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_读_翻译与帝国_后殖民理论解读_

语言文学解读小说语言应用●　黄　滔 徐刚 赵婉彤后殖民视域下的翻译——读《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黄滔将翻译置于后殖民理论视域之下，这是近十几年的翻译文化转向理论研究的新角度。

道格拉斯用独到的角度展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脱离其宗主国后面临的新问题—即在文化和翻译上不知不觉又不可避免的受前殖民者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或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一、后殖民翻译研究概况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通常被认为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在印度独立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崭新的意识，然后揉合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侬（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写作理论，最后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文化批评话语。

后殖民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

“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于1997 年首先提出。

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在国内受到追捧。

国内专门研究后殖民翻译理论的两本本专著分别是孙会军的《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和吴文安的《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开始进行个案研究，用后殖民翻译理论分析我国的翻译现象及译作，如，陈历明《从后殖民主义视角看〈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 年第6 期）、王辉的论文《后殖民视域下的辜鸿铭〈中庸〉译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1 期）、严晓江《理性的选择人性的阐释——从后殖民翻译理论视角分析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因》（《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 年第5 期）等。

二、后殖民主义系统分析道格拉斯（1997）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的解释》中对后殖民系统分析并归类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在20 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怎样适应、抵抗和超越殖民主义的文化残余,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结束以后的文化状态; 二是研究欧洲殖民统治开始之后,从16世纪起到现在殖民地怎样适应、反抗和超越殖民主义文化,因此,后殖民指殖民主义开始之后的文化状态;三是研究20 世纪末期所有的国家、社会和民族之间的文化权力关系,主要指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反应、冲突和抵抗,因此,后殖民也包含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权利关系。

罗宾逊认为翻译作为殖民的渠道到翻译作为避雷针为殖民主义崩溃后拯救文化的不平等性，再到翻译作为非殖民化的渠道阶段，这些阶段在叙事上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关：在过去，翻译被用来控制教育和塑造殖民地人，现在，翻译依然在后殖民性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中保持着急剧上升的趋势。

罗宾逊认为翻译在目前阶段在殖民和非殖民化方面的作用依然很明显。

三、理论局限性本书堪称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开山之作。

作者将着眼点放在翻译在帝国主义控制美国、印度和菲律宾过程中的作用，所选论著也是以英国和印度后殖民关系为主要题材。

关于亚洲其他国家和非洲的后殖民翻译状况鲜有关注。

对西方世界内部的殖民与被殖民关系及其对翻译68语言文学的影响的探讨花费笔墨较少。

台湾学者胡功泽对德国传教士理查德•威尔蒙（Richard Wilhelm）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用德文翻译的中文经典著作做了个研究，认为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一定影响译者及译作，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才是影响翻译的最重要因素（胡功泽，2006）。

四、总结从后殖民权利与政治关系考察翻译活动的本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我国翻译研究打开了崭新的视角，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正如罗宾逊所言，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既是殖民化的途径，也是解殖民化的工具”。

由于后殖民语境下存在着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便产生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翻译难以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信息转换。

后殖民主义翻译就是第三世界要借此来“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族国的文化束缚，改变本土文化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重新定位东西方文化间的关系，平等地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

（张京媛，1999：38）以后殖民理论解析翻译的政治、翻译的典律和翻译的伦理,以及它们与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 指出它们对居于弱势文化的译者避免自我殖民和重新书写民族文化身份的意义和价值。

该书也为我国的译者提供了一种认识，即译者有责任在翻译中坚持民族文化身份,从理论上认识到翻译的政治性,并在翻译实践中注意文本的选择、策略的制定以及翻译批评等因素对塑造民族身份的作用,把本国的优秀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让外国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真谛。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经贸外语学院］话语的力量——浅析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在分析东西方关系上的应用徐刚 在当今世界，东西方从总体上来说还存在着主流与边缘，控制与被控制的霸权关系。

而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颠覆西方霸权话语的有力理论武器。

它揭示了西方主流话语下的深层权力机制；另外，它还为我们指出了颠覆西方霸权话语的策略—开展文化批评，以东方的“反话语”来解构西方的霸权话语。

因此，本文将利用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对东西方之间关系展开论述，并对其所起的积极予以较为详尽的分析。

迈克尔，福轲（Michel Foucault）是现当代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在他去世之后, 著名的美国人批评家大卫，休伊在《伦敦书评》中说道，迈克尔，福轲死了, 这预示着法国哲学一个时代的结束。

虽然福轲已经去世许多年了, 他在哲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理论. 不仅在哲学领域，而且在几乎人文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

本文将着重分析他的权利话语理论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应用。

在他的作品中，如《疯狂和文明》(1861), 《知识的考古学》(1969)和《纪律和惩罚》(1975), 他用“话语”来探究权利与知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共同产生主体与客体性身份，“话语”即一些机构及其规章制度的规则，它们赋予人们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意义，知识或真实. 下文将首先对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予以简要介绍。

一、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的基本内容广义上的话语是指一些表达的形式，代码，语言和日常行为规范，通过它们来确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特定的意义. 因而“话语”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语，而是某一时期的阶级意识形态与知识的载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话语即使权利，因为它赋予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

福轲早期的一些作品，如《疯狂和文明》(1861), 《知识的考古学》(1969)，都在这一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

在他的著作中，福轲用“话语形成”和“话语实践”来分析某一特定权力机构建立其“真实”的规则, 即规定在某一特定社会中什么是“真实”。

“话语形成”是指某种“严肃的”话语和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它是由自身所包含一对对相互矛盾的话语所定义的。

福轲认为，“话语形成”即是由社会的权利机构的作用所形成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话语之间的妥协所达成的一种稳定性。

正是由于它具有这一特点，“话语形成”能够反映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风貌。

他所关注的是在某种条件下某一话语的出现的内在意义。

因此，“话语形成”能够反映出等级的差别，它可以巩固某一业已形成的主体（如在性别，社会地位，阶级等方面）的利益。

反过来，这些主流话语又得到现存的法律制度，教育和媒体的强化。

福轲这一理论的内含在于反映出社会的每一成员都不可避免地生活的特定的话语中，受到它的规范，约束和限制，然而，福轲的理论强调的是话语之间相互摩擦，碰撞，分裂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能回颠覆处于主流地位的话语。

因为福轲所指的“话语实践”并不是那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话语的贯彻实施，其实这正是福轲所极力批评的。

因为话语是具有多重含义的，它的含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的而改变，所以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主流话语，所谓的“真理”只是权力运作的产物。

二、福轲的权力话语理论在揭示东西方权利关系方面的作用在福轲的早期著作中，他就开始分析社会体系中如文化，意识，语言，政治等方面和话语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

福轲所指的话语实践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行为，它是指那些“严肃”的言语行为，即那些具有权威的主体所说的，并被大众所无意识地接受的话语。

因此，那些主流话语常常以真理的形式出现。

福轲认为，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话语就是权力。

它是一种排斥异己的权力形式，因为它可以被用来抑制人们的思想，阻止人们的思考空间超出主流话语范围之外。

因此，话语自然成为权力主体所追求的对象。

福轲的权利话语理论在分析东西方权力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萨义德在他的著作《东方主义》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把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 post-Enlightenment），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