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大道介绍

成都道、重庆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天津的小洋楼是很有名的，人们似乎把天津的小洋楼作为天津建筑的标志。

它是天津的特色，尤其五大道一座座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那玲珑、秀气的楼房与花木掩映的庭园；那严实而不透空的围墙、在荫影重重中显现的幽静、舒适和神秘的环境，构成了津门独特的异域风情。

尤其在五大道散步，那种宁静，你仿佛象置身于喧嚣的城市之外超然之感。

那汇聚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希腊式、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随处可见。

这种多样性，也充分显示了天津的包容性，天津的开放性。

天津的融合性，住在五大道小洋楼里的，过去真正是天津人的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被列强枪炮所逼，开为商埠。

自此天津也由一个内向的封建性商业城市逐步演变为以华北、东北乃至西北为腹地外向贸易中心。

天津是距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这个特殊的位置，不仅皇亲国戚觊觎这块宝地，不少升迁无望的失宠大臣，在京城不敢张扬不义之财的王爷贝勒，观望宫廷变化的下野官吏，统统跑到天津来。

能做官就做官，不做官凭着资历和身份也没人敢惹，置房子买地做买卖，淘金发财。

末代皇帝和徐世昌、袁世凯、黎元洪、曹锟和冯国璋，五位大总统们都把天津作为下野后避风港，至于总理和各省督军、政客纷纷迁入天津更是举不胜举，他们在京城或其它地方混不下去了，就到天津屈就伺机，据统计中外名人名居达五百余处，五大道就更为集中，名目繁多的王府、故居、花园，成了高官达贵养神散心的大别墅。

现实的文化状态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

在五大道居住的人们显得洋气，他们接受西方社会的文化比较早，再加上居住的是楼房，更接近于西方化，物质的格局体现了日常生活比较有西方文化的倾向。

小巷很幽静，是西方文化的遗留。

居住这里的人，他们举手投足，那种小资的情调是浓浓的，文化大革命前，五大道家庭称呼多是太太、先生、小姐称谓。

五大道建筑是外国人的设计，里面也有中国人的主意，施工也都是中国人，当时谁有钱，谁盖，在这个富人区里中西文化的融合是早于国内任何一个城市的。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得以通过天津，来到中国。

近代天津涌现出一批诸如严复、梁启超、范旭东、侯德榜这样的先进中国人；近代天津在电报、邮政、铁路、采矿、海洋化工、教育、法律、艺术等方面的现代化也是中国的先驱。

这种历史现象出现在天津绝不是偶然的，标志着近代天津在一百多年来就是一个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的城市。

天津是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名城。

中西文化的融合最为显著，也可说是地域经济的必然。

五大道的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也许正因为也是区位的关系，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遭受过如此众多的外来侵略；也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天津城市的风云变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近代中国的缩影。

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害和耻辱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近代以来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中外条约，是在天津签订的。

政府的腐败和软弱，也使国民失望和伤心，也使人消极和回避，再加之在五大道居住的人，在清末民初政治动荡，政府更迭，使他们对政治厌倦，他们不张扬，不惹事，低调行事，还有一部分失意的王爷贝勒，在京城有钱不敢花，到了天津躲进小楼成一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那种现实主义的远离政治的无奈，多半也是谨慎而不声张。

这对天津人的群体好象都修炼成一种极为阴柔的武功是有很大影响，天津人的激动往往是有度的，对外界的波澜激情是有限的。

甚至是麻木的，这和五大道文化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再说，天津离北京近，不像有地方天高皇帝远，北京的对天津压制、控制的效应是显著的，近代天津一度是中国的政治重心，其衙署被视为中国的第二政府和影子内阁。

辛亥革命以后，天津又成了首都的“政治后院”，看北京，循规蹈矩，五大道里的文化表现也是充分的。

对于如今的天津人而言，“五大道”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地理名词，也不是一个直白历史的称呼，更多的时候，她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精致的文化标签。

徜徉在这里，你可以体味来自岁月的悠远韵味，来自异国的温馨情调。

也感到历史的沉重。

自豪和耻辱并存，先进和落后共在。

历史在前进，天津已旧貌换新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多元文化的天津，创新开放已成了主流。

---------------------------------------- --------------------- ----------------------------------五大道简介在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

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

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

坐落在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与南京路交口以西长方形地区内的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马场道地区，共有22条马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

拥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占地面积60多万平方米，总面积100多万平方米。

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名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独具特色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又被称为五大道地区。

五大道浓厚的历史感也是特有的，五大道地区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多少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百年风云。

包括大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北洋内阁六位总理、美国3l届总统胡佛、国务卿马歇尔等上百位中外名人曾居住于此。

五大道现在仍保持着幽雅别致安静的风貌，来到五大道会让我们远离了喧闹的浮华世界，象走进安静的万国建筑博物馆。

[编辑本段]五大道之马场道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最宽、最长的马路。

19世纪末，英商在佟楼“养牲园”一带修建别墅和赛马场。

此后在马场以东修了一条连接英租界墙子河的马场道。

路长3.2公里，宽约20米，并设街心花坛。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

坐落在马场道上的还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之一，创建于1922年，建筑为平面“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

工商学院建于1925年，主楼三层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塞尔式瓦顶，圆形大钟，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

[编辑本段]五大道之睦南道睦南道，长2.08公里，有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

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睦南道20号为孙殿英旧宅。

建于1930年，为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为豪华气派。

24号为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建筑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

28号的罗马柱廊意式公馆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李曾任天津殖业银行经理。

50号为张学良二弟张学酩旧居，红砖清水墙，坡瓦顶，具有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编辑本段]五大道的由来五大道的发展是随着天津近代化的步伐发展起来的。

从城市发展的悠久历史意义上讲，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

鸦片战争以前的600余年，天津由一个普通的军事寨堡和漕粮运转中心，发展成为运河北部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繁华的“畿辅首邑”，在开埠以后的几十年里，又迅速成长为工商业大都会，这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系统中是不多见的。

当时之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的作用，正所谓“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

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天津特殊的政治作用——护卫京都，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事都和天津有关，正如近人金钺在《天津政俗沿革记》序中说：“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划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

”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定之日起，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同时也出现了外国租界。

到二十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各国租界侵占时间，最长的达八十余年，最短的也有十几年。

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天津被迫开放，从此天津从传统期步入转型期，也就是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和贸易城市。

五大道所体现的是天津这个城市骨子里的气息。

虽然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出天津的地域文化，但无疑，这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城市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而天津的人口聚集在天津城市的发展过程以及文化形成过程中又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古代天津人口有两次大的聚集过程，一次是在明永乐初年天津建卫设城后，调有官、军二籍充实城卫，这些人在天津定居后，繁衍后代，构成了天津城居人口的主要部分。

另一次是在清代康雍年间。

这源于天津城市经济的发达，吸引了大批外地人口来这里定居。

近代是天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天津城市人口发展的高峰期。

在20世纪后的20多年内，天津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职能迅速增强，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筑日趋完善和发展，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促使天津城市人口的剧增。

1925年天津市区人口超过百万。

大量迁移人口的到来，也给天津带来了各地文化，使得天津的社会职业结构和组织结构都极为复杂。

天津原本的传统文化根基因为大量的迁移人口和港口地理极易受到冲击，并不深厚。

天津近代的城市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发展特点。

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互相冲击、渗透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乡村文化与市民文化互相融和的产物。

租界这个传播西方文明的窗口，到本时期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际。

尤其是民国以后，租界内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租界与华界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西方文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就传统文化而言，尽管天津的传统文化基础并不十分深厚，但是直到本世纪为至，它对城市文化结构的影响力仍然很大。

尤其是来自北京的文化影响。

20年代，频繁来往于天津的清遗老遗少和军阀们便是传播这种文化影响的一个主要媒介。

另外，来自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农村的大量移民，使内地乡村文化随之不断汇入城市，并逐步演变成为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

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纷纷出现，或流行于一时，或存在于一隅，形成多种文化并存的复杂结构。

新文学与通俗言情、武侠小说并存，话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虽然存在，但观众甚少，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改良音乐也不断出现，如将经过修改的昆曲做为新式婚礼的专门乐曲，用丝竹乐队演奏西洋音乐……总之，近代天津音乐文化的特征是多种形态并存，相互渗透、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