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人的政治理性化:马克斯.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探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与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他一生很注重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问题,并努力扮演一位政治教育家的角色。以理性化为线索做精细的梳理,探究韦伯的政治教育思想。韦伯的政治教育面对着特定的时代和问题,其政治教育思想的逻辑线索是理性主义;其政治教育的目标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成熟的现代政治人;其政治教育的方式因政治家、行政官吏等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异;其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要促进政治人在民族国家中理性定位,促进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协调与和谐。

标签：政治教育;韦伯;理性化

一、韦伯政治教育面对的时代和问题

韦伯所处的德国时代是一个“价值重估”的纷乱时代,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等意识形态都在寻求它的“承载者”,然而,德国的这个时代却正是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时代,政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仍操纵着政治,在经济上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却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俾斯麦给德国所留下来的遗产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学教育和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一个习惯于由一位伟大政治家全盘操纵其政治的民族”〔1〕,其结果是官僚阶层独断专行,而理性、成熟的政治人不能诞生。

19世纪前的德国是集权国家,容克地主是其属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在它们的带领下德国获得了民族统一。但19世纪的经济变化已经慢慢侵蚀了这种容克权力的物质基础,在它们为统一民族方面取得重大成就时,其经济地位却在不断虚弱。他们被迫从宗法式地主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人,经济利益成为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容克已不是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其政治变为阶级的政治,而不是民族的政治。韦伯认为,容克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现在它已陷于经济上的垂死挣扎,以往的社会地位无法恢复。然而,虽然容克集团政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但它们的权力本身并没有改变,他们通过对政治机构的控制仍然维持着传统的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在价值观上同化的结果,容克的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默许,同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也加强了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联盟的作用。这些正是韦伯进行政治教育的历史焦点所在。德意志民族要走上理性的现代国家,必须对各个人群尤其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当前资产阶级的幼稚有余而教育不足是民族发展的致命危害,同時指出资产阶级缺乏政治教育的原因在于俾斯麦的统治,“俾斯麦压制了所有的政治天才,他使资产阶级一直逐渐习惯了接受强有力的领导”〔2〕。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一直没有得到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以至使德国陷入了经济上没落的阶级执掌政权而经济上先进的阶级反而过于幼稚不堪领导国家的危险。如何使“资产阶级适于统治,按照韦伯的意见,这部分地要靠政治教育”〔3〕,必须完成繁重的政治教育,向资产阶级灌输政治意识,戒除其作为政治附庸的习惯,鼓励正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责任品质,把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有资格充当领导阶级。当前,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四分五裂”,德国毫无行动魄力,也没有强烈的民族激情,容克失去传

统的天然优势,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判断力,工人阶级也没有踏上政治成熟的道路,德国要成为一个民族权力国家以及保持高素质的德国民族性,就必须在各个人群中尤其是经济上先进的资产阶级进行巨大的政治教育工作。

二、韦伯政治教育的逻辑线索——理性主义

韦伯认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发展成果都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近代政治的经营同样是理性化的产物,因而韦伯的政治教育也是以理性主义为逻辑前提的。理性主义有三种意涵:科学——技术的理想主义、形而上学——伦理的理性主义和实际的理性主义。“科学的及伦理的理性主义,在他们的历史形态下,究竟如何与实际理性主义的历史形态巧妙的联结起来”〔4〕,这正是韦伯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命题的重要缘由。韦伯认为是宗教改革首先实现了宗教上的理性化,特别是清教徒以“入世禁欲主义”来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世俗的职业生活中表现自己具有上帝选民身份的这种“天职”观念促使其努力工作,抑制贪欲,精打细算,崇尚节俭,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进而推动西方的全方位的理性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

但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具有一种互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崇尚工具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的价值理性的理性主义发展却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两难抉择的困境,在政治领域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政治组织的理性化与政治人的非理性化构成了矛盾。近代政治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结果是政治经营的官僚科层化,但是全面官僚科层制在提高社会行动效率、增强社会阶层相互关联、形成社会共识的同时也抹杀了政治人的理性自由,政治人变成了冷漠的、按规矩操作的螺丝钉,面对着“铜墙铁壁”似的组织,只能作个“秩序人”和“组织人”,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在解出魔咒的世界中,政治的理性化陷入了矛盾。韦伯认为,在经营政治的组织日益官僚科层化的危机情况下,要使国家或民族强盛,必须实现人的政治理性化,使政治人能够理性、成熟起来。人的政治理性化即是韦伯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实现人的政治理性化就是要使政治人要在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条件下经营政治,理性主义是韦伯政治教育的逻辑前提。

三、韦伯政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韦伯政治教育的目标——理性成熟政治人的形成。

“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5〕,韦伯的政治教育是基于他的这种“政治”因素上的政治教育。韦伯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从上到下的“政治不成熟”并非是由经济原因所造成,而是由于这个阶级历来的“非政治”本性,因而韦伯的政治教育正是要达成“政治”本性的政治教育,即是要形成理性的政治人、标准的现代政治人,使其“为了权力而活”,以便理性的统治国家,带领德意志民族走向强大。韦伯政治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政治家和行政官吏,政治家与官吏具用不同的性格,对二者的教育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对官吏的教育目标:“无恶无好”,这是官吏的品质,官吏是不应该从事“政治”的,

他应该做的是“行政”,且这种行政是非党派的。他的“荣耀所在是他能够出于对时下命令者的责任,尽心的执行上级的命令,仿佛这命令和他自己的信念、想法一致,即使他觉得这命令不对,或者在他申辩之后,上级仍然坚持原来的命令,他仍然应该如此”〔6〕。

对政治家的教育目标:“有恶有好”,采取立场、斗争、有所动情,这乃是政治家的本色。政治家应该“对自己的作为,要负无所旁贷的个人责任,要负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卸的责任”〔7〕。一个理性的政治家应该真诚而全心的对后果感到责任,把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地道的、能够“从事政治之使命”的人。韦伯强调,“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8〕,政治家必须在人格上具备三种性质和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真正的理性政治家是要将炽烈的热情和冷静的判断力在自己身上调和起来。同时,理性政治家也必须时刻警醒虚荣的破坏力,虚荣会引诱政治家犯下不切事和没有责任感的严重罪恶,使其追求的是权力的闪亮的表象,而不是有作用的权力,使其去享受权力,而不是为了某种有内容的目的。理性的政治家必须严格遵行责任伦理去行事,顾及行动的后果和责任,而不是纯粹的追求权力和纯粹的追求信念。

2.韦伯政治教育的方式——人如何成为理性成熟的政治人。

韦伯认为,在阶级的、民族的政治本性上,任何经济因素都不能取代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在德国已经耽误了一百年,不可能用十年的时间就补上,也不是有一个伟人统治就是政治教育之道。对于人如何形成理性的政治人,韦伯主要是在对比政治家与行政官吏中完成的,二者的政治教育方式有着截然的不同。

对于政治家的政治教育方式是斗争,特别是议会的斗争,因为一切政治的本质是斗争,在斗争中征募盟友和追随者,对于政治家的政治教育也必须在政治斗争中进行。韦伯认为,对政治家进行政治教育最好的方式是议会制教育。对于现代的政治家来说,议会里的斗争是一所现成的竞技学校,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取而带之,与之同日而语,政治家要在议会的仕途之内的经常不断的、明确的工作中得到政治的训练,“没有任何一个重要议会领袖的擢升,不是经由在小组委员会里的训练,并且在小组委员会里涉猎一系列的行政主管部门,并了解它们的工作的,政治家在强大的工作议会的小组委员会里,接受在行政的实际紧张工作中的教育,必须在这所学校里经受考验,只有这所学校能使这样一种大会成为不仅是选择地道的鼓惑煽动家、而且选择实事求是工作的政治家的场所”〔9〕。事实也证明了,在议会的仕途之内,领袖人物和有政治禀赋者更能登台亮相和崛起,议会的仕途给政治的雄心和权力及责任的意志开辟了最丰裕的机会。

然而对于行政官吏的政治教育方式则应是“文件档案室的训练”。在政治发展為一种要求在为权力而斗争及其方法上要求训练的“企业经营”后,行政官吏因真正的职业不是搞政治的,而是从事行政管理的,所以对行政官吏的最好政治教育方式就是“文件档案室的训练”,使其置身于争夺权力的议会斗争之外。

3.韦伯政治教育的价值——政治人与民族国家的有机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