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东方社会发展之_可能_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马克思与东方社会发展之“可能”

谢菏生

关于东方社会如何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

克思之所以在晚年进行这一研究,既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与《资本论》

受到挑战有关。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可能性”设想是以其所处“历史环

境”为依据的。“历史环境”是马克思突破其先前理论的关键环节,它不仅使一个

社会的“跳越”或“变轨”发展成为“可能”,而且能够使这种“可能”转变为现实,从

而使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更为充实。

相对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来说,东方社会究竟如何走是马克思晚年最为关注的一个社会发展问题。19世纪后期,当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向东方,东方国家面临前途抉择的时候,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起来。实际上,当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归于沉寂时,马克思便把希望寄托于东方社会发展的“跳越”。

其实,东方社会问题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进入马克思的思想视野。在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的事业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东方社会却显示了它特有的稳定性和顽固性,旧有的制度迟迟没有打破,新的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起来。马克思深切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激发起强烈的理论兴趣。因为,东方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这种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与他从西方社会发展中所引出的一般社会发展道路不太相洽的。当资本主义的势力大规模地侵入东方社会时,马克思的视线也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来到东方,他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了解到东方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的贪婪行为进行了人道主义的谴责,但他又非常冷静、客观甚而残酷地认为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在这里,马克思考虑到的是:东方社会的发展要加入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行列。他认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是破坏性使命,消灭旧的亚细亚社会;一是建设性使命,即把亚细亚社会卷进资本主义文明中来,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此时,马克思没有想到东方社会“跳越”式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只有当社会主义革命从欧洲燃向东方社会时,马克思才热切地感到,东方社会的前

途就是他的希望所在。在这里,马克思关心东方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关心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但是,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富有激情的革命者,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理论家。他充分考虑到,只有在占有大量资料,对东方社会历史和现状进行全方位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东方社会的发展前途作出判断。

和马克思一样,关心东方社会发展的有很多西方的和东方的革命者和理论工作者,他们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东方的社会发展途径——以俄国社会发展为典型——产生了许多不一致的想法,从而争论不休。有人也借此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向马克思提出请教、疑问、甚至责难,特别是对《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质疑。因此,马克思毅然放弃《资本论》后两卷的整理出版,而专注于新的问题的研究。

一、《资本论》遇到挑战

《资本论》遇到的挑战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那么,就马克思晚年来说,《资本论》受到的质疑,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应当说是社会发展观问题。《资本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亦是他生前费神最多,最认真最严肃的一部代表作,它的出版意味着马克思划时代的理论发现得以最终确定,并对外展现。此时有人借俄国问题对《资本论》中的社会发展观产生疑问或误解,无疑是对马克思的一次重大挑战。这一挑战的意义就在于它直接地引发了马克思以后的全新的研究。

1877年10月,《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时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这篇文章认为,《资本论》中的描述表明,马克思不赞成“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 。对此,马克思的反应是强烈的。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指出米海洛夫斯基的意见缺乏依据,并对《资本论》中的描述存在着“错误的解释”。马克思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使之绝对化,并将其视为一把万能钥匙,到处乱用。其实,那个时候,马克思正密切关注着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而且他对俄国的研究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1881年2月,“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请他谈谈俄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前景问题,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的看法。“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 可见,包括查苏利奇在内,有相当一批马克思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存在着疑问和误解。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而历史的“规律”等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定会使其灭亡并最终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资本论》分明写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9页。

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于是,马克思为了消除因“误解”而产生的“怀疑”,给查苏利奇写了封回信。马克思在信中明确表示,资本主义起源“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的正常条件。” 无论米海洛夫斯基向马克思表示的一种挑战,还是查苏利奇提出的请教,他们都是出于同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历史必然性”与俄国社会发展前景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亦即说,一方面,“历史必然性”是否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民族是否注定都要走西欧各国所走的道路;另一方面,俄国社会究竟应该探索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对于这两者的回答之间尽管有几年之隔,但他的观点前后是一致的。马克思首先认为,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描述当作一般历史哲学即将其绝对化、教条化,是对他的“误解”和“侮辱”。其次,他才对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尽管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学习了俄文,并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最后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但他还是没有把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寄出诉诸于众。几年之后,当他给查苏利奇写回信时,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笔墨,几易其稿,最后也只是写了几句言简意赅的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谨慎和严肃的,没有足够的研究,决不轻易地作出结论,并予以公开发表。因为马克思深知,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是非问题,同时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的实践命运问题。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如“五形态”理论,到底与东方社会发展,特别是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的社会发展,如俄国的社会发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历史必然性”究竟有没有普遍性呢?究竟有没有“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性质呢?难道马克思所表述的就仅仅是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感性历史?他的“历史必然性”难道不具有超越西欧感性历史之上的“一般”特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以西欧社会为典型研究出的社会发展观是具有普遍性的,是一种“历史哲学”。问题是这种哲学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只要一个社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起源,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少受或不受外来先进或落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不偏离自己的独立的发展轨道,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度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并一直是自主地发展下去,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必然性”及其所要经历的演进形态基本上就与马克思的表述相一致。同样,问题是,不能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普遍性,就将其在具体的现实中随处套用,而不顾现实存在中的特殊情形。一般的存在是理论的存在形态,现实的存在都是个别的存在、具体的存在。马克思拥有一般的存在,但他丝毫没有把它当作“万能钥匙”的意思,进而对具体的现实存在指手画脚。马克思向来尊重现实,主张让“事物本身”去说话,一生都是“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受理论“一般”的束缚和限制。他对待自己的理论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存在,不是理论的一般。理论仅仅是辅助,是指导,它不可能取代现实的具体而成为出发点。所以,把《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