的流行情况、致病作用以及诊断和防制等方面的研究作一简要概述。

1 流行情况
1955年，于恩庶等在福建首先从家兔、猫和猪体中分离出弓形虫［1］。

1977年，上海市农科院证实“猪无名高热”是由弓形虫引起的。

猪弓形虫病的暴发，引起人医、兽医对本病的研究热潮。

我国各地的有关单位对猪弓形虫感染情况作过流行病学调查，例如，张德才等（1990）以间接血凝试验调查辽宁省12市34县猪弓形虫感染情况，阳性率为38.7%［2］。

傅斌等（1993）应用滤纸干血滴间接血凝试验调查山东省9个地区15个县市的弓形虫感染情况，其中猪的阳性率为30.34%［3］。

由轩等（1998）应用间接血凝试验对采自哈尔滨市4个生猪定点屠宰厂、齐齐哈尔某生猪定点屠宰厂和佳木斯种猪场的358份猪血清进行了弓形虫病抗体检测，结果检出阳性猪30份，阳性率为8.37%［4］。

邝泳娟（2002）应用间接血凝试验对采自深圳市部分大型猪场727份猪血清进行了弓形虫抗体检测，平均阳性率为39.3%，阳性率最低为10.0%，最高为100%，只有一个猪场为阴性［5］。

上述结果表明，弓形虫在猪群中感染普遍。

2 致病作用
随着弓形虫感染检测手段的不断完善，以及高新技术在寄生虫研究领域的应用，近几年对弓形虫感染的危害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许多资料表明孕妇的弓形虫感染率较高，并与异常分娩密切相关，弓形虫感染是导致胎儿畸形、缺陷的危险生物因子之一。

在养猪业生产中，急性弓形虫病会引起母猪死胎、流产或产弱仔，仔猪发热、呼吸困难、衰竭;急性腹泻型弓形虫病多发于30日龄左右的仔猪，患病仔猪水样腹泻，病程短促，多在1～2天内死亡［6］。

江苏省农科院（1977）对35例人工感染弓形虫后发病猪的主要脏器进行大体病变观察和组织学检查，均发现典型病变，脏器病变主要集中在肺、肝、淋巴结及脾［1］，这是国内最早进行的猪弓形虫致病作用的研究。

王秀琴等（1999）通过对猪腹腔注射感染猪弓形虫，观察人工感染弓形虫病后猪的症状、病理变化以及测定最适宜的感染剂量。

结果发现感染后第5天病情严重，出现腹股沟淋巴肿大，腹水增多，皮肤上有出血点等特征症状;剖检可见肝肿大，有散在性结节，脾出血，脑充血、淤血等病变;最适宜感染剂量为每头猪3000
万～3750万个滋养体［7］。

在实际生产中，猪弓形虫多与其它病原体混合感染，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猪弓形虫与附红细胞体、巴氏杆菌、伪狂犬病毒以及猪瘟病毒混合感染的病例报道［8～10］。

3 实验室诊断
3.1 病原学诊断方法
可将肺、肝、淋巴结等作涂片，干燥后甲醇固定，姬姆萨染色检查。

也可以将上述病料研碎加10倍生理盐水进行动物接种。

病原学诊断方法较为简单，结果较为可靠，缺点是敏感性低，耗时太长，容易漏诊。

3.2 免疫学诊断方法
免疫学诊断方法是进行弓形虫感染调查、临床弓形虫病确诊的常用方法。

一般采用直接凝集试验（DAT）、间接血凝试验（IH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等方法检测抗弓形虫抗体或循环抗原。

这些常规的免疫学方法具有简易、快速等优点，但对于阳性结果的分析要慎重，需要密切结合临床资料，实行动态观察，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近年来，各种新的或由传统技术改良而来的免疫学技术已被用于弓形虫的免疫学诊断。

免疫酶染色试验（IEST）就是在染色试验的基础上，以玻片上的弓形虫作为抗原，与血清样本中抗体反应，加入酶标二抗及底物，以虫体周围出现完整的淡黄色作为阳性标准。

该法简单、敏感、特异、快速，可在现场使用。

赵恒梅等（1995）用该法检测兔和人的血清，阳性率分别为100%和94.1%，与间接免疫荧光法（1FAT）无显著差异［11］。

免疫金银染色法（IGSSA）是一种较新的免疫诊断方法，其原理是胶体金探针与相应抗原或抗体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经过银显影处理后，使金颗粒周围吸附大量银颗粒，光镜下即可见褐色金银颗粒。

由于银染色对金颗粒之信号有放大作用，所以敏感度很高。

张阳根（1996）以弓形虫虫体作抗原，用该法检测弓形虫抗体，结果与IFAT高度一致，反应在2小时内完成［12］。

斑点免疫结合试验（DIBA）是从固相酶免疫测定法发展而来的、较简便的固相标记免疫测定方法。

其特点是以微孔薄膜（NC膜、尼龙膜等）作为载体，利用微孔膜的过滤性能和毛细管作用，阳性结果在膜上出现着色斑点，反应在几分钟内就可完成。

除上述方法之外，还有许多其它快速的免疫学方法，如免疫磁性微球技术、碳粒凝集试验和双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曾用于弓形虫的检测。

但大多数方法用于抗体检测，而用于循环抗原检测的方法很少，而且这些方法因敏感度、特异性不够高、操作复杂、成本较高等原因尚未应用于兽医临床，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3.3 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
以PCR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寄生虫DNA的检测，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具有敏感、特异、检测迅速等优点。

目前，应用于PCR检测的弓形虫靶基因主要有两个:B1 基因和P30 基因。

B1 基因是从弓形虫国际标准强毒株（RH株）基因组文库中克隆筛选的一个2.2kb的片段，它是在整个基因组中有35个拷贝的串联重复片段，Ho-yen等（1992）应用B1 基因设计合成一对扩增片段长度为194bp的引物，成功建立了一种巢式PCR方法，用于检测病人血液样品中的弓形虫［13］。

P30 基因为编码弓形虫速殖子表膜蛋白P30 的基因，Savva
等（1990）首先应用P30 基因设计引物进行PCR检测，发现对所检测的7株弓形虫株都能扩增，且对任何其它寄生虫与微生物都未见扩增［14］。

Jauregui等（2001）根据弓形虫核糖体第一内转录间隔区（ITS-1）序列设计引物，建立了猪弓形虫的PCR检测方法。

结果表明，其敏感性最少可检出100fgDNA，相当于一个虫体DNA的含量，且与其它8种原虫均无交叉现象，而且虫体发育的任何阶段都能检出，提示可用于临床诊断和猪肉产品的检验［15］。

国内还没有此方面的报道，但由于弓形虫在畜牧业生产和公共卫生方面有重大的意义，所以猪弓形虫PCR诊断方法是兽医寄生虫和猪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4 防制
4.1 预防
弓形虫病的一般预防措施有:圈舍保持清洁，定期消毒;加强猫的饲养管理，防止猫及其排泄物污染畜舍、饲料、饮水;消灭老鼠;家畜流产的胎儿及其排泄物，以及死于本病的可疑病尸应严格处理等。

弓形虫病的根本防制手段是研制行之有效、使用方便的疫苗。

但弓形虫生活史复杂，感染途径多，且可形成包囊逃避宿主的免疫攻击，因此研制弓形虫疫苗较为困难。

现阶段还没有较完善的商品化的弓形虫疫苗可供使用，一切还只是处于研究阶段。

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辐照致弱减毒活疫苗、亚单位疫苗、复合多价疫苗和DNA疫苗。

4.2 治疗
目前，弓形虫病的治疗以化学药物为主。

对于猪弓形虫病，一般可用磺胺类药物与抗菌增效剂合用。

常用的配方有:磺胺嘧啶（70mg/kg）+TMP（14mg/kg），每天两次口服，连用3～4天;或用磺胺-6-甲氧嘧啶（60～80mg/kg）+TMP（14mg/kg），每天1次口服，连用4天［16］。

磺胺类药物与抗菌增效剂搭配使用虽有一定疗效，但复发率高，有一定毒副作用。

目前人医正进行着各种新药对弓形虫病的药效研究。

结果表明，有部分新的化疗药物对治疗实验感染的弓形虫病具有良好治疗作用，可以避免以往治疗方案的一些缺陷。

被证明有效的化疗新药包括: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中的罗希红霉素、阿齐红霉素、克拉红霉素;二氢叶酸还原酶抑制剂类药物中的三甲氧苄胺嘧啶、吡哆喋呤、三甲氧喋呤;还有氯林可霉素、强力霉素和美浓霉素都被证明对实验感染的弓形虫病具有治疗作用［17］。

但这些药仅仅是试验阶段，能否真正用于临床特别是养猪生产上，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许多专家研究认为，免疫抑制可诱发隐性弓形虫感染的活化，提示宿主免疫机制控制了弓形虫病的病程及转归，其中细胞介导的免疫起主导作用。

因此各种免疫增强剂及细胞因子在人体弓形虫病治疗中的应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18］。

因此，合理的联合用药，并适当的应用免疫调节剂可望成为治疗弓形虫病的较为安全有效的方案。

而免疫调节剂也是兽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有可能成为防治猪弓形虫病研究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