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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代省长、副省长分工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代省长、副省长分工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日期】2016.08.30•【字号】浙政发〔2016〕28号•【施行日期】2016.08.30•【效力等级】地方规范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国家公务员管理正文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代省长、副省长分工的通知浙政发〔2016〕28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省政府决定对部分省政府领导分工作相应调整。

现通知如下：车俊（代省长）领导省政府全面工作，负责财政、审计、机构编制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编办、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咨询委。

袁家军（常务副省长）负责省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公安、国家安全、监察、司法、税务、统计、物价、民族宗教、法制、节能和能源保障调度（包括煤电油运等）、人民武装、海防、机关事务、政务公开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政府办公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民宗委、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省监察厅、省司法厅、省地税局、省统计局、省机关事务局、省法制办、省政府研究室、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省参事室（省文史馆）、省物价局、省能源局、省监狱管理局。

联系省军区、省武警总队、省预备役师、省法院、省检察院、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财政部浙江专员办、省国税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省电力公司、浙江能源监管办、省信访局、省档案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熊建平（副省长）负责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防空、驻外办事处、残疾人事业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民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人防办（省民防局）、省公务员局、省政府驻京办、省政府驻沪办。

联系省残联、省关工委。

郑继伟（副省长）负责教育、文化、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社科研究等方面工作。

分管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省体育局、省文物局、浙江广电集团、省社科院。

浙江丽水实行干部立体考核考人考事融合智能研判“画像”

浙江丽水实行干部立体考核考人考事融合智能研判“画像”中国组织人事报发布时间：2022年01月17日作者：通讯员丽组轩本报丽水讯（通讯员丽组轩）“从县域发展到干部成长，从单一条线到条块结合，从线下实绩到线上数字考评，系统化、闭环式的模式，让考核更加精准、激励更加有效。

难啃的'硬骨头’班子成员抢着'啃’，短短半年时间便清除了8个遗留10年之久的'顽疾’项目。

”近日，在浙江丽水市遂昌县重点项目工作推进会上，云峰街道党工委书记巫林富对干部立体考核感触很深。

为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风向标”和“助推器”作用，去年以来，丽水市探索建立干部立体考核体系，围绕多维度、全方位、全周期协同获取和研判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数据，推动考核从单项指标向立体指标跃升、从有限信息向大数据跃升、从人工分析向智能研判跃升，实现以考促改、以考促干、以考创优。

按照“绩由事考、人以绩论”的原则，把考人和考事贯通融合起来，构建“人事相合”的立体考核评价体系，设置“政治素质+工作实绩+干部口碑+正面清单+负面清单”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126个三级指标。

聚焦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考准领导干部在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政治表现；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关切，将省市综合考核指标、重大任务、专项工作与干部挂钩，实现每项考核指标、工作落实情况排名与每位分管领导个人绩效精密匹配；制定上级领导评价、同级班子互评、下级干部测评相结合的口碑评价机制，全面、客观获取干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情况；设置正面、负面两张清单，正面清单以荣誉表彰为主，负面清单包括诫勉谈话、处理处分等内容，按照不同类型开展考核赋分。

构建考核大数据库，利用数字化手段，建设干部立体考核信息系统，突出考核数据归集整理。

在纵向上实现考核数据多层级贯通，在横向上打通组织、纪委、审计、法检等17家单位考核数据壁垒，归集“人事相合”考核评价指标数据，有效破解部门间考核“信息孤岛”。

浙江省现任省政府领导名单

浙江省现任省政府领导名单向上滑动查看内容⬆⬆⬆郑栅洁省长郑栅洁，男，汉族，1961年11月生，福建漳州人。

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2020年9月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陈金彪常务副省长陈金彪，男，汉族，1963年4月生，浙江诸暨人。

1984年8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理学学士。

朱从玖副省长朱从玖，男，汉族，1965年3月生，安徽肥西人。

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高兴夫副省长高兴夫，男，汉族，1963年8月生，浙江杭州人。

1988年3月参加工作，198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成岳冲副省长成岳冲，男，汉族，1962年10月生，浙江慈溪人。

1983年7月参加工作，民盟盟员。

研究生学历，历史学硕士，讲师。

王文序副省长王文序，女，汉族，1966年1月生，浙江杭州人。

1990年2 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讲师。

刘小涛副省长刘小涛，男，汉族，1970年7月生，广东兴宁人。

1992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卢山副省长卢山，男，汉族，1972年5月出生，山东夏津人。

2000年4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

徐文光副省长徐文光，男，汉族，1968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

1990年8月参加工作，198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领导学硕士。

陈新秘书长陈新，男，汉族，1970年9月生，河北易县人。

1986年10月参加工作，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现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省政府办公厅党组书记。

浙江权力革命_清权_确权_配权_晒权_制权

生态文明体制 —— 领导干部任期环境质量将被考核。合肥将成立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开展领导干部任期环境质量考核试点；建立环境监测管控和数据共享机制，形成覆盖全市范围的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探索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今年，合肥将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修订完善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实施办法、公务员转任办法。在加强反腐倡廉方面，将实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财、物、建设项目以及末位表态制度；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经济体制 —— 开放型经济，编制合肥自贸区可行性报告。今年，合肥将修订大项目招商引资政策导则，探索推进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改革；推进综合保税区、新亚欧大陆桥等开放帄台建设，并将编制合肥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启动试编合肥经济圈到 2030 年发展规划。
律不再审批；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省级部门将不再直接与企业产生拨付资金和收费等“经济往来”。
“ 一张网 ” ，即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浙江政务服务网，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督功能于一体，面向互联网用户推出阳光政务、行政审批、便民服务三大主题服务板块。其中，阳光政务“ 一张网”全流程公开各级政府部门审批办理信息。
行流程图
对现有权力进行调整、优化权力流程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需要把握和处理好四个关系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的通知-浙政办发[2003]20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的通知正文：----------------------------------------------------------------------------------------------------------------------------------------------------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的通知（浙政办发[2003]20号）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为了理顺关系，明确职责，省政府决定对现有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进行清理和调整。

经清理，省政府设立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现有132个，根据工作需要，决定调整保留111个，撤销21个。

现将清理调整后予以保留和撤销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公布如下：一、清理调整后予以保留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一)吕祖善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12个)1．省社会困难群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章猛进、陈加元2．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王永明3．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王永明4．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吕祖善副主任：陈加元5．省信用浙江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王永明、巴音朝鲁6．省深化金融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7．镇海炼化大乙烯工程浙江省协调小组组长：吕祖善8．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吕祖善副主任：王永明、陈加元9．省水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吕祖善副主任：章猛进10．浙江大学科技园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盛昌黎11．省对外开放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副组长：钟山12．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吕祖善(二)章猛进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22个) 13．省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4．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主任：章猛进15．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6．省禁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7．省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8．省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9．省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副组长：陈加元20．省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指挥：章猛进21．省防治动物疫病指挥部指挥：章猛进22．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23．省“菜篮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章猛进24．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章猛进25．省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副组长：陈加元26．省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章猛进27．省农科教协调小组组长：章猛进28．省绿化委员会主任：章猛进29．省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30．省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章猛进31．省农业发展基金协调委员会主任：章猛进32．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章猛进33．省保护耕地和造地改田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34．省农业综合开发协调小组组长：章猛进(三)王永明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14个) 35．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36．省政府系统信息化建设协调小组组长：王永明37．省知识产权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38．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39．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省初选委员会主任：王永明40．省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41．省市场流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42．省现代物流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王永明43．省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成品油流通秩序工作小组组长：王永明44．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培育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45．省属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46．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王永明47．省航空安全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48．省电厂管理职能移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四)巴音朝鲁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11个)49．宁波和舟山港口开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50．省海上搜救中心主任：巴音朝鲁51．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协调小组组长：巴音朝鲁52．省铁路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53．省援藏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54．省双对口帮扶和山海协作领导小组(原省对口帮扶四川省贫困地区暨对口支援三峡工程移民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巴音朝鲁55．杭嘉湖地区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56．省核电厂事故场外应急委员会主任：巴音朝鲁57．省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主任：巴音朝鲁58．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巴音朝鲁59．省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活动协调小组组长：巴音朝鲁(五)盛昌黎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13个)60．省献血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盛昌黎61．省初级卫生保健委员会主任：盛昌黎62．省政府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盛昌黎63．省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盛昌黎64．省良渚遗址群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盛昌黎65．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领导小组组长：盛昌黎66．省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评估委员会主任：盛昌黎67．省学位委员会主任：盛昌黎68．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主任：盛昌黎69．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盛昌黎70．省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召集人：盛昌黎71．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盛昌黎72．省黄龙洞体育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盛昌黎(六)陈加元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10个)73．省政府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加元74．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领导小组组长：陈加元75．省推进城市化工作协调指导小组组长：陈加元76．省行政中心规划管理领导小组组长：陈加元77．省政府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加元78．杭州市及周边地区规划委员会主任：陈加元79．省地名委员会主任：陈加元80．省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陈加元81．省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问题领导小组组长：陈加元82．省滩坑水电站工程建设协调小组组长：陈加元(七)钟山副省长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2个)83．省机电产品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钟山84．省旅游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钟山(八)经省政府同意成立的其他领导担任主要负责人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共27个) 85．省直属单位住房改革委员会主任：孙忠焕86．省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主任：孙忠焕87．省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联络组组长：陈国平88．浙江省省级单位用地协调小组组长：陈国平89．省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协调小组组长：陈国平90．省电力设施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王小玲91．省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王小玲92．省铁路道口安全管理协调小组组长：王小玲93．省山林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鸿达94．省松林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指挥部指挥：叶鸿达95．省海域勘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鸿达96．省城市开发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楼小东97．省投入产出调查工作小组组长：邓国强98．省创建文明建设样板路活动领导小组组长：邓国强99．省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世行技改领导小组组长：邓国强100．省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邓国强101．省规范企业进出口经营行为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孙志丹102．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主任：王辉忠103．省政府征兵办公室主任：吕福林104．省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主任：张美风105．省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陈仲方106．省核电办公室主任：毛光烈107．省农民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良仟108．西湖文化广场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陈继松109．省治爆缉枪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召集人：黄子钧110．省精神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卫生厅牵头111．省劳动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省劳动保障厅牵头二、清理后予以撤销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1．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柴松岳副组长：卢文舸、叶荣宝2．省清产核资领导小组组长：柴松岳3．省标准海塘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柴松岳4．省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吕祖善5．省清理政府规章和政策措施工作小组组长：吕祖善6．省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鲁松庭7．浙江省21世纪议程领导小组组长：卢文舸8．省人民大会堂迁建领导小组组长：卢文舸9．省社会保险委员会主任：卢文舸10．北仑钢铁厂筹备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卢文舸11．省政府第一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卢文舸12．省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叶荣宝13．省棉纺压锭重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叶荣宝14．省中加洁净煤示范中心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叶荣宝15．省勘界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6．省山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7．省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章猛进18．省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永明19．省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筹建委员会主任：仇保兴20．省宁波招宝山大桥主梁断裂事故调查组组长：楼小东21．省杭嘉湖内河航道网改造工程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楼小东上述予以保留的省级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的其他组成人员如需调整，由各议事协调和临时机构自行发文公布。

省级公检法系统“大换将”

省级公检法系统“大换将”作者：陈霄来源：《小康》2016年第06期这是继2013年之后，公检法系统最大规模的一次走马换将。

相较过去，这些省级公检法部门的一把手更年轻、更专业。

超过三分之一的省份在1月完成了省级公检法系统的“易帅”。

总共有17名司法官员履新省级公检法“一把手”职位，其中法检“两长”14人，涉及13个省份。

这是继2013年之后，公检法系统最大规模的一次走马换将。

相较过去，这些省级公检法部门的一把手更年轻、更专业，梳理他们的公开履历，可透露出司法改革人事任命的强烈信号。

上任者，离任者这是本轮司法改革启动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法官员调整，共有13个省份的省级公检法“一把手”换人，分别是：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湖北、黑龙江、云南、广西、江西、青海、新疆和宁夏。

其中变动最大的是浙江，公检法均易帅，福建省政法委副书记陈国猛接替齐奇，出任浙江高院院长；本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汪瀚转任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此前有商务部工作经历的金华市委书记徐加爱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

北京的检法“两长”也都换了人，由在法检系统深耕多年的杨万明和敬大力出任高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

这也是继2013年之后最大规模的公检法系统人员调整，当年有20位法检一把手换人。

不过，今年离任的“两长”们多数于2008年换届时上任，个别人则更早，例如浙江省检察院原检察长陈云龙，2005年即走马上任，任满两届十年。

此次离任的法检“两长”多数因年龄到限而请辞，14人中有11人出生于1952年，超过了63岁。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按照惯例，副省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是60岁，但省级公检法一把手的退休年龄一般是63岁，与纪检系统副部级领导的退休年龄一致。

不过，也有年龄即将到限的“两长”并没有被替换，例如同为1953年出生的山西高院院长左世忠和重庆市检察院检察长余敏。

非因年龄到限离任的“两长”亦有新的任务，黑龙江高院原院长张述元上调最高法院任副院长，青海省检察院原检察长王晓勇日前已当选青海省委常委，湖北省检察院原检察长敬大力进京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多名退休“老老虎”被揪出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多名退休“老老虎”被揪出一届中央纪委在开局之年甫一出手，便给公众留下惊艳之笔。

落马高官数量之多、频次之快，均创历史纪录。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

2013年1月23日，当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外界对这位中纪委“掌门人”最大的印象和评价恐怕还是“务实且清醒”。

时隔一年多之后，当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整个官场风气悄然生变时，恐怕再也没人会怀疑这位素来有着“复杂问题解决高手”美誉的领导人的反腐铁腕了。

《南风窗》记者根据最高检、中纪委等公开数据统计发现，过去十余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级高官落马。

而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大致相当于过去3年查处的高级干部的总和。

从时间分布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

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4人落马，此后，高官落马消息接连不断，到了年底，“打虎”行动进入一个小高潮：仅2013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6名省部级干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渐在“打虎”上发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处一名地厅级官员。

其中，1月22日这天，中纪委网站通报了7名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落马的案情，可谓创下了近些年中国官员落马的纪录。

据统计，过去10年全国31个省份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风窗》记者统计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2013年15个省份纪委“反腐成绩单”便发现，仅这15个省落马的厅级干部已远超200人。

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

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那么，哪些高官会因贪腐率先“出局”呢？通过梳理2013年18名落马省部级高官样本，可发现一些更为隐蔽的共性特征。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10省新任书记呈年轻化和高学历化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10省新任书记呈年轻化和高学历化18日，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五位省区“一把手”走马上任。

至此，十八大后已有10个省份调整了党委一把手，包括四川、陕西、吉林、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七省区，以及上海、天津、重庆三个直辖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认为，十八大结束后调整省部级官员，这是常规举措。

十六大、十七大结束后也曾有相同安排。

“但十八大结束后的人事调整，规模更大，意在未来五年全面贯彻执行十八大的路线和方针”。

在汪玉凯看来，此轮人事调整，履新的1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更凸显出高层领导干部的选任方向：“年轻化、高学历化，仕途履历丰富，每个人都身经多个重要岗位”。

年龄十名“50后”两名“60后”从年龄来看，14人中，2名“40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生于1947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生于1947年。

10人为“50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栗战书，生于1950年。

中组部部长赵乐际，生于1957年;中宣部部长刘奇葆，生于1953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生于1956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生于1954年;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生于1950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生于1952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生于1951年;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生于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生于1952年。

还有两名“60后”，生于1963年、年仅49岁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汪玉凯说，老中青相结合，形成“40后”、“50后”、“60后”年龄“梯队”阵容，这是领导干部团队建设的“惯例”。

“一方面为满足新老交替要求，培养年轻干部。

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年轻干部，会被委以重任，压担子;一方面是执政需要，老中青相结合，经验互补”。

经历4人是知青 7人来自基层14名履新省部级以上官员的任职经历，体现出相同特征：起自基层，历经多个岗位，在主政地方时展现出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

揭秘“中共接班人”：走上政坛的“70后”

揭秘“中共接班人”：走上政坛的“70后”作者：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49期根据中央统一安排，2016年和2017年两年时间里，全国省市县乡将展开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今年10月起，省级换届已陆续展开。

据人民网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区市召开党代会，并完成了省级领导换届，分别是新疆、安徽、河南、山西、江西、西藏、湖南、江苏、广西、河北、内蒙古、福建。

最年轻的省委常委在已完成换届的省委常委中，有一位“70后”新面孔，他就是江西省委常委刘捷，他被称为我国首位“70后”省级党委常委。

据媒体公开报道，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共有“70 后”地市级党政一把手50余名。

不少“70 后”正逐渐走上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他们在中国政坛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1月16日，是刘捷第一次以江西省委常委的身份公开亮相的时间。

在一篇名为《新一届江西省委常委选举产生，心社书记以五个“一定”誓言江西更加富裕美丽幸福》的报道中提到，当日下午，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率领刚刚在中共江西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当选的12位省委常委会成员与新闻媒体记者见面。

新一届省委常委会成员中，尹建业、殷美根、陈兴超、刘捷、赵力平是新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

据《江西日报》报道，11月18日，刘捷陪同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省长刘奇在南昌会见了出席第三届中美友城大会暨中美健康城市论坛的重要嘉宾。

同一天，刘捷还出席了省委办公厅干部职工大会并讲话。

刘捷的多个“最年轻”实际上，这并不是刘捷第一次以“最年轻”刷新政坛。

相关资料显示，刘捷是江苏人，生于1970年1月。

1996年12月入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

刘捷曾历任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炼钢厂副厂长、厂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2008年8月，38岁的刘捷离开了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任湖南省商务厅厅长，成为全国第一個“70后”省级政府部门主管；2011年，刘捷成为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

杭州市近期干部任免

杭州 2017.3席，免去其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巡视员职务；俞少平同志任杭州市滨江区政协主席；裘超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敏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区长；陈如根同志任杭州市余杭区区长；吴玉凤同志任杭州市富阳区区长；董毓民同志任淳安县县长；童定干同志任建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欢同志任建德市市长；李文钢同志任临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安全同志任临安市市长；管光尧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职务；薛鸿翔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免去其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副主席职务；朱黎明、毛素云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马彦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职务；周常生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副主席；何伟同志任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职务；赵行光同志任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樊峥、邵伟华同志任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傅丽华同志任杭州市下城区政协副主席；范朝辉、朱君、王跃强、袁雁飞同志任杭州市江干区副区长；楼玉宇同志任杭州市江干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杭州市江干区副区长职务；步汉英同志任杭州市江干区政协副主席；徐美娟、韩峻同志任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剑甫同志任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拱墅区副区长职务；张云雷、余荣升同志任杭州市拱墅区副区长；卢伟、沈燕翔同志任杭州市拱墅区政协副主席；章岳定同志任杭州市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副主席职务；谢作珍同志任杭州市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钱志清、缪凌蓉同志任杭州市西湖区副区长；张利群同志任杭州市西湖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杭州市西湖区副区长职务；周建杭、汤伟平同志任杭州市滨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力军、屠国平同志任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张爱莲同志任杭州市滨江区政协副主席（保留正局）；费跃忠同志任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委员、常委，免去其中共临安市委常委、委员职务；沃岳兴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关良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职务；杨晓峰、方军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顾大飞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姜国法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书记职务；黄晓燕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职务；施利君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副主席；施建华同志任杭州市余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杭州市余杭区副区长职务；葛建伟、王艳勤同志任杭州市余杭区副区长；赵喜凯同志任杭州市余杭区政协副主席；赵玉龙同志任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霖、何献忠同志任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方仁臻、王小丁同志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职务；孙晓明同志任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副主席；俞建华同志任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HANGZHOU 2017.3任，免去其桐庐县政协副主席职务；徐志勇同志任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强、余荆棘同志任桐庐县副县长；潘立铭同志任桐庐县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桐庐县副县长职务；洪永鸿、叶春晖、毛夏平同志任淳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月焕同志任淳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淳安县政协副主席职务；商松懋、余红英同志任淳安县副县长；何建法同志任淳安县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淳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江华平同志任淳安县政协副主席，免去其淳安县副县长职务；邵文涛同志任淳安县政协副主席；徐建华同志任建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免去其建德市副市长职务；吴岳炎、徐拥军同志任建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平、夏喜生、钱晓华同志任建德市副市长；徐亚娟同志任建德市政协副主席；吴云海、胡廖明同志任临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琳波、高吉亚、陈立群同志任临安市副市长；黄希和同志任临安市副市长，免去其杭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职务；楼国富同志任临安市政协副主席，免去其临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裘小民同志任临安市政协副主席，免去其临安市副市长职务；吴云川、张敏同志任临安市政协副主席；叶青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院长；孙勇同志任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楼军民同志任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院长；江波均同志任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平祥同志任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高同志任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施金良同志任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院长；陈娟同志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勇同志任淳安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翔同志任建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沈亚平同志任临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免去张鸿铭同志的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职务；免去王金财同志的中共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叶明同志的中共杭州市政协党组书记职务；免去俞东来同志的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委员，市法学会会长职务；免去项永丹同志的杭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职务；免去杨军同志的中共杭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中共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职务；免去董建平同志的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部长职务；免去翁钢粮同志的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职务；免去郎文荣同志的中共杭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免去汤筠同志的共青团杭州市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书记职务；免去程曙明同志的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职务；免去赵晴同志的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委员、社务委员会社长，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职务；免去章国经同志的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委员、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免去许虎忠同志的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委员、总经理职务；免去吴文平、杨星同志的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免去陈一辉同志的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巡视员职务；免去马会军同志的杭州市物价局巡视员职务；免去胡惠芬同志的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巡视员职务；免去赵可新同志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杭州市京杭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杭州 2017.3委员会）副巡视员职务；免去蔡仲光同志的杭州市江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免去朱关泉同志的杭州市江干区政协主席职务；免去洪永跃同志的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免去钟丽萍同志的杭州市拱墅区政协主席职务；免去施增富同志的杭州市西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张岐同志的杭州市西湖区政协主席职务；免去沈孔良同志的杭州市滨江区政协主席职务；免去王珠瑛同志的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免去吴苗强同志的临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免去李静同志的杭州市上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宣寅同志的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职务；免去刘志安同志的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洪建明、张鑫良同志的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黄飞、沈凯波同志的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职务；免去张红舞同志的杭州市下城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赵欣浩、沈燕俊同志的杭州市江干区副区长职务；免去刘兴仙同志的杭州市江干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洪嫦、邱建伟、来鸣同志的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虞文娟、王牮同志的杭州市拱墅区副区长职务；免去赵红、陈曦同志的杭州市拱墅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吴兴根、吴吉春同志的杭州市西湖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沈阳红、陈玮同志的杭州市西湖区副区长职务；免去何文林、丁乃江同志的杭州市滨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张玮、谢渐升同志的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职务；免去赵骏同志的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常委、委员职务；免去章燕梁、商怀远同志的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赵立明同志的杭州市萧山区副区长职务；免去蒋金梁、叶永浩、朱国铭、吴关林同志的杭州市萧山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王云联同志的杭州市余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杜永林同志的杭州市余杭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徐松泉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杨国正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副区长职务；免去夏芬、朱水根、章刚良、张志根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华健同志的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鲁连美、王建民、章湑美同志的淳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宋立新同志的淳安县副县长职务；免去朱启鸿、饶秋林同志的建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免去周友红、叶万生同志的建德市副市长职务；免去洪国根同志的建德市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章登峰、吴春法、沈慧同志的临安市副市长职务；免去翁东潮、陈林春、楼沛明同志的临安市政协副主席职务；免去余国利同志的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免去张鸣同志的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我国各省份政治地位排名

我国各省份政治地位排名全国省市区之间的政治地位
第一阶梯：
14上海：入常率4/5，入局率5/5
10北京：入常率2/5，入局率5/5
8广东：入常率2/5，入局率3/5
7渝州：入常率1/5，入局率4/5
7浙江：入常率2/5，入局率3/5
7山东：入常率2/5，入局率3/5
5津沽：入常率1/5，入局率2/5
第二阶梯：
4福建：入常率1/5，入局率2/5
4吉林：入常率1/5，入局率2/5
4四川：入常率1/5，入局率2/5
4湖北：入常率1/5，入局率2/5
4江西：入常率1/5，入局率2/5
3新疆：入常率0/5，入局率2/5
3辽宁：入常率1/5，入局率1/5
3河南：入常率1/5，入局率1/5
3海南：入常率1/5，入局率1/5
2江苏：入常率0/5，入局率2/5
2陕西：入常率0/5，入局率2/5
2西藏：入常率0/5，入局率2/5
2贵州：入常率0/5，入局率2/5
第三阶梯：
1安徽：入常率0/5，入局率1/5 1青海：入常率0/5，入局率1/5 1内蒙：入常率0/5，入局率1/5 1广西：入常率0/5，入局率1/5 1湖南：入常率0/5，入局率1/5 0河北：入常率0/5，入局率0/5 0山西：入常率0/5，入局率0/5 0黑龙江：入常率0/5，入局率0/5 0宁夏：入常率0/5，入局率0/5 0甘肃：入常率0/5，入局率0/5 0云南：入常率0/5，入局率0/5 我国各省份政治地位排名。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

第6期(总第183期)2023年11月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6(General No.183)Nov.2023收稿日期:2023-03-07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大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18BGL204)作者简介:吴金群,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治理㊁地方政府管理与创新等方向的研究;陈思瑾(通讯作者),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治理㊁县域建设与发展等方向的研究㊂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吴金群,陈思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摘㊀要: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㊂基于整体政府理论视角,系统梳理浙江省龙港市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发现:龙港撤镇设市后,创新性地以模块化运行模式和三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为纽带,实现了大部制和扁平化的联动改革,更是激活改革从物理联动走向化学反应㊂在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中,大部制改革是基础,扁平化改革是内核;在模块化管理中,大部制改革是本质,扁平化改革是延伸㊂以模块化和三位一体为依托的双向改革,不仅有助于破解改革后刚性的科层体制带来的回溯压力㊁有效回应基层治理中复杂多元的社会需求,缓解基层人少事多的治理困境,而且通过双向联动保障了改革的可持续性,进一步丰富了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内容和实践经验㊂关键词:地方行政体制改革;联动机制;大部制;扁平化;整体政府中图分类号:D630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91505(2023)06013212DOI:10.14134/33-1337/c.2023.06.012一㊁问题的提出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重要支撑[1]㊂围绕计划经济时期行政体制中存在的机构臃肿㊁职责不明㊁层级过多等问题,我国先后进行了八次大的行政体制改革[2]㊂其中,地方政府作为行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的基础主体,其行政体制改革不仅突破了中央治理下的同构框架,也丰富了国家治理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现实路径,促进国家治理手段与治理方式更加精细化㊁智能化㊁现代化[3]㊂作为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 ,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政府运行的日常状态㊂为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提升服务型政府治理的水平,行政体制改革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举措之一㊂近年来,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横向大部制和纵向扁平化两个方向,然而各个地方政府大多在同一时段内只选择了其中一种方向㊂也就是说,鲜有地方政府同时且成功地推动大部制和扁平化两项改革㊂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刚性的科层体制意味着大部制改革受到上级政府的回溯压力,而扁平化改革存在逆扁平化风险[4],单一内容的改革就已经致使地方政府需要面对巨大的风险和阻力,改革的步伐稍微大一点,就无法持续取得成功㊂基层治理需求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使得旨在精简机构和抑制人员膨胀的行政体制改革失灵,助长了基层的形式主义,弱化了社会治理的回应性㊂此外,由于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之间成反比,大部制的精简机构和扁平化的缩减层级间也存在改革张力㊂因此,将两项改革同时推进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决心和魄力,在以往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很难实践㊂2019年,经国务院批准,龙港成为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第一个撤镇设市的地区㊂借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龙港市明确提出了大部制㊁扁平化㊁低成本㊁高效率的十二字方针,即同时推动大部制与扁平化两项行政体制改革㊂作为全国目前唯一同时推进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的县级市,龙港市政府站在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通过模块化运行方式和三位一体基层治理体系创新,激发了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联动机制的化学反应㊂目前, 大部制㊁扁平化的行政体制改革整体上呈现了良好发展态势,不仅保障了龙港撤镇设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平稳过渡,更是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㊂通过详细勾勒龙港市在撤镇设市前后大部制和扁平化联动改革的背后逻辑㊁演进过程与运作机制,不仅旨在为地方政府破解行政体制改革后人少事多治理困境提供经验借鉴,还能为推动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㊂二㊁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一)文献综述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行政体制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纵向层级间的职责同构 [5-7],以及横向部门间的高度分化㊂然而,这种高度刚性的行政体制,在基层实践中往往水土不服 [8],即在纵向上要求政令统一而忽视了地方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在横向上要求专业分工而忽视了公共事务本身的综合性㊂面对自上而下的刚性制度与复杂多样的地方治理之间的张力,地方政府或是将常规治理转向运动式治理,继而推动中心工作的有效开展[9-11];或是采取各种弹性化行政手段来响应上级政府的刚性要求[12-14];或是采取技术赋权[15-16]㊁引入编外人员等多种治理机制创新[17-18]㊂然而,此类地方实践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刚性制度与地方治理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但并未深入对组织结构调整的有关探讨㊂政府的职能履行需要以组织为载体,而组织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政府效能[19]㊂针对刚性科层与基层实践之间的张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主要聚焦于大部制和扁平化两个方向㊂大部制改革在横向上将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有效地实现了资源的集中整合,一定程度上优化了部门协作,降低了部门间交易成本[20-22]㊂然而,在地方大部制改革实践中,仍存在许多困境:一方面,由于涉及部门和官员利益,部门重组后貌合神离 ,科室间协调成本上升[23];另一方面,在同构性政府架构下[13],往往面临下改上不改造成的改革回溯压力㊂扁平化改革主要是在纵向上通过权限下放㊁外部压缩和内部整合缩减管理层次,从而提高行政回应性,实现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24-25],并推进基层自治的发展[26]㊂具体而言,权限下放通过将行政权力跨管理层级下放,提升下级政府的决策权和主动权,减少纵向沟通成本,例如强县扩权㊁扩权强县㊁省管县㊁强镇扩权等形式[27-28];外部压缩通过缩减纵向管理层级,提升被调整区域的沟通效能,包括撤县设(地级)市㊁撤镇设(县级)市㊁地级市管镇,以及撤销乡镇㊁街道实施县(市)直管社区等[29];内部整合通过将部门权力结构分散化,构建一个层次少㊁幅度宽,331第6期吴金群,陈思瑾: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㊀43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3年并能够持续地调整以适应最新情况的内部组织结构,主要表现为项目制[30-31]和领导小组[32]等任务型组织的构建[33]㊂总的来看,在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管理幅度与管理层级成反比,即管理层级减少,意味着管理幅度应当增加㊂因此,以精简部门为方向的大部制改革和扁平化改革本身就存在张力,围绕两项改革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也就尤为重要㊂(二)分析框架基于整体政府理论构建了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大部制与扁平化的联动机制分析框架㊂尽管学界围绕整体政府理论的概念表述略有差异,但大都指向在不改变部门职能边界的前提下,通过搭建正式㊁非正式的纵向和横向跨部门协调机制,以提升官僚机构的整体价值和组织绩效[34-35],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㊁组织结构㊁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36]㊂面对新公共管理运动后部门主义和碎片化的问题,整体政府理论区别于对专业化管理与职能分工的延续和重整,注重回应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内在关联性,侧重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整体功能的发挥与部门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协调[37-39]㊂然而已有整体政府理论实践与探讨多聚焦于整体性治理层面[40-42],且一直未能作为指导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主流思潮㊂此外,地方政府在具体实践中为减少行政体制改革的风险与阻力,也少有在大部制改革不能有效解决政府协作问题时,进一步采取扁平化等改革,即在整体政府理论视角下,缺少尝试同时推进两项乃至多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㊂甚至,地方政府即使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实践了整体政府理论内容,也往往未能意识到该理论内涵本身与改革实践的紧密呼应㊂通过引入整体政府理论详述浙江龙港的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刻画出龙港如何依托模块化和三位一体改革创新将物理联动转化为化学联动,有助于统筹协调横向和纵向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思想与行动,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长效㊁平稳推进提供重要参考㊂三㊁浙江龙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一)强镇扩权与镇的大部制1983年温州市苍南县龙港建镇,并在全国率先推行两户一体政策,仅10年时间里,就成了温州市综合经济实力排名第1位㊁全国亿元镇排名第17位的明星镇 ,被称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㊂然而,随着龙港经济体量的不断增长,镇政府的权力配置与当地实际发展需求之间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困境[43]㊂为了获得更大的自主权,龙港先后经历了8次扩权试点改革,但最终都陷入了权力收放的循环中㊂现实阻力使龙港意识到,仅靠县级政府放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必须通过制度的变革将放权固化下来㊂2016年6月,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龙港开展了特大镇的大部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原有的12个镇内设机构㊁11个事业单位和县派驻部门中的住建分局㊁国土分局㊁水利分局等18个单位在内的共计41个部门机构,最终整合为包含6个党委部门和9个政府部门的共计15个党政大部门㊂大部制改革使龙港镇实现了党政机构的结构优化,降低了部门间交易费用,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用㊂然而,改革后的龙港也面临沉重压力:首先,大部门给部门内部的分工协调带来困难,科室间行政壁垒凸显;其次,每个大部门需要对应上级的数个部门,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导致干部为应对机关工作而疲于奔命㊂更主要的是,强镇扩权所带来的权限下放和部门精简形成对冲,使得人少事多的困境越发凸显㊂压力大㊁任务多㊁责任重,成为龙港镇政府的工作常态,迫使龙港不得不降低公共服务的提供质量,或采取变通执行的方式回应上级政府的考核㊂此外,传统的乡镇体制使龙港长期处于责任大㊁权力小㊁功能弱㊁效率低的困境,镇级行政单位已无法满足龙港的基层治理需求㊂(二)撤镇设市与市直管社区随着一系列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龙港撤镇设市具备了更坚定的外部支撑和改革依据㊂2019年,经国务院批准,龙港撤镇设为县级市,提出了大部制㊁扁平化㊁低成本㊁高效率的十二字方针,成为新时代以来全国唯一撤镇设市的试点案例㊂为此,龙港市对党政机构进行微调,但大部制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依然保留15个大部门,同时开始探索市直管102个社区的扁平化基层治理模式㊂然而,设市前的龙港作为乡镇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属于基层治理单位,更多地负责行政事务的执行,而县级市龙港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地方治理单位,不仅需要负责行政事务的执行,还需要在职权范围内负责决策性事务以及应对来自地级市㊁省级政府下达的繁复冗杂的机关工作,大大增加了龙港市党政机关的工作任务㊂此外,管理事务复杂㊁管理幅度过大是龙港特大镇时期就存在的困境,加之升格为县级市后事务增加,龙港实现市直管社区难以一步到位㊂考虑到管理幅度的适当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龙港市依据市管社区㊁分片服务的扁平化理念塑造了片区概念,基于地理位置㊁区域特点㊁城市规划㊁历史沿革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将全市划分为9个片区㊂然而, 片区制度仍难摆脱街道办化的嫌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直管社区㊂针对这一问题,龙港市在温州组织部和民政局的领导协调下,进一步撤销9个片区,组建了26个社区联合党委,并相应设立26个联勤工作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㊂(三)双向改革与模块化机制创新撤镇设市后,龙港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大部制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推行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致使人少事多的压力更为凸显㊂在这一背景下,龙港市以模块化改革为重点,旨在通过机制再创㊁流程再造来优化大部门体制㊂其中,龙港市农业农村局成为最早实施模块化改革的试点㊂撤镇设市后的农业农村局主动采纳模块化管理建议,在原有大部制改革的基础上整合共性共融业务,最终把局分为5大系统㊁27个模块(见图1,对接关系略)㊂并基于‘工作模块化管理制度(试行)“,对每个模块的工作职责㊁承接上级部门和人员配备,做了详细规定㊂每个模块设立一个负责人,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㊂在业务分工方面,27个模块既有清晰的业务分工也有相互协作,形成对上线状专科,对下块状全科的运作模式㊂在人事管理方面,27个模块由4位副局长分管领导,副局长有权调配模块内人员(局长把关),负责随工作重点转移而调动各模块人员,防止因工作重点随时间和季节变化而使各模块忙闲不均㊂在模块化运行机制下,农业农村局减轻了分管副局长和局长的工作压力,锻炼了模块负责人的工作能力和协调水平,并可以有效承接上级任务和满足基层需求㊂图1　农业农村局的模块化架构531第6期吴金群,陈思瑾: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㊀总体而言, 模块化改革变刚性科层为弹性化组织,使得组织能够根据工作需要灵活地调整模块结构和人员,从而提高行政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少事多的困境㊂在三定方案中,一个局设多少个科室和科长,都是需要核定并且不能超越的㊂但模块化管理不对模块数量做刚性限制,使得职能部门可以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大小设置与之相适应的模块㊂对于农业农村局来说,模块数的增加,实际上就是职能部门领导管理幅度的增加,从而可以减少部门内的信息传递层级㊂更重要的是,大部制改革通过构建模块化的运作方式,缩减了部门内部的治理层级,实现了与基层自治的有效对接㊂模块化改革后, 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改革中的下沉人员履行的职能范围更加宽广,比部门林立状态下更能体现资源的集约使用㊂(四)双向改革与三位一体机制创新撤镇设市后,考虑到管理幅度的适当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龙港市在温州市委组织部和市民政局的领导协调下,于2021年3月审议通过了‘深化扁平化基层治理改革实施方案“,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将原有102个社区重新组合为26+1(新区)个社区,并创新性地构建了由26个社区联合党委㊁联勤工作站㊁综合服务中心组成的三位一体治理框架(见图2)㊂社区联合党委由多个社区党组织联合组建,与市级层面直接对接,起统筹引领作用;社区联勤工作站由机关干部㊁社区两委㊁社工等共同入驻,作为部门延伸的管理平台,负责安全生产㊁消防安全等社会管理事务;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由每个社区派代表入驻,同时也有部门机关干部和社工的入驻,同市直部门直接对接,作为服务居民的综合平台[44]㊂图2　龙港市的区(市)直管社区组织模式市直管社区改革后,面对社会组织总体业务水平不高㊁数量稀少,难以承接政府职能事项以及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的问题,龙港构建联勤工作站与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双平台㊂一方面,龙港市将公安㊁市监㊁综合行政等部门的行政事业干部下沉到26个联勤工作站,与社区干部㊁专职网格员一起编组入格;另一方面,将政府职能定向转移社区组织,赋予社区公共服务职权,实施社区干部职业化,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激发社工队伍活力㊂此外,龙港市构建了以社区联合党委为统领,以社区党组织为主体,63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3年驻社区单位㊁非公企业㊁社会组织㊁物业管理公司等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党建联盟,通过整合党政㊁市场㊁社会三类资源壮大志愿队伍,充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㊂(五)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的互动历程图3展示了龙港从1984年到2021年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演变概况㊂其中,实线代表改革延续的时间,外部虚环对应扁平化改革内容,内部虚环对应大部制改革内容;轴条起点代表改革所属的类型㊂例如,强镇扩权㊁撤镇设市和市直管社区都属于扁平化改革的内容,而2016年开始的大部制改革则属于大部制范畴;模块化改革作为大部制改革的补充,起点也设置在了大部制范畴㊂2019年9月25日,龙港正式撤镇设市,并在12月8日按照‘撤镇设市行政区划调整总体实施方案“,迅速完成了部门组建和三定方案优化,实现党政机构运转顺畅㊁县级权限事项有效承接㊂2021年3月11日,中共龙港市委市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龙港市深化扁平化基层治理改革实施方案“,彻底打破了原有9个片区,构建 26+1 的三位一体市直管社区新模式㊂为进一步适应龙港大部制和三位一体的扁平化运作机制,2021年3月17日,龙港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工作模块化管理制度(试行)“通知,率先落实了模块化改革;同年4月,经济发展局也正式明确了模块化改革的改革工作及思路㊂图3　龙港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历程通过对龙港行政体制改革的梳理,可以发现,龙港的大部制改革虽然以撤镇设市作为改革的阶段性划分,但是整体而言,改革是一以贯之的㊂大部制改革重组了政府部门,转移了政府职能,加强了基层单元的治理能力,从而为扁平化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㊂龙港的扁平化改革则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基于强镇扩权的管理权限扁平化改革㊁撤镇设市并实行市直管社区的外部压缩扁平化改革㊁围绕基层自治和内部整合的扁平化改革㊂强镇扩权的改革成效并不显著,而撤镇设市和市直管社区虽然保障了精简高效的大部制改革的可持续性,但依旧面临三重挑战㊂第一,撤镇设县级市意味着龙港政府决策类事务的增加,显著增加了大部门的工作量;第二,市直管社区意味着大部门要直接参与对下的具体执行过程,横向上扩大了大部门的管理幅度;第三,为继续落实镇的大部制改革成果,731第6期吴金群,陈思瑾: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㊀撤镇设市后的龙港并未按照县级政府的人员编制进行扩充,凸显了龙港市政府人力资源的稀缺性㊂此外,撤镇设市后,大部制改革中纵向回溯压力和横向科室壁垒并没有得到解决,然而对于建设低成本㊁高效率的服务型政府的呼声却随着龙港镇行政层级的跃升而越发强烈㊂面对大部制和扁平化改革之间的张力,第三阶段的扁平化改革开始推进㊂其中, 模块化和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创新将两项行政体制改革内容打碎重组,实现了从物理联动向化学联动的转变,为推进改革的稳定持久发挥了重要作用㊂四㊁龙港市行政体制改革的联动机制龙港将整体政府理论落实到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践中,特别关注了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有机联动:第一,通过扁平化改革精简纵向的层次,通过大部制改革精简横向的部门,两项改革都力求人员精简㊁控制编制数量,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㊂第二,改革实现了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㊂第三,改革创新性地提出了模块化管理和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打破了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之间的观念和壁垒,不仅化结构冲突为功能互补,而且发挥了 1+1>2 的系统效应(见图4)㊂图4　基于模块化改革和三位一体治理的改革联动(一)大部制是扁平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在提升政府内部运行效能上,依托模块化创新机制的新一轮大部制改革不仅有利于为政府部门减负,而且保障了组织内部扁平化改革后决策执行渠道的精准回应与贯通执行㊂一方面,鉴于大部制下科室职责边界过于清晰㊁协同性不足以及科室间信息交易成本高等问题, 模块化结构调整采取岗位负责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将科室按业务类型拆分为N 个模块,锻造科室模块链 ,这有利于打破科室间的协调壁垒㊂此外,实行科室负责制与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日常对接按模块进行,共同完成任务,形成一体化系统化的高效协作运行态势㊂另一方面,按照功能共性整合重组的模块化组织结构83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3年打破了传统的条线一一对应,每个对接基层的模块长既能够在社区内高效落实相关模块工作,又能够代表大部门回应更多业务需求,不仅保障对上能够承接职能,缩短了决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而且有利于在全局重点工作中统筹力量,共同完成任务㊂在推进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回应上,依托三位一体治理创新的大部制改革,不仅能够激发社区自治单元的活力,而且使市直管社区扁平化改革中下沉人员履行的职能范围更加宽广,实现比部门林立状态下更能体现资源的集约使用㊂第一,有利于强化集中整合的对点服务㊂将干部调动等在组织部一条龙办理,并按照职能划分合并后的大部门将有限的人力财力集中在一起办大事,使部门间组织人事协调高效,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㊂第二,有利于落实部门协作的组团服务㊂通过搭建信息化平台㊁强化网格管控㊁完善多元共治机制㊁打造社区党建联盟,不断优化三位一体运行机制㊂第三,有利于搭建以需求为导向的便民服务体系㊂龙港市各个社区构建简约的便民社会服务体系,以群众办事需求为导向,围绕职能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㊂在龙港市农业农村局的模块化改革中,27个模块还巧妙地与三位一体中的联勤工作站形成一一对应,更是为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治理模式提供了保障,有效地实现了与基层治理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回应㊂(二)扁平化是大部制改革的持久动力扁平化改革重视横向联系㊁沟通与协作㊂在撤镇设市后的扁平化改革过程中,龙港市通过建立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和创新模块化组织架构,不仅推动了政府基层治理效力的提升,而且有效地统筹了纵向的条块关系,实现了对上级政府的有效响应和对基层需求的准确回应㊂一方面,龙港市依托三位一体的扁平化改革有三个重点内容:第一,在构建三位一体治理框架之前,龙港市制定出台部门延伸社区服务事项清单㊁政府购买服务事项清单和市直管社区事项清单,以确权形式明晰职能部门与社区的职责边界㊂第二,通过建立精简高效的工作模块,更好地辅助公安㊁市监㊁执法等部门下沉人员㊁驻社干部㊁专职社工㊁社区两委干部编制及派驻的工作落实,从而统筹协调社区基层治理事务,开展组团式服务㊁网格化治理㊂第三,通过党建引领最大限度整合多方力量参与治理,以社区联勤工作站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市直部门与社区的链接中介,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为推进全域社区基层自治提供基础支持,为深入推进并完善全域社区化基层自治发挥了重要作用㊂另一方面,龙港市模块化的扁平化改革也保障了精简高效的大部制改革的持续推进㊂一个局的科室往往有限定的数量,而模块化管理不对模块数量做限制,将多级刚性结构转变为简易弹性结构,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量设置与之相适应的模块数量㊂此外,模块长可作为代表参加上级业务会议,即温州市各部门处室召开的会议可以由模块长作为代表参会㊂模块+岗位的形式可以有效破解条线会议过多带来的分身乏术等难题㊂最后,在扁平化基层治理模式中,联勤工作站内的模块业务可由模块长直接办理,模块外业务上交局综合办流转,由模块长在会上交流汇报,局长负责牵头部署,极大地优化了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㊂(三)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互为支撑无论是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还是模块化改革,都充分体现了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有机互动㊂在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中,大部制改革是基础,扁平化改革是内核;在模块化管理中,大部制改革是本质,扁平化改革是延伸㊂一方面, 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模式是基于市直管社区的扁平化改革背景构建而成㊂三位一体要求在社区联合党委的统领下,逐步强化社区的公共服务,弱化社区的行政职能,以联勤工作站和综合服务中心为平台,推进全域社区化的基层自治㊂大部制改革提升了政府部门的组织协调效率,拓展了社会市场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的空间,加强了基层单元的治理能力,为推动三位一体统筹协调基层治理事务,落实五大工作模块的组团式服务㊁网格化治理提供了重要的体制931第6期吴金群,陈思瑾: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联动机制基于浙江省龙港市的案例研究㊀。

七一前后省部级干部大调整

七一前后省部级干部大调整作者：来源：《小康》2016年第14期2016年“七一”前后省部级干部大调整，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新的岗位，其中调往异地任职和女性干部任职成为此次调整的关注点。

《小康》记者谭海清今年“七一”前后，全国的省部级干部出现了大的调整，仅6月份一个月，调整的省部级干部已有数十人。

分析此轮省部级干部调整，有几个特色值得关注。

在各媒体所发的新闻通稿中，明确写明“因年龄原因”去职的正部级干部有：因年龄原因袁贵仁卸任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儒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强卫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罗志军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

袁仁贵、罗志军都已达65岁，强卫与王儒林均为63岁，其中强卫先后在青海省、江西省担任省委书记，王儒林一年多前“临危受命”主政山西，此前在吉林省任省委书记。

另外，今年已66岁的陈锡文不再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专任全国政协常委。

王儒林在离开山西前夕，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

谈到主政山西一年多的情况时表示，一年多来，先后查办了5名市委书记，一举扭转了在这之前14年没有查处过市委书记腐败案件的被动局面。

全省有18名县委书记被查，其中，阳泉市5个县区委书记查办了4个。

到2016年4月，全省有5646人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违纪问题，有2万多人次主动向“红包礼金专户”退交钱款，超过了一亿七千多万元。

治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取得比较明显成效，彻底改变了山西省官场生态。

分析这次调整的省部级干部，多数是调往异地但任新的领导职务。

像湖北省省长王国生调任青海省委书记，浙江省省长李强调任江苏省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车俊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咸辉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现年57岁的李强2004年11月任浙江省委秘书长，2005年10月担任浙江省委常委，2012年12月起任浙江省代省长、省长。

车俊2001年10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其后先后任河北省委常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简历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简历作者：暂无来源：《浙江人大》 2018年第2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男，汉族， 1955 年 7 月生，安徽巢湖人。

1973 年 2 月参加工作， 1973 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曾任安徽省长丰县东方红公社知青、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杨公区委副书记，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办公室副主任、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合肥市公安局局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合肥市委副书记，合肥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合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合肥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正部长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正部长级），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省委书记，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黎明女，汉族， 1961 年 1 月生，浙江新昌人。

1983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83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学硕士。

曾任余姚市江北中学教师、团委书记，余姚市体委办公室副主任，余姚市教育局团委书记，余姚团市委副书记，余姚团市委书记，宁波团市委副书记，宁波团市委书记，鄞县县委副书记（副厅级），宁波市江北区委副书记、区长，宁波市江北区委书记，舟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舟山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舟山市委副书记，舟山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舟山市委书记、市长，舟山市委书记，舟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舟山市委书记，副省长、舟山市委书记，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等职。

十八大后十省调整党委书记均身经多个重要岗位

十八大后十省调整党委书记均身经多个重要岗位新京报王姝 2012-12-19 03:33昨日，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五位省区“一把手”走马上任。

至此，十八大后已有10个省份调整了党委一把手，包括四川、陕西、吉林、浙江、福建、广东、内蒙古七省区，以及上海、天津、重庆三个直辖市。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分析认为，十八大结束后调整省部级官员，这是常规举措。

十六大、十七大结束后也曾有相同安排。

“但十八大结束后的人事调整，规模更大，意在未来五年全面贯彻执行十八大的路线和方针”。

年龄十名“50后”两名“60后”从年龄来看，14人中，2名“40后”，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生于1947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生于1947年。

10人为“50后”，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栗战书，生于1950年。

中组部部长赵乐际，生于1957年；中宣部部长刘奇葆，生于1953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生于1956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生于1954年；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生于1950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生于1952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生于1951年；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生于1953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君，生于1952年。

还有两名“60后”，生于1963年、年仅49岁的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

汪玉凯说，老中青相结合，形成“40后”、“50后”、“60后”年龄“梯队”阵容，这是领导干部团队建设的“惯例”。

“一方面为满足新老交替要求，培养年轻干部。

近年来涌现出的优秀年轻干部，会被委以重任，压担子；一方面是执政需要，老中青相结合，经验互补”。

“经营城市”中倒下的“许三多”

“经营城市”中倒下的“许三多”春夏之交的杭州，草长莺飞，游人如织。

表面的平静之下，一场杭州城从未经历过的肃贪风暴已经展开。

2009年12月22日，原浙江省杭州市副市长(正厅级)许迈永涉嫌受贿金额过亿的腐败大案被正式移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此前。

该案由中纪委督办，其中牵涉了杭州多家房地产企业，一时间浙江官场及地产界为之震动。

另据记者了解。

一个许迈永倒下了。

他对杭州官场之震动才刚刚开始。

或许。

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政府“只有想不到要干的事。

没有想到而干不成的事”，正成为过去时的神话。

2009年4月初，浙江省银监局监控人员截获了一个重要的资金动向：一个名叫戚继秋的人，倒腾资金的手笔非常大，常有上千万元的资金在银行和股市之间进进出出，情况可疑。

浙江省银监局调查发现，戚继秋的丈夫是时任杭州市副市长的许迈永。

这个背景令人兴奋，也令人吃惊。

于是，他们很快将这一情况向浙江省纪委报告。

纪检机关与银监部门迅速联手展开调查。

调查发现，戚继秋与多家房地产企业打得火热，甚至在一些公司握有干股。

近年来，戚继秋在股市上十分活跃，收获颇丰。

如，据酒鬼酒公司2005年年报显示，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流通股东持股情况表中，戚继秋以持股0.119％，共33.93万余股名列第四大流通股股东。

同时，戚继秋担任董事的浙江景源贸易有限公司，亦成为宁波韵升的前十大股东，持有该公司55万股。

戚继秋在银行有多个账户，且数额很大。

纪检机关展开调查后，银监部门冻结了这些可疑账户。

浙江景源贸易有限公司系开氏集团下属企业。

而戚继秋与萧山开氏集团关系密切。

为此，戚继秋以及开氏集团负责人等均被纳入调查范围。

因为妻子被查，许迈永多少意识到了自己将引火烧身的可能性。

于是4月上旬，许迈永提出休假，想寻找相关对策，但为时已晚。

在休假过程中，他被省纪委调查组成员从家中直接带走。

在杭州市环城北路318号的市政府5楼电子会议室参加的打造全球最宜居城市课题会议，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为开启建设世界名城新征程打一场硬仗

2016年是杭州发展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

我们上下同欲、众志成城，圆满完成了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任务，实现了“十三五”发展精彩开局，开启了建设世界名城的新征程。

现在，杭州发展已经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面对各方的更高要求、更多期待。

江干区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黄金时代”，既有“后峰会、前亚运”、加快城市国际化的机遇，也有市行政中心迁入、火车东站枢纽投用的带动效应。

我希望，江干区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从城中村改造、垃圾分类、招商引资、平安创建等一场场硬仗打起，步步为营、久久为功，用实干绘出“国内一流现代化中心城区”美好蓝图，为杭州建设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贡献江干力量！打赢硬仗，决心一定要过硬决心过硬，就要坚定使命必达的决心。

思想一致，行动才会一致；认识到位，工作才会到位。

大家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到“国内一流现代化中心城区”容不下“脏乱差”、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不应有“脏乱差”。

打好城中村改造硬仗，既是“面子”问题、又是“里子”问题，既是民生问题、又是发展问题，既事关城市转型、又事关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是实现城市国际化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的基础工程，是建设美丽中国样本、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是锤炼干部队伍能力作风、打造勇立潮头铁军排头兵的实践平台。

江干各级干部一定要站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世界名城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杭州城市发展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要求，深刻认识城中村改造提升的重要意义，坚定“不获全胜不收兵”的决心，增强“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自觉，以实际行动推进拥江发展，拉开城市框架，优化城市发展格局。

杭州“黑老大”与他的官场“保护伞”

杭州“黑老大”与他的官场“保护伞”作者：张铎来源：《廉政瞭望·下半月》2019年第03期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在2019年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和节后首个工作日分两批公布了杭州虞关荣涉黑涉恶案件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朱伟静、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副支队长罗伟东等27名官员被查。

在这27人名单中，既有浙江省公安厅治安监督管理总队原总队长、杭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等警界重量人物，也有区委副书记、区委常委、街道党工委书记等地方干部，甚至还有民主与法制社浙江记者站站长这样的媒体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0日刊文指出：“这也是该省近年来查处‘保护伞’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起案件。

”而这把“保护伞”都指向一个人——虞关荣。

街头混混的“洗白”之路在杭州民间人士口中，虞关荣是个恶名远播、令人闻之色变的人物。

有人说他在境外开设赌场，还说他是金三角毒枭的座上宾……一名与虞关荣有过交集的人士介绍，许多传言并不可靠，虞关荣的发迹过程固然充满了“刀光剑影”，却也不如他吹嘘那般。

虞关荣，1970年出生在杭州萧山浦沿镇的一个普通农家，中学没有念完便混迹街头。

上世纪80年代末，因为涉嫌聚众斗殴，虞关荣成为萧山警方抓捕对象，不得已远逃至千里之外的云南。

据知情人士介绍，虞关荣在云南生活了数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子。

有关他的许多传说，正是缘于这段流亡生活。

虞关荣的马仔曾吹嘘，虞关荣当年在中缅边境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连金三角的游击队都要给他面子”。

但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存疑，一群浦沿的老乡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多次聚会，那时虞关荣已从云南回到杭州，从他的做派来看，绝非发了大财之人。

虞关荣初回杭州那几年，每年还纠集一伙人去镇上一些企业收“过年费”。

有些企业不愿把事情闹大，给几千块钱把人打发走，有些企业不吃这一套，还与虞关荣大打出手过。

1996年底，原属萧山的西兴、长河、浦沿三镇从萧山划出，设立滨江区。