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松：永远做自己喜欢的事

江松：永远做自己喜欢的事
初见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副所长江松，看不出一点人们想象的“海归”们“洋派十足”的打扮——毛衣衬衫都是颜色暗灰，样式普通，外面的夹克也是人们随处可见的那种。而让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感觉到奇怪的是，“江松一点儿也不像国外回来的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做数学物理研究的人，往往都是性格内向，不苟言笑。这一点，江松又是一个绝对的反例。江所长总是“笑眯眯的”，不笑不说话，而且常常爽朗大笑。他的眼睛也格外引人注意——大而明亮，炯炯有神。会说话的眼睛配合着不变的笑容，不禁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为人和善并且意志坚定。
永远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仅是江松现在培养孩子的原则，更是他从20多岁起，在德国学习，耳濡目染，并且根深蒂固的看法。“对于我来说，搞科研，就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注重过程，不太注重结果。”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加上回国后的科研工作，科学研究给江松带来一次次过程上的享受。尽管目前作为管理者的他，往往与行政脱离不开，他说“我是科研出身，希望将来还要做科研。”“你只有喜欢才能干得好。”
人物简介：
编者点评：
做自己喜爱做的事，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做的更完美。当你认准自己喜欢的事业，就全身心地去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努力把它做到更好，把事业当作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形成一种追求，相信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去解决问题。
现在，最优化的思维方式几乎成了江松的习惯，即使是到餐厅吃饭，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根据盘子大小、客流量、职工人数，在脑子里计算这家餐馆的成本会有多大，他们的盈利能有多少。江松“呵呵”地笑着自我评价，“已经形成习惯了，改不了了。”
父亲的“坚持学习”的原则把他送上“为学”的道路
江松的父亲是一名专科学校的物理老师，是那种“很传统的知识分子，自己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愿意去管的人”。江松的小学和中学时光，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都不学习了。但这个时候，江松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看报、备课，并且坚持要求孩子“一定要学习”。父亲常常说，“无论什么社会环境，学习都是有用的。学习了一技之长，就是修鞋、做衣服也可以的。”
江松的爱人是北京人，1990年在北外读大三的时候就前往德国攻读波恩大学的语言文学硕士。一个人刚到德国人生地不熟，到处找房子，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江松恰好刚刚上任，对学生服务工作热情正高，遇到师妹需要帮忙当然不遗余力，联系了不少房东，自己“初审合格”之后，就带着师妹去看房子。江松把这段故事描述为“以公谋私”。“留学生到那儿都要找房子，我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要亲自带人家去的。”说到这儿，他情不自禁地重复道，“说不清楚，就是缘分嘛。”
回国之后，由于工作忙，江松照顾家里的时间明显减少，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由爱人在做。江松说到此处，语气里流露着诚恳，“我很感谢她的。”
博士后父亲帮女儿写算术题答案
对于女儿，江松认为自己“承担起了做父亲的责任”。不管工作多忙，江松“铁打不动”，每个周末一定要选一天陪女儿，并且安排一天的活动——上午带她去找老师练武术，下午陪她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参观博物馆。两人还有共同的爱好——看科幻电影。江松8岁的女儿很有意思，把爸爸妈妈分工很明确，她在玩、学习的时候会去找爸爸，生活上会去找妈妈。
选择数学，是先结婚后恋爱，并且已经爱得不能回头
1978年，徐迟写了《歌德巴赫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想》，这篇文章中所传达的数学魅力打动了包括江松在内的一批人，不少人就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决定报考数学专业。“其实报考数学专业之前，我并不了解数学是怎么回事，而且整个大学时期，这种兴趣还是非常模糊的。直到研究生阶段，我才发现自己已经迷上数学了。”这个过程，江松称为是“先结婚后恋爱”。
40岁出头，已经成为副所长的他却有了不少白头发。当记者谨慎地笑问他是不是“劳累过度”时，他说，“以前总给人家解释是遗传因素，但后来看到报纸上说血液比较热的人，头发才比较容易白，所以我就开玩笑地告诉人家——因为自己是热血青年。”
朴素的外表，外向的性格，好像都与人们印象中的科研院所的领导有些相违背。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怎样的生活态度，造就了这样一位开朗、爱笑、并且已经成长为年轻的所长的数学家呢？
异国的爱情从找房子开始
德国读书11年，江松在学业上获得了丰收，不仅如此，他还获得了另外的、被他称为“最大的成果之一”——在德国找到自己的爱人并生了一个女儿。说起在异国的恋爱，江所长爽朗地笑起来，喝了一口水，用力地眨了眨眼，仿佛当时的情景再次重现，”认识的过程非常偶然，就是因为找房子她才会接触我。这就是有缘分哪。”
导师的“民族责任感”坚定了学生“回国”的信念
如果说父亲对学习的坚定把江松送出了国门，那么可以说他德国导师的“民族责任感”又把他在学成之后送回了国。
德国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把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赶到了美国。二战后，德国科学界一落千丈。这时候，国家决定选派一些优秀的德国人到美国去学习，江松的导师名列其中。两年之后，学习结束，这时候德国国内生活仍然非常艰苦，但美国条件要好得多。江松的导师没有选择像很多人那样留在美国的道路，毅然回国。他对江松说，“我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有责任回国参加德国建设。”
江松要求孩子晚上8点半一定要睡觉，有几次，孩子的算数的作业题很多，但无非是要求做一百道类似于“2加3等于几”“5减3等于几”的题目。可已经到了睡觉时间，孩子的题目还没有算完。江松要求孩子去睡觉，而他自己为女儿填上了数学题答案。
“小孩子睡眠不足会影响智力的。”这一点上，江松的眼里又流露出德国人严谨的风格，但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单纯的溺爱，而是江松认为，比较德国小学生“以玩为主”的教育方法，中国小学生没有必要为了“类似的题目”花大量的时间。“小学学得好并不能代表什么，小学学习分数高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关键是让他们培养出对学习的兴趣，让他们喜欢上学习。”这是中国的数学家对儿童教育的理解。
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学习的兴趣和习惯。
大学临近毕业，父亲“坚持学习”的思想再一次影响了他。在封封来信中，父亲如同做思想工作一般苦口婆心地劝他继续读研，“考不上也没关系，也先试一试。”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的江松回忆当年的选择非常感慨，“如果没有父亲的坚持学习，我可能参加工作，走的完全是另外一条路了。”
做了十几年数学研究，江松的思维方式越来越有数学家的特点了。他那种“喜欢研究过程，研究为什么”的作风，在生活中也常常能够找到影子。在德国的时候，江松在街上开汽车，同行的人发现，他每次前往同一个目的地，总是在变换道路。他说，如果换另外一条路走，就要少走一个红灯，路程会更短，时间会减少。有意思的是，几个同学在圣诞节到导师家吃饭，几乎每个人都说自己曾经计算过走那条路的时间。“可能做数学的人养成了习惯了，做什么都喜欢研究它的最优化的效果。”江松哈哈大笑。
导师的这一段经历，他对祖国的热爱及对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深深影响了江松。他觉得导师已经潜移默化地告诉他一个理念，“你应该回去。应该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凭着这一信念，江松十多年的留学时光，大部分时间从早上八九点学习到晚上九十点，每周只休息一天。“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就不信我会不如你。德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同样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