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理论

释意学
释意学派（le théorie de l’interprétation / the interpretive theory或th e interpretative approach）又称“达意理论”（le théorie de sens / the theory of sense），是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探讨口译与非文学文本笔译原理与教学的学派。

该派认为翻译即释意；是译者通过语言符号和自己的认知补充对原文意思所作的一种解释；译者应追求的不是语言单位的对等，而是原文意思或效果的等值：这种看法与语言学派（如George Mounin等人）的观点差别颇大。

该派理论直接来源于口译实践，其观点对于翻译研究有着独特的启示。

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其做一简要介绍。

产生背景
释意学派的摇篮是巴黎高等口笔译学院（ESIT）。

该学院始建于1957年10月，1984年1月成为巴黎第三大学下属高校，是全世界第一所有权授予翻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高校。

研究人员在会议口译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神经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genetic psychology）和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一整套口译理论，随后又将其扩展用于非文学文本（或称“实用性文本”）的笔译研究。

这就是被称为“释意学”或“释意模式”的翻译理论。

自80年代以来，释意派理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十几本重要的翻译论著相继问世，研究范围也从最初的口译逐步扩展到笔译、科技翻译翻译教学和一般翻译理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翻译的性质与目的：翻译是交际行为；其目的是传递交际意义
三个翻译层次
一般翻译理论认为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翻译：词义层次、句子（即索绪尔概念的话语）层次及篇章层次。

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解释为：逐字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以及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篇章翻译。

释意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称为语言对译（traduction linguistique / linguistic translation），而将篇章层次的翻译称为篇章翻译或翻译。

（许钧、袁筱一，1998：193）它认为：成功的翻译应在篇章的层次上进行，即对篇章进行释意，因为句子是语法上的单位，篇章才是语义单位；翻译所译的是意义，而不是语法，不是单个的字词句。

原文和译文的等值表现为整体交际意义上的等值，即译文能在其读者或者听众那里产生与原文一致的效果。

为达到此效果，显然不能以词句，而应以交际意义作为翻译的基本单位。

翻译对象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 l sense）区分开来。

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

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

意思（sense）由两个成份组成，一为“内含意思”（implicite/im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思；一为“外显意思”（explicite/ex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实际写出或说出的内容（Baker, 1998:113）。

笔译与口译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交际行为，只是在笔译中，所译材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像在口译中那样密切而已（比如一篇古老的文本，其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是“内含意思”——很可能会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无法知晓）。

口译则不同：它被释意学派视作最为理想的交际情景，因为在使用口译的场合，所有对话人都在场，他们共同具有同一个时空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也共同具有与交际话题相关的知识。

基于上述认识，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

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讲话人语言的记忆，而是基于译者对原讲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目标语言对该交际意义（即讲话人的意思）进行的重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释意理论首先把语法同语义分开，指出翻译是释意；继而又把语言意义同非语言意思分开，指出译者要译的是意思。

而意思就是交际意义。

那么在语言交际中，交际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交际意义的产生
意思或者说交际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交际参与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知识。

译员听讲话的目的不在于进行语言分析，而在于让有声语言链，也就是有声音的一串话语，唤起储存在自己大脑中的认知知识，加上认知语境、讲话人、听众等因素，在头脑中产生交际意义。

也就是说，交际意义的产生是语言知识同与其相伴随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结果。

(1) 语言知识：译员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完备的语言知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译员不是边学外语边学口译，而是应该在熟练地掌握了有关语言以后才来学习口译，这样在听辨说话人的话语时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面。

(2) 认知知识：又称“认知知识库”（bagage cognitif / cognitive baggage），指语言外的、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

从根本上来说，篇章是语言知识同语言外知识结合的产物。

交际意义只有在语言知识同语言外知识相结合之后才会产生。

塞莱丝柯维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动手作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我们肯定必须熟悉有关的术语，能够把心脏移植手术讲清楚。

”（Seleskovitch remarks: “W e will never be able to perform a heart transplant, but we must certainly maste r the terminology well enough to explain it.”）（转引自Elliott, 1987:110）
(3) 认知语境（contexte cognitif / cognitive context）：即通过对所译材料具体的、直接的解读而获得的知识，如英语里的“processed cheese”一语，在某一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chomage cuit”（煮熟的奶酪）；汉语里的“您辛苦了”这句话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Vous êtes fatiguée!”，但也可能是同一语言里的“V ous avez fait un bon voyage?”，“Vous avez bien travaillé!”或英语里的“Did you have a good trip?”,“How was the flight?”等等。

认知知识与认知语境合起来称为“认知结构”。

认知结构当中的成份与具体交际过程中所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意思；这些成份被称为“认知补充”（co mpléments cognitifs / cognitive comple ments）。

认知补充同语言知识一样，同为理解原话语或原文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根据释意理论，如果译者只听清了原讲话或原文语言的表层意义，而缺少或者没有抓住从中提取意思时所需要的认知补充，就会出现译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张冠李戴的结果。

例如，1998年10月，南京大学举行仪式，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士称号。

布什在致答词时提到了“President Jiang”，即江泽民主席。

译员因为没有充分注意讲话的上下文，而想当然地将其错译成了“（南京大学）蒋树声校长”。

此例足以说明认知补充对于正确理解交际意义有多么的重要。

(4) 讲话人：为了正确理解交际意义，译员还必须抓住讲话的内在逻辑。

而要做到这一点，译员就必须正确领会讲话的目的。

为了随时抓住讲话的要旨，译员必须始终注意讲话人的身分和资历，必须始终和讲话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保持同一观点，否则就会犯错误。

塞莱丝柯维奇举过一个女大学生当翻译的例子。

这个女大学生由于没能站在讲话人的立场上，所以把意思完全译反了。

讲话人是个美国军官，他讲话的原意是这样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修建了一所美国医院，它的医术和医疗方法都比较好，伤员经治疗后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

”译员把前后经过都译得很好，就是结论译错了。

她说：“经过治疗，伤员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

”译员不是站在军官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平民、一个妇女的立场上。

她在记录演讲人的讲话时，记的不是原话，而是大概意思。

由于立场不同，她在开始记录时，就已经用自己的逻辑代替了演讲人的逻辑，根本就没有听清人家讲的是什么。

所以她从听和记录时起就已经犯了错误。

（塞莱丝柯维奇，1979：31）
了解讲话的目的，往往还有助于表达。

在即席翻译过程中，当大会主席要求译员压缩其译文时，译员往往可以把讲话人很长的发言概括为“某某先生同意”。

(5) 听众：在即席口译的场合，讲话人与听众的距离很近，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密。

讲话人十分关心自己的话是否在对听者产生自己预期的效果，而听众为了便于理解讲话内容，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译员身上的。

译员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口才、语调、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等协助传达出原讲话的感情色彩，使听众做出讲话人所预期的反应。

例如，如果讲话人的态度很严肃，而译者却表现得十分轻松愉快，讲话人的话语对听众产生的效果就可能同他或她本人希望看到的效果不太一样。

反之，如果讲话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译员却扳着面孔，不拘言笑，那么也很难说是做到了与讲话人此时此地正对听众施加的影响相协调。

塞莱丝柯维奇说：“人们讲话时最注意的莫过于自己说的笑话所引起的反应了。

如果讲话人由于自己的幽默而忍俊不禁，而听众却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看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很不自在的。

”但是人们都知道，笑话是最难翻译的。

有一次她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干脆釜底抽薪，从容不迫地对听演讲的代表们说：“发言人刚讲了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

请大家笑吧。

这会使他十分高兴的。

”代表们果然照办，这才使她如释重负。

（Elliott, 19 87:10）
翻译过程：听清语言符号 ? 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 摆脱语言外壳 ? 表达思想内容
释意学派的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该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翻译的过程。

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时，译员在把讲话人的话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话以前，实际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1) 听清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符号。

通过分析和理解，搞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言现象；弄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此阶段称作“话语阐释”（interpretation o r exegesis of discourse）。

话语阐释是口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演讲人与听众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因为演讲人的话一经说出，它的口头表达形式便立即消失，但与此同时它却通过话语阐释这一环节，变成了译员的思想。

于是在译员的头脑中，演讲人已经讲出的话便又回复到了原始的状态，亦即尚未用语言形式表达的那种纯思想的状态。

这种“尚未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塞莱丝柯维奇，1979：113），可以经由译员之口，用译员的语言，以正常的速度来重新加以表达。

(2) 立即自觉地忘记这些语言符号的结构，以便只记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语言符号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

此阶段被称之为“脱离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 n / de-verbalization）。

在理解和表达之间加入脱离语言外壳这一程序是释意理论对言语科学研究的结果，也是对该科学的贡献。

这一结果对于翻译教学法研究的意义重大（许钧、袁筱一，1998：202）。

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有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思想”完全是一码事，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

因此，当听到有人说应该把语言和思想分开时，他们便会感到非常惊奇。

人自幼年学说话时起，就在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已经有了的思想和感受，比如婴儿学着叫“妈妈”。

但实际上，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已经认识了妈妈，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却会用微笑来表达自己看到妈妈时的思想感受（塞莱丝柯维奇, 1979：114）。

塞莱丝柯维奇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她问道：一篇五百字的讲话和一部故事片的情节，哪一个更容易记住呢？答案是：电影虽长，但却并不比五百字的讲话难记。

同样一个人，记住五百字的讲话约需一小时，而且很费劲，记住一部电影却毫不费力。

也许他不能把每个细节都从头至尾叙述出来，但却能够回答有关每个细节的所有问题，至少在看过电影后的几小时内能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说，他记住了整个电影。

由此可见，总体而言，有两种记忆法：内容记忆法和文字记忆法。

内容记忆的特点是只要理解内容，便可以复述出来。

文字记忆则需花费许多时间，反复背诵。

一篇十至十五分钟、包括一千五百至二千字的讲话，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记住。

记住内容，是对讲话全面领会并迅速分析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说观众记住了影片的内容，那是因为他看懂了电影。

（塞莱丝柯维奇，1979：41）持释意派观点的口译人员认为：思想在未经表达以前，并非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之中。

而一经用语言说出和确定之后，它又会在别人的头脑中以“非语言”的形式形成某种概念。

(S,115)因此，在口译时，译员必须而且也能够做到抓住讲话的内容，并将其连贯地记在心里，而不是让自己陷于讲话人所使用的词句。

(S, 23)这种观点有没有科学根据呢？答案是有的。

伍铁平（1990：14-15；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201）指出：“当代科学家推测，大脑很可能是一种全息装置；除语
言以外，还有表达思想的某种特殊代码，使得大脑有可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信息……”“保存在记忆中的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代码。

”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在记忆中是分别保存的，语言的深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长，而表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短。

”
意义单位在译员的脑中交迭先后出现以便产生广泛的意义，这些单位在融入更广泛的单位时变成了脱离语言的知识和更为贴切的思想。

由此可见，意义单位是翻译中帮助建立原语信息和译语信息之间等值关系的最小成份。

理解一旦完成，这些意义单位便融入新的意义单位，成为先意识或潜在知识。

这种潜在知识到底是否是语言的，至今尚无答案，但释意理论认为：“意义单位由意识状态变为潜在知识时脱离了语言。

它是语言知识与几年前或几秒钟前存在的非语言的语言外知识相交的结果。

”（许钧、袁筱一，1998：196-197）当然，在交替口译时，译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比较容易地忘掉原讲话人所用的词句，摆脱原话语的影响，而抓住讲话人的思想。

同声传译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译员耳边不断响着外国语，嘴上又要不断地说母语，因此回旋余地很小，比较难摆脱外国语的干扰和影响。

(3) 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造出新的句子，并且使这些句子符合以下两点要求：一是要表达出原话语的全部内容，二是要易于听懂。

(S,13)此阶段是原语信息内容的重组（ref ormulation）阶段。

概括说来，释意理论不是把翻译看作一个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

用塞莱丝柯维奇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译员把法文译成英文的过程就好象是把一件法国式样的毛衣拆开，把毛线都洗净理好，然后再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织成一件新的毛衣（塞莱丝柯维奇，1979：48）。

新织好的衣服当然还是一件毛衣，而不是别的什么衣服，但式样，或者说形式却可以同原来的那件毛衣大不相同。

释意理论对于口译、实用文笔译以及翻译教学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它明确地告诉译者需要译出的是什么东西（是意思，而意思是语言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产物）；它要求译者弄懂自己所译对象的内容以及讲话人或作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而不是像纽马克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使自己相信：自己译就的句子“从语言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Newmark, 1988: 155）
释意理论的缺点在于：它只关注交际的直接目的以及交际过程中所传递的指称意义（或称认知意义），而未充分考虑到语言信息可能具有的多重意义（如表情与表感、风格与修辞等方面的意义），因此它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与研究上价值有限。

不过该派理论实事求是，倒也并不声称自己可以同样有效地适用于文学文本的翻译，这是它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