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

抗战前期作者：陈晋来源：《新湘评论·上半月》2014年第08期完善认识工具，解决“本领恐慌”除青年时代曾写过日记外，毛泽东后来一直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唯独在1938年春，在一个横格本上写了7页的《读书日记》。

日记开头即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读书日记》记载，他从1938年2月1日至3月16日，再次读了李达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从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3月25日，“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的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毛泽东为什么要沉下心来“研究一点学问”？毛泽东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

”从全党来看，更是如此。

面对抗战到来的新形势，干部们普遍有一种知识恐慌的感觉。

毛泽东1939年5月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的有些政治教员，手里就只有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期出版的，大概他已经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的东西他就不知道了，真可谓“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

毛泽东说，这叫“本领恐慌”：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

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进货”，就是读书学习。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后来十分著名的口号：“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推动的国共合作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是什么，怎样认识和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凡此等等，随着历史新阶段的到来，迫切需要回答。

要回答得好，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认识“工具”，进而创造出能够具体说明中国革命特点的新理论。

为适应这个需要，即使已经写出哲学上的“两论”，毛泽东依然觉得自己的分析“工具”不够。

在1938年1月给艾思奇的信中，他说到自己的研究计划：“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1939年1月，他给何干之写信仍然讲：“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

”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重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和哲学书籍。

与初到陕北有所不同的是，这期间阅读研究哲学，主要是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析新形势的理论思维“工具”；阅读研究军事，主要为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到来的历史拐点上，他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就已自觉地运用哲学工具来分析抗日战争的一些新问题了。

例如，《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判机会主义，“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

”毛泽东读至此批注：“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

”他在“许多特殊性”旁画了三道横杠，又加一条曲线，批注说：“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为深化哲学研究，完善认识工具，毛泽东利用延安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

随着大批文化人从国统区奔赴延安，他在1938年和1939年，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是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1938年2、3月间写的《读书日记》，提到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事。

该书是李达1930年代任教北平大学商学院时，讲授社会学（实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达40余万字。

1937年5月出版后，李达给毛泽东寄来一本。

据郭化若回忆，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毛泽东告诉大家：“李达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看了10遍，我已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看。

李达还寄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10遍。

”从他读《社会学大纲》留下的3400多字的批注看，其中《唯物辩证法》等篇章，至少读了两遍。

不仅自己细读，他还把这部书推荐给延安“抗大”作教材，并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的高级干部都来读这部书。

毛泽东为什么看重体例观点同此前读过的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相近的《社会学大纲》？李达和毛泽东都是湖南人，都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在中共一大还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即中国共产党的首任宣传部长。

后来因和陈独秀发生意见分歧退党，但仍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

毛泽东很敬佩他的理论勇气，向延安“抗大”和延安哲学研究会推荐《社会学大纲》的理由就是：在10年内战时期，能在国统区讲授马列主义哲学，出版这样的书，是非常难得的。

毛泽东看重此书，还因为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此前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主要针对的是苏联党史上的情况，而《社会学大纲》则多少具有中国哲学视野，特别是该书第一节“唯物辩证法的前史”，比较集中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思想。

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新的内容，对书中讲哲学起源和古希腊哲学史的批注也最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1961年夏天约李达到庐山谈话，还对李达讲：“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

”1939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艾思奇编辑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对这本书很重视，读了三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有3200多字的批语。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最初读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是李达和雷仲坚1935年6月翻译出版的第三版。

不久，两位译者又翻译出版了第四版，1940年代初得到这个新版后，毛泽东又是一番细读，写了大量批语。

由此看出，他读哲学，不只为一时之用，更非急功近利，而是视之为解决“本领恐慌”，需长期坚持的悟“道”之功。

《战争论》：“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抗战初期，不少人在军事战略上存在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重视阵地战，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上。

为此，毛泽东请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郭化若等人开座谈会，专门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2月28日又给郭化若写信，再作详细布置：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

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这时候，能够接触和阅读的军事战略方面的书籍，虽然比初到陕北时丰富多了，但毛泽东依然觉得不够。

1938年1月，他让郭化若以他的名义给林伯渠和叶剑英写信，请他们代买所缺军事书籍。

为理出军事理论问题的头绪，毛泽东当时着重阅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

作者克劳塞维茨作为普鲁士高级将领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

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间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三卷本《战争论》。

除了论述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外，书中还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进攻和防御相互联系和转化等重要观点。

恩格斯和列宁都细读过这本书，评价甚高。

列宁很欣赏该书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论断，还进一步发挥说，“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毛泽东1938年3月读《战争论》，1938年5月写出把军事理论“弄出个头绪”的《论持久战》。

这篇论著，吸收和发挥了《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

诸如把《战争论》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改造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时发挥列宁的说法，认为战争的政治性具有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点。

此外，《战争论》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没有把保存自己作为战争目的，毛泽东则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进而探讨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

这个发挥改造，显然是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中，我方始终处于弱势一方的实际经验。

写完《论持久战》，毛泽东继续阅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1938年9月间，他约了10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莫文骅、郭化若、萧劲光、萧克等将领，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

据莫文骅1993年写的《永不磨灭的怀念》回忆：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

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

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

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

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5倍到10倍的兵力。

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

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

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这个回忆看，毛泽东专门组织过《战争论》研究会讨论该书，他的发言，喜欢联系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中国战争中的具体战例经验。

毛泽东热衷研究《战争论》，带动一批将领学习这本书。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就是一个典例。

1941年，陈毅送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在书上留下红、蓝、黑铅笔作的各式各样的标记多达17种，还写下129条批语，总计约3000字左右。

1942年7月8日，彭雪枫依据自己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心得，撰写了《〈战争论〉和〈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提出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主张。

1943年夏，他把《战争论》和《思想方法论》送给九旅政委韦国清，并附信说：“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

”1944年8月，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奉调到淮南华中局党校学习，彭雪枫又把《战争论》一书送给赵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