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群体的主要利益诉求与社会融入

城市新移民群体的主要利益诉求与社会融入作者：廉思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01期对于特大型城市而言，它的城镇化进程内生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新兴群体——城市新移民。

该群体是指年满16周岁且1980年以后出生，在城市工作、生活而没有取得该城市户籍的中国大陆地区居民。

“城市新移民”中的“城市”界定了这个社会群体生活工作的空间位置，包含两个对应关系，一是“乡—城”关系，即该群体中一部分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另一个是“大—小”关系，即该群体中一部分是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

“新”是指“新生代”，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

“移”是社会群体变动的状态与结果，对应着“户籍”这一制度概念，个体以取得当地户口为标志，从一个外来人变为“市民”。

“民”是从法律角度和发展角度来考量，有“公民权力”的内涵，即个体需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年满16周岁，可以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

城市新移民包含的三个典型群体是：“蚁族”（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白领。

一、城市新移民群体的主要利益诉求1.“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以经济诉求为主，呈现保障生计的特点。

以北京市为例，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市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2%，预计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60%以上。

据统计，北京市目前16～3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10多万人，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此可见，青年流动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成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助推北京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根据我们2012年调查显示，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其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仍处于相对较差水平。

从经济收入上看，该群体月均收入为2558元，远低于北京市2011年职工月均工资4672元。

从社会保障水平上看，该群体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合同的仅占9.3%；医疗保险的缴纳率为57.7%；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缴纳率分别为52.1%和50.4%；失业保险缴纳率仅为35.9%；生育保险缴纳率则更低，为26.3%。

基于此种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多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希望提升收入水平，增大社会保障力度。

尤其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见识较多，维权意识也比较强烈。

如果在劳动待遇等方面采取“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等歧视性、不公正的作法，会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不满，并使之丧失社会归属感。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生活满意程度的参照，主要是迁入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如果经济诉求长期得不到回应，极易产生对抗行为，引发治安事件。

2.“蚁族”群体以留京居住诉求为主，呈现在职贫困的特性。

我们的调查显示，2013年北京“蚁族”群体规模达16万余人，平均年龄为25.9岁，其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43.9%，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达7.4%，并呈现出“在职贫困”的特性。

虽然该群体中多数人具有工作岗位，且平均月收入高于绝对贫困水平（月均收入4133元），但其生活质量却较低，主要选择居住在房租便宜的城乡结合部和社区地下室中，平均居住面积为6.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及以下”的占到67.8%，41.3%的人与他人合租，基本生活支出月均1530元。

大多数“蚁族”有着较强的留京意愿，希望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拿到北京户口，购置北京房产。

但是他们的家庭经济地位相对较差，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到94.7%，且多来自农村（55.0%）、县城（14.9%）和乡镇（13.6%），难以对其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

在住房政策方面，有接近六成（58.7%）希望政府能够为他们提供廉租房居住。

希望政府能够调控房价、为他们提供经济适用房和规范房租租赁市场成为紧随其后的需求。

调查同时表明，在社会不公平感方面，有43.5%的“蚁族”认为“因权力导致了不公平”，有22.8%认为“因阶级阶层导致了不公平”。

通过几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当出现国家利益受损、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群体尊严受到打击、发展上升通道阻滞等特定情况时，在特定情境下，该群体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就可能会发生。

而聚集的居住状态，也使他们相对集中、容易组织。

因此，社会管理应长期关注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动态，避免影响和谐稳定的因素出现。

3.“城市白领”群体以社会参与诉求为主，呈现普世多元的特征。

“城市白领”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占优势的新兴群体，其受教育水平较高，工作收入较高，诉求更多地集中于社会参与层面，并呈现出对普世价值和多元文化的浓厚兴趣。

我们2012年调查发现，有71.9%的“白领”表示愿意参加志愿活动，有50.1%表示愿意参与到社会管理工作之中，而当“对自己身边的事务有不满意的地方”时更有超过半数（50.3%）的“白领”表示自己会“站出来，向有关部门反映”。

同时在深访中也发现，该群体对社会事务有着细致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公民参与意识较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定的认同感，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是他们口中出现较多的关键词。

此外，该群体中社交网站的使用率为81.9%，微博的使用率为87.0%，有26.3%表示自己大多数时间使用智能手机上网。

这些即时通讯工具的频繁使用，使得该群体的意见表达方式具有“跨地域性”和“共时性”的特点。

普世多元的价值观倾向结合独特的价值观输出方式，往往使该群体的言论会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二、城市新移民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城市新移民群体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条件下产生的典型阶段性青年群体。

他们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是人口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蚁族”、白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发展方向只能是融入城市，实现从“移民”到“市民”的转变，这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需要明确的是他们是分层次融入的，城市对其接纳是一个逐步、分批的过程。

1.人口城市化的排头兵、先遣队、主力军。

白领在整个新移民群体中，拥有最高学历、最高收入、最深卷入度，具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是最具有潜力、能够融入城市、实现由“移民”向“市民”转变的青年群体，是人口城市化的排头兵，是城市新移民中转变为市民的第一梯队群体。

“蚁族”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城市文明有着较高的认同感，已将城市生活内化于心，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知识储备丰富，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相比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先行军，是城市新移民中转变为市民的第二梯队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新移民的主体，他们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他们的职业状况和经济收入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他们庞大的数量决定了他们会成为城市化的主力军，他们是中国城市建设的决定性力量，他们融入城市，变成市民具有历史性意义。

2.维持经济增长、激发经济活力的主要载体。

由于城市特别是大中型城市长期保持低生育率，城市户籍劳动人口将在未来进入减少期，长期以来支持城市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减弱。

在此过程中，外来劳动力扮演的角色将愈发重要。

具有活力的“新移民”群体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城市的人力资本不足，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供给者。

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移民多是低龄劳动力人口，有较长的潜在就业年限；另一方面在于新移民内部类型丰富，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和“蚁族”，有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能够通过市场机制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同时，新移民作为青年群体，最具有创造力与活力，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些新路径和新方式。

3.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

城市新移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希望，而原有以户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不能覆盖到他们，以户籍为依托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体系也将其置于城市的边缘，今后一段时间，城市公共服务将实现从“户籍人口”到“实有人口”的转变。

应引导、鼓励该群体有序融入城市，共享发展成果。

作为双重边缘人的城市新移民，他们在城市的权益得不到维护，经济状况也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但他们认同了城市文明，具有乡缘、业缘、学缘和趣缘，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又是市民的工友，具有广泛的社会网络，相对剥夺感强烈，是最有意愿改变社会结构而实现阶层跃升的青年群体。

三、实现城市新移民的有序社会融入实现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权责清晰责任到位、保障基本尊重特性、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工作原则，必须按照体现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以保障生产方式融入为出发点，以促进生活方式融入为支撑点，以实现精神文化融入为目标点，以城市社区、用工企业为基础，以社会力量为补充，不断加大对城市新移民的工作力度，努力形成少部分城市新移民成为新市民“融入有机会”，大部分城市新移民提高技能本领“发展有希望”，所有城市新移民在生存保障、精神文化方面“生活有尊严”的有序融入格局。

1.制定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政策，形成适度普惠的社会福利体系。

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在诉求方面的差异以及各自所拥有的经济文化资源，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过程中，应该坚持高端有市场、低端有保障的原则，鼓励市场为社会高端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政府应当特别关注和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要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白领和“蚁族”等流动人口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

具体而言，在教育方面，以软件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优化配置教育资源，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可及性，保障教育公平，全面提高实有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在住房方面，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和保障房建设力度，并进一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加大廉租房和公租房供给力度。

在社会救助方面，要完善社会救助动态调整机制，减少物价上涨对城市新移民中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影响。

总的来说，要发展出一条适度普惠型福利体系，在保障市场活力、发挥社会效率的基础上让全体社会成员都得以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2.积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容易造成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了隐患。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促进内需，特别是增强居民消费需求，防止经济增长乏力的需要。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必须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其核心要义是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过高收入。

一是提高劳动工资的比重，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予以适当的政策倾斜。

二是推行垄断性行业改革，建立起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机制，为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中小企业创造发展机会。

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城市新移民群体的职业专业化程度，并进一步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

四是完善税收制度和征缴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适当减少对“蚁族”、白领等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