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

2012年第3期(总第10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3，2012Total No.10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韩淑红（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外来词研究中历史分期问题既不同于汉语史的断代分期，也不同于历史学的朝代更替分割，但又与二者有一定的联系。

全面梳理学界对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的研究，分析外来词历史分期的多样性及不同依据所在，提出两汉时期是汉语外来词引进的第一时期，对其进行断代整体性研究是推动外来词系统历时研究的基础。

［关键词］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两汉［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2）03－0053－05［收稿日期］2012－03－11［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两汉外来词研究”(20121009)［作者简介］韩淑红，吉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汉语词汇史，汉英对比研究。

汉语不仅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

在外来词问题上，汉语与其他语言在界定上有着不同的一点：汉语中源自其他少数民族的词语也是外来词的一部分。

因此，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同民族交流的历史关系更为密切，汉语中出现明确的外来词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虽然学界对外来词的研究日益关注，研究成果也是林林总总，但对于外来词的历史分期大多是散见于其他问题的论述中，专门深入探讨的较少。

本文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求为汉语外来词的断代系统研究奠定基础，并提出两汉时期在外来词历史上的整体性看法。

一、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代表学说随着汉语史的深入研究，学者关于其分期以往多以语法特点为主要参数，近年来又有应参照词汇发展特征进行分期的呼声。

正因为目前学界对汉语史的分期仍有争议，所以分期界限多派观点并存，此不赘述。

同时，这种争议势必影响汉语词汇史的断代问题，而外来词作为词汇研究中的一般词汇，近些年的研究红红火火，但关注近现代，尤其是新时期外来词现象的研究更多，对其做深入的断代研究尚在初始阶段，关于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期也是众说纷纭，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以下观点。

1.二分说对汉语外来词的引进一分为二的说法，一般重在研究现代汉语的相关问题，对历史上古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一视同仁。

李行健、余志鸿（2005：217）提出“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可以从远古时期说起，只要有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就可能把有关的词语借过来，历史上也曾称外来词为‘胡语’”。

袁彩云（2006）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时间开始于汉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大量外来概念和词语进入汉语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王汉生（2009）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在汉朝和魏晋时期开始，更多的外来词是近代和现代吸收进来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外来词大量涌现。

二分学说划分的观点多认为古代外来词始于汉或汉魏，对以后的中古和近代不做细分。

这种只是古今断开的做法显得过于笼统。

2．三分说对汉语外来词的历史明确进行三分的学者首推王力（1982）。

他认为引进第一时期是受北方民族与西域影响的汉代；第二时期是以印度影响为主的东汉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第三时期是鸦片战争以后，以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影响为主。

后来周国光（1986）认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历史最早在西汉时期；其后是印度佛教的输入带来大量的古印度语（梵语）外来词时期；第三时期为近代和现代社会时期。

张德鑫（1993）提出“汉语在吸收外来语方面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主要有‘三次浪潮’”。

第一次是古代佛教传入引起的浪潮；第二次西学东渐引起的浪潮，指的是明末清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三次浪潮缘于当代改革开放后带来的外来词的大量引进。

梁晓虹（1994）也认为汉语的词汇史上较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有三次：一是战国秦汉时期，主要来源于匈奴、西域；二是魏晋至隋唐时期，主要来源于梵语；三是明清时期，主要是源于西语。

她还认为其中来自梵语系统语源词的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和第三次。

其后还有一些学者也持“三分说”。

马景仑（2002）认为第一时期是佛教传入时期，自东汉到魏晋隋唐时代；第二个时期是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时期；第三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刘叔新（2004）划分为一是汉唐时代；二是19世纪后期至“五四”前后；三是当今社会。

张庆翔、刘焱（2005）认为由于翻译梵语佛经带来大量外来词的中古汉语为第一时期；第二时期为近现代时期，因大量留学生赴日而吸收了许多日语汉字词；第三时期是改革开放制度掀起的吸收外来词高潮。

赵爱武（2005）划分的三个时期一是汉唐时期（公元前206－907）；二是晚清至“五四”约一百年间；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期。

张良军、王庆华、王蕾（2006）提出汉语吸收外来语的高峰一是在汉代；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是唐代和清末。

辛红娟、唐丽婷（2008）认为汉语史上大规模吸收外来词的三次一是汉唐时期；二是明末清初到“五四”前后；三是改革开放至今。

宋培杰（2009）认为受西域和佛教影响的时期为第一阶段；受近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时期为第二阶段；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引起的一个新高潮为第三阶段。

黎昌友、彭金祥（2009）认为汉朝和魏晋是第一时期；近代社会为第二时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是第三时期。

就目前持“三分”观点的分期来看，大多依循王力的标准。

存在的不同一是是否把现代汉语时期置于历史分期，如梁晓虹的三期只到明清；再是一期的开端有的学者界定只在汉代，有的汉至魏晋或者至唐为第一时期。

可见三分说之内观点并非统一。

3．四分说正是由于汉语外来词的引进历史久远，分期上的各执一说问题随着“四分”观点的提出更加令人思考。

较早进行再划分的学者是苏新春（1994），他提出外来词的引进包括四次浪潮：一是古代佛教传入时期，东汉—鸦片战争（148—1840）时期；二是近代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五四运动（1840—1919）；三是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1919—1949）时期；四是当代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至今（1949—）。

魏志成（2003）的四个时期包括：一是魏晋至唐代时期；二是明末清初；三是鸦片战争以后；四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汉语时期。

汤志祥（2004）认为外来词引进的四次高潮第一次是汉唐时期（公元前206一公元907）；第二次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840—1917）的近代汉语阶段；第三次是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汉语阶段；第四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汉语阶段。

斯维特兰娜·卡尔玛耶娃（2011）对汉俄外来词的对比研究认为汉语外来词引进历史包括四个高潮期：一是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的汉代；二是佛教盛行的唐朝；三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清朝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四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四分”的划分基本是在王力原来分期上增加了现当代汉语的外来词引进时期，对古汉语阶段没有新的界分。

4．五分说高名凯、刘正埮（1958）是汉语外来词研究的领路人。

他们的分期划分包括：一是从西汉以来与西北各少数民族及亚洲民族、中亚细亚各族交流引进外来词时期；二是梵语对汉语大规模影响的时期；三是13世纪蒙古语对汉语影响较多时期；四是满语对汉语影响的1644年至1911年时期；五是近代欧美科学成就影响汉语的时期。

史存直（1989）对汉语译词和借词的分期也是“五分”说。

他主要分为一是外来词来自匈奴和西域时期；二是来自梵语时期；三是来自蒙语、满语时期；四是鸦片战争前时期；五是鸦片战争以后时期。

潘允中（1989）的分期一是指公元前三世纪五胡乱华以前的上古时期；二是指公元四世纪东晋时代至12世纪南宋前半期的中古汉语时期；三是从13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以前的近代时期；四是鸦片战争以后时期；五是“五四”运动以后时期。

可见提出五分划界的学者更专注于词汇史的整体研究，在词汇系统内部对外来词的历史分期比其他划分更加细致了，特别是对古代历史中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历史分期更为重视。

5．六分说汉语外来词的引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这恐怕是其他语言无法可比的，因此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会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吾三省（1989）认为汉语中外来词的历史包括以下时期：一是西汉时代；二是东汉经魏晋至隋唐时期；三是明朝末年；四是戊戌变法前后；五是五四运动前后；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胡开宝（2005）认为汉语吸收外来词历史分为六个高峰时期：一是汉朝时期；二是魏晋南北朝至盛唐时期；三是明末清初时期；四是鸦片战争至民国建立（1840—1911）时期；五是民国建立至抗战爆发（1911—1937）；六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六分说的出现在于这些学者对汉语外来词引进历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是对汉代提出细分观点；二是对鸦片战争后再进行细分。

虽都是划分了六个时期，但仍存在不同见解。

纵观已有的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期，从“二分”到“六分”反映了学界对此现象的认识逐渐走向细化。

当然这种二元向多元发展的认识论也是思维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是按照由少到多顺序依次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分期观点都有交叉。

二、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的依据在目前关于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的已有研究成果中，之所以存在多少不一的断代分期，主要在于一是各家研究的立足点不同，二是各家对外来词历史分期的依据标准不同。

总体来看，立足于学者自身研究领域或通史研究基础上涉及外来词方面的划分一般较模糊，而针对汉语词汇史专门研究的划分则趋向精细。

各家对汉语外来词历史不同分期的依据主要有以下情形。

1.粗线条时间标准学者对汉语外来词的历史分期依据粗线条时间标准，其中李行健、余志鸿（2005）与袁彩云（2006）、王汉生（2009）等一分为二的分期方式主要因其研究重点为现代汉语的外来词，而将古代汉语引进的外来词一视同仁，不做词汇系统内部的细致考察。

这种只区分古今来划分外来词历史会导致无法展现古代汉语引进外来词的断代特点。

一些学者的“三分说”较二分相对细致，基本也是以时间为划分标准，有的在古代段增加了分期，如周国光（1986）、梁晓虹（1994）与辛红娟、唐丽婷（2008）；有的是在近代后增加了分期，如马景仑（2002）、刘叔新（2004）、张庆翔与刘焱（2005）、赵爱武（2005）、宋培杰（2009）、黎昌友与彭金祥（2009）等。

总体上外来词历史三分的划界也显得粗略。

2.历史事件主流标准以历史事件主流为标准的学者对外来词历史的分期主要参考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外部因素，将明显受到某种外来文化影响的划为一个时期。

如苏新春（1994）等主张外来词历史四个分期的学者主要侧重的就是这一标准。

他们参照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因受少数民族文化、佛教文化、西方科学文化、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影响，而划为相对应的外来词历史的四个时期，但在上下限上略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