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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读课文4、8、11、14、17、20
LESSON 4: The Middle-Class Black’s Burden
Leanita McClain
黑人中产阶级因其成功而备受煎熬,我就是其中一员。一方面,白人认为我不过是幸运昙了;另一方面,黑人则妒忌我,僧恨我。一旦获得了机会,能够从事属于白领阶层的工作,和所有人一样,黑人就会对生活抱有极大的希望,这些包括了人们常说的梦中的豪宅,两辆汽车,接受良好的教育,还有孩子们在迪斯尼乐园度过的假期。这一事实仍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实际上,相较于其他美国人,我们黑人更渴望获得这一切,因为我们已有太久无权拥有和享受这些东西了。
同时,在通常被人们称为贫民区的地方,仍生活有相当多的黑人同胞,他们和那些观念陈旧的黑人好战分子一起,总是无休止地责写黑人中产阶级,说我们“忘了本”!’指责我们抛弃了革命,背叛了本民族,变成了白心黑人—皮肤是黑色的,内心却已被白人同化。
而事实是我们不曾忘本,我们也不敢忘本。我们只不过是奋斗在不同的阵线,也不比他们少厌倦战争。或许,我们还更伤心,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本可以融会在一起,而这个融合在一起的世界将会更美好。
要那些花言巧语的骗子仍无所顾忌地利用儿时的友情来作编我,我就不可能忘本。当我怀着恐惧回到以前住过的地方,钱包被人抢走时,我不会忘本;当我享用商务午餐却发现服务员是老同学时,我也不会忘本。我回忆起儿时一起玩洋娃娃的女孩,她现在靠福利救济抚养五个子女;而那个住在教堂里的男孩,现在因谋杀罪而被关在监狱里;儿时的密友则因服食过量毒品被发现死在我们曾一起玩捉迷藏的小巷里。这一切怎能令我忘本!
我的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精神饱满地从巴黎度假归来,一星期后,我却坐上小公共汽车行驶在熟悉的路上,去南方腹地的穷乡僻壤参加我那年老而又糊涂的叔父的葬礼。叔父是个文盲,他生活的圈子方圆不过50英里。有时,拿着公文包在车站等车去上班时,我会碰到我阿姨和其他一些清洁女工从车上下来去给我的邻居清扫地板。
但我从未因此感到羞愧。黑人的进步已远远超出我们最大的期望;我们甚至没有抱很大希望,因此这进步委实让我们吃惊。然而,在我心里,祖辈们悲惨的过去或同辈人毫无目的的生活却离我并不遥远。我总担心这样的命运会重新落到我的头上。我是中产阶级,然而我活得并不惬意,活得并不自在。
我是成功了,但这又怎么样呢?种族主义仍死缠着我的同胞。在有些社区里,还有人在那些有钱又有勇气搬入的黑人家庭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以示对“劣种人”的威胁。
我们是成功了。我妹妹穿着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名牌服装,却被出租车司机送到了她所住的紊华公寓的后门,因为他仅凭她的肤色就断定她是女佣,或是保姆厨娘之类该走后门出入的人,而绝非住在这里的哪一家的女主人。这时,我们的成功变得多么的虚有其表啊! 我曾聆听过移民们白手起家的故事,也听到过那些“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和我们一样”的简亘指责。我符合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种种条件,但我时时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被成见所定格。我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的种种问题,但我无法逃开老天的报应,那就是偏见。生活很简单,但做一个黑人却并非如此简单。
每天,我都疲于向白人们展示黑人也是人。按过去的话说,我是我们种族的光荣。我是兄弟姐妹们的保护人,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从而抛弃了我。
我在黑人世界和白人世界里两头受气,而双方都是既诅咒我又祝福我。我穿梭在两个世界中,仔细观察,努力参与。而我也被两个世界所利用,就像拔河比赛里的那根绳子。如果说我在那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里是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在我表姐的教堂茶会上我同样也是一个标志。我的存在减轻了白人们的犯罪感,击碎了黑人天生就不行的种种流言,也向我的父辈们证明了他们的忍耐的确是一种美德。
我在两个世界都有所涉足,但我无法就此愚弄自己。我能看到白人公然的欺骗,也能看到黑人痛苦的无助。白人世界的生活令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而黑人世界的现状则让我感到窒息。
许多白人就因为他们是最先和新搬入他们社区的黑人谈论草坪里草籽的好坏而自我欺骗地说种族关系已相当不错。然而,在美国极少有黑人和白人将他们的孩子送入同一所学校就读,或彼此成为朋友,互相款待时方,黑人与白人一同出去吃饭总会引人侧目。我的许多同事,在星期五晚上乘坐火车离站后直到周一早上在咖啡机旁看到我这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见到任何黑人。迄今为止,我这张黑人面孔仍然是件新奇事物,令人惊异。
一些和我相熟的“开明”白人称赞我,却暗示像我这样的黑人是凤毛麟角,我能成功靠的不是才能,而完全是因为运气好,祖辈积善行德所致。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之中却很难容忍他们这种行为。他们怎会在根本就看不起我的同胞时真正尊重我呢?而且,当他们试图将我和我的同胞分裂开来时,如果我保持沉默,那我又怎能容忍自己的所作所为呢?
白人们不会相信我和他们间有根本差异,而黑人们也不会相信我与他们保持着根本一致。
我只需照照镜子就知道自己是多么忠诚于自己的种族,我亦痛苦地意识到即使穿上高档的米黄色礼服,我也因自己的肤色而受到人们先入为主的轻视。
至于我同胞们的妒忌,我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已有的生活水准,以抚慰他们并让自己感到良心安宁呢?不,我不能这样做,这些都是我该得的,我辛勤工作以获得这些享乐,尽管我从不能做到心安理得地去享受这一切。
中产阶级舒适的生活无从改变我是黑人这一事实,也不会让我忽略我的同胞们所处的悲惨境地。只要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仍然被人看低,就没人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只要有一个黑人同胞呆在贫民区里,我们大家就都在受罚;同样,如果有哪位同胞跨越了障碍,我们就跟着一起受益。
LESSON 8: The Killion
Ian Frazier
8月6日,星期五。午后,第八电视台新闻采访节目的晚间新闻主持人玛西•张,拿起了演播室五楼领薪水窗口上的信封,然后在餐厅里买了火腿色拉,在餐车上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坐电梯回到了十楼她自己的办公室里。在桌边坐下来后,她撕开了信封,那是她跟电视台新签约后,电视台答应在春季里给她的第一次薪水。她朝支票看了一眼,就惊吓得晕倒在地了。头还没碰到桌面时,她就死了。几分钟后,电视台记者克里•可可拉恩,玛西的同事和朋友来到她的办公室,看到了她,看了看她仍然紧紧抓在手里的支票,也瘫到在地上,死了。接待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她是来看看为什么玛西不回她的电话。之后这栋楼的保安也死了。是清洁女工发现这堆尸体后把保安叫上去的。
事情到此还没结束。三个警察、一个消防员、一个报纸的新闻记者和来自西奈山的一位病理学家也接二连三地添加到了这张死亡名单上了。感到震惊的公众健康官员拜访了位于普林斯顿的灾祸防止所。由于这种严酷的预言性,当该所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也倒地死亡了,这种挑战的严重性也显而易见了。四十八小时后,该所接管了这件事情的科学家们非常肯定,罪魁祸首就是玛西星期三下午拿了的那张支票。他们透过朦朦胧胧的安全玻璃查看支票。支票被隔成几个部分,哪个科学家都看不到它的全貌。又过了四十八小时后,利奥•维登塔尔博士,该所所长,弄清楚了他手手头上的东西是什么。在向媒体发布的讲话中,他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这张致命的支票上有超级毒素或具有很强传染性的疾病。相反,他说:“玛西•张和其他十一位受害者几乎可以肯定是死于他们都朝支票看了。由于计算机的错误,给玛西的支票上的钱数弄得异常的大。显然,计算机在玛西的支票上开的美元数是致命的,即one killion。所谓killion,正如每个数学家都知道的那样,是一个大到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数字。”
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人们就知道数字的容量非常大。古希腊人能数到一百万,古罗马人能数到亿和万亿。几乎等到十五世纪,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结束,金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人们才能数到亿兆、百万亿兆,最终数到了千千万。1702年,万有引力理论之父艾萨克・牛顿,拿大到百万亿亿兆千千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